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1），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我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2）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到茂名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

　　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那桩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有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的事。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3）。

　　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想不起还有哪位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的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对话”在当时给我的震颤。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哪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4）时，也是如此（在全国开展的对这部影片的批判，把我吓懵了）。记得那时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也会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上海话，意为：你怎么没进（监牢）去呀？］可是，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武训传》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

　　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5）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6）更常与阿丹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武训传》的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一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至今依然糊里马虎。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接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为庆祝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