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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妹深情回忆 侄儿侄女眼中的周恩来夫妇 |
2007-08-31 14:39:09 |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作者:秦九凤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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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团组织和学生会的一名干部。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由组织上保送到军事干校。
1950年我参军后,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受到了正规、系统的教育,思想认识和业务素质都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一直遵循着七伯对亲属的要求:不论任何时候,也不论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向组织上和他人暴露与他的这层关系。
1938年在汉口时,由七伯的同学和好友赵光宸等人提议,经我父亲和七伯、七妈同意,我和我妹妹保庄被过继给七伯、七妈作为他俩的嗣子女。而且还进行了磕头拜祖宗等一系列过继承嗣的仪式。仪式是在汉口大石洋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楼顶凉台上进行的。仪式结束后,七妈邓颖超还高兴地右手抱着我妹妹保庄,左手搂着我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本文整理者就此事曾询问过当事人赵光宸的长女赵忠绮,她证实确有其事,但是强调说,周恩来当时不在场)我的二哥保常、大妹保芳和赵光宸的两个女儿赵忠绮、赵忠绩等也都参加了那次合影。七妈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赵光宸的女儿赵忠绮也保存有这张照片。赵忠绮至今还记得我们兄妹过继的事。当时我和妹妹都还幼小,还都不知道过继之类的事。现在想来,七伯和七妈很可能是出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因为自解放后,我们兄妹多次和七伯、七妈见面、谈心,七伯、七妈还让我们去西花厅,和他们一起生活过,但他俩从没有再提起武汉过继的事。而我自从成长为一名普通革命者之后,似乎也明白了这里边的一些道理:当时处于全民族抗战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一边口头喊合作抗战,一边又千方百计地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以达到最终消灭的目的,因此他们不断开动宣传机器,胡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六亲不认”等等,造成国统区许多人对共产党人的误解。这样,七伯通过1938年的“武汉过继”到1939年的“绍兴祭祖”这两件中华民族的传统做法,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谣言,让广大国统区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更加有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因此,我在后来与他们的交往中,也从没有向他们提起过这件事,只是七妈曾在和我个别谈话时直接说过:“保章啊,我们不仅是同志关系,我们还是亲戚。”她是不是指的这件事我没有追问过,也没有必要去问。但是,也许正因为我和两位老人有这种“同志加亲戚”的特殊关系,所以受到他们更多的教诲和关心,这就足以使我终生满足。
特殊的奖品
1957年,成年后的我第一次与七伯、七妈取得了联系。从那以后,我给他们写信,他们也给我回信。回信通常是七妈写的,也有她的秘书张元、赵炜代她写的。这些回信共有50余封,绝大部分我还收藏着。我向他们写信时,除了汇报思想、谈自己的进步和人生之外,也告诉他们自己家庭情况以及个人的婚姻恋爱。从通信中,我发现七伯、七妈对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比较感兴趣,我也就经常向他们反映基层社会情况和人民的要求。我做对了的,他们就表扬我,我不对的他们也马上毫不客气地批评指正,慈严交加,谆谆教诲。七妈曾在我们周家亲属聚会时表扬我说:“保章能够做到思想全面,要求进步,很好。”
频繁的书信往来,拉近了我与七伯、七妈的感情距离,我对他们什么话都能说,也敢说。我在个人生活上遇到麻烦,七妈知道后,给我写信说:“青年人在恋爱的路上遇到波折,亦是难免的。把它当作经验教训,就可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七妈每次来信都是语重心长,可以说是既富人情又富哲理,于谆谆教诲中又流露着亲情。这样,我便萌生了要赴京探望二位老人的愿望。
1959年,也就是建国后我与七伯、七妈通信两年以后的9月4日,我忐忑不安地将想在国庆节期间进京探望七伯、七妈的信投进了邮筒,心里颇不踏实地等待着回信。整整16天,我终于等来了七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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