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
“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大家几多不忍。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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