阿果利醉酒闯祸
1969年2月22日,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罗博抵达北京。3月初,当时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在北京台基厂国际俱乐部举行宴会,为罗博大使接风洗尘。阿驻华使馆参赞泽契·阿果利等使馆外交官员应邀赴宴。刚刚获得“解放”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要员均出席作陪。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作为东道主,姬鹏飞、乔冠华更是热情异常。嗜好饮酒、一向有“酒仙”雅号的乔冠华,即令在“文革”高潮中被迫在王府井卖造反派小报,仍不忘到附近僻静酒肆饮几杯啤酒,当然不会放过这开怀畅饮的机会。而姬鹏飞虽不善饮酒,但劝酒功夫一流。结果自然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了。罗博大使为人谨慎,喝酒时不敢造次,阿果利倒显得非常活跃,但他显然是低估了乔冠华的酒量,对姬鹏飞的劝酒也是照单全收,结果几个回合下来便跑到卫生间去了。我当时在主桌作翻译,不放心,就跟着过去。果然,阿果利在卫生间吐了。
晚上9点过后,宴会散场。步履蹒跚的阿果利走出国际俱乐部,钻进自己的小轿车。当轿车沿着东长安街行至灯光较暗的建国门外大街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国工人倒在了阿果利摇来晃去的轿车车轮之下。
姬、乔挨批
姬鹏飞的宴请活动以及阿果利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上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编辑对酒后驾车等要害问题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所以,周恩来总理一直不明此事的前因后果。
3月23日下午5时半,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罗博,对阿果利车祸肇事就事论事:“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在场担任译员的我内心很不平静。我认为,此事不仅人命关天,而且涉及两国关系,作为当事人和目击者,自己有责任向总理汇报实情。
我的情况汇报通过外交部值班室呈报周总理。获悉真相的周总理震怒,当即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当事人开会,狠狠地批评了姬、乔等有关负责人,并责成他们在一个会议上作深刻检查。
3月28日下午6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商谈阿果利参赞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的事件。总理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责任在我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外交部不要处分即将奉召回国的阿果利。但是,总理的种种努力没有成功。
总理温情感动阿果利
1969年5月1日,罗博大使来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活动,在他边上,我没有看见参赞阿果利的身影。从罗博大使口里,我获悉阿果利当天清晨就上了飞机,将取道上海,一天后换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飞机飞到欧洲,转回地拉那。我立刻将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总理沉吟片刻,立即下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在虹桥机场挽留阿果利夫妇;外交部即派乔冠华和译员范承祚飞赴上海,接待并陪同阿果利夫妇在沪、杭游览一周。
五一的当天下午,我陪着乔冠华赶到上海。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外事组组长的冯国栋在机场迎候我们,驱车到锦江饭店,会晤阿果利夫妇。听我们说明来由,特别是我们转达了总理的指示后,神色黯然、沮丧异常的阿果利夫妇感动万分,对周恩来总理充满了感激之情。
周恩来总理这一充满人情味的安排,使得灰溜溜悄然离京的阿果利的中国之别多少增添了几许亮色。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我和乔冠华与参赞夫人的合影,背景是美丽的西子湖。照片中的参赞夫人笑容灿烂。
一个星期后,当飞机载着阿果利在虹桥机场起飞的时候,阿果利的脸庞开始和天空一样,变得晴朗起来。
7年后,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而设立的灵堂里,闻讯前来吊唁的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司长阿果利和夫人在总理遗像前肃立良久,泣不成声。那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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