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天里，私塾里的人们都沸沸扬扬地谈论着来自山外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这件事使泽东终生难忘。泽东的朋友差不多都站在暴动者一边，但是，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对参加暴动的人们寄予同情，而没有看到这件事与自己的联系，“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泽东看到问题的更深一层：“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这些‘暴民’也是些和我家里人一样普通的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它的势力在整个湖南都很强大———因为地租问题与韶山的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恼怒的地主控告他的佃户们并用银元贿赂官府赢了这场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在一位姓彭的铁匠的率领下举行暴动，巡抚手下的官兵追击他们，迫使他们躲进了附近的浏山。这个地主到处散布说他们在揭竿而起之前曾杀了一名婴儿祭旗。哥老会的成员们很快被围捕了，彭铁匠被斩首。

    在泽东看来，《水浒传》里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重演。他听别人把彭铁匠称作“土匪”，在激动人心的小说里，农民起义领袖宋江也被称为土匪。同时，和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山成了庇护所。泽东和这件事还有另一重渊源，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不久，毛顺生也成了被造反的对象。

    在泽东17岁那年，时值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在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这个“大户”很难幸免于难，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村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精光。

    “我并不同情他。”泽东谈及当时暴跳如雷的父亲时说。他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那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这位少年注意到他的父亲越来越富有了。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泽东对他父亲做出这种骇人评论的全部内涵是：“我学会了恨他。”他已经把自己的少年生活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26年后，毛泽东在回顾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支持暴动者时说：“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可能是看到自己家受到了攻击，他感到震惊，也可能他是在以这件事来验证他后来的经验，就是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有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到1910年时，在进一步求学问题上，泽东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升温了。毛顺生打算让泽东到距韶山70多里的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没有强烈反对，他想，县城里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他真正想的是到一个教授“外国的”课程的新式学校去读书。他悄悄地、有礼貌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父亲只是哑然失笑，这伤害了泽东。在这之后，他与父亲有一段时间互不讲话。

    在母亲娘家那边一些亲戚的帮助下，泽东在湘潭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他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或者也许是因为他在湘潭遇到了经济问题。但是这半年的读书和与别人争辩，加之他在湘潭的见闻，使得泽东已不再是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宝贝儿子了。

    16岁的泽东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他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们和自己家的朋友们那里东借五块钱西借十块钱为自己的行动做准备。一天，吃晚饭时，他直直地看着父亲说：“我要到东山高小读书。”

    “你说什么？”毛顺生发火了。他对付这位任性的儿子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