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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夕刘少奇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思考 |
2007-12-14 14:23:38 |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作者：任晓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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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一观点被写进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标志着党内在新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1949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视察天津城市工作时的多次讲话，虽然主旨在于防止过早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但仍然坚持已经形成的关于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或说基本矛盾的认识，“除开国外矛盾，单就国内矛盾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确是基本的矛盾”。《刘少奇选集》收入了一篇刘少奇1949年6月所写的题为《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文章，根据编者的题解，“这是一份党内的报告提纲”。而同一时期据《刘少奇年谱》记载，刘少奇“为准备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谈，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撰写报告提纲”。也就是说，这份提纲是为访苏、与斯大林会谈而作。其中讲到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刘少奇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
显然，从1948年9月到1949年6月访苏前，刘少奇在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并没有发生大的框架式的偏移和变化。由此看来，《报告》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与此前刘少奇对同一问题的认识是直接矛盾的。
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抵达莫斯科。对于1949年7月2日刘少奇的活动，《刘少奇年谱》记载：“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等问题。”7月3日记载：“接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 据师哲回忆，建议提交书面报告的是王稼祥：“王稼祥建议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上述材料表明，《报告》并不是事先准备好的，而是在王稼祥的建议下临时在莫斯科撰写的，毛泽东本人也同意刘少奇以书面的形式向斯大林报告中共关于新中国的建国构想。但从目前的研究资料来看，还无法断定毛泽东是否事前知道《报告》内容以及他的反应。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刘少奇没有直接沿用过去10个月的时间里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而是采取完全相反的表述，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的矛盾看作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新中国社会“主要的矛盾和斗争”，而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只是“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二
从1948年9月以来，刘少奇一直是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作为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观点的主要提倡者和诠释者，他的这一观点形成的依据主要是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和苏联过渡经验。
1949年2月3日秘密访问西柏坡的米高扬在同刘少奇谈话后给联共（布）中央的电报材料可以表明这一点：“刘少奇声称，他们将以没收官僚资本为借口去没收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私营企业的问题，则等到一二年后，他们制定国有化计划时再解决。”“刘少奇强调‘我们牢记列宁的教导：小资产阶级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源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具有时间的长期性和斗争的艰巨性这两个特点。我们目前也面临着列宁曾经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 对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和苏联过渡经验的参照，与刘少奇同一时期强调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实现工业化客观上形成了矛盾。这是因为，对于主要矛盾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党对于历史发展阶段的判断和政治任务的制定。如果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作为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党的政治任务只能是随之去解决这一矛盾，即通过消灭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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