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法。我们不能搞这种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主席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
1958年3月29日(即成都会议结束后——编者注),毛主席乘“江峡轮”从重庆出发。随毛主席乘船的除了警卫人员和服务员外,只有田家英和我。我和田家英估计,毛主席意在畅游三峡,借以稍事休息,排遣一个月来连续开会的劳累。
30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冀。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成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
毛主席谈到,他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他特别称赞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他又说到,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毛主席又谈到在会议上印发的清朝末年有名的“苏报案”材料。他讲到,“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典,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毛主席说,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典、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毛主席在船上对这几位清末民初的政论家讲了这许多话,显然他在青年时期对他们印象甚深,也同他自己从办《湘江评论》开始一直写过许多政论有关。他更多的兴趣在于这些政论家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文风。
听了毛主席这一席话以后,我才开始留心近代报刊的历史,并陆续阅读了一些政论家的文章。
1958年武昌会议结束后的4月11日上午,毛主席叫田家英和我一起同他闲谈。毛主席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接着又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他又谈到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毛主席接着问我是不是广东新会人,我回答是。然后,毛主席就议论起梁启超来了。
毛主席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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