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右臂有伤，伸不直，在球台上不能左右兼顾，所以我们陪他打球，实际上就是给他“喂球”。球高了、低了、左了、右了，对他来说，都不太方便。我们往往向他正手偏中的位置送球。总理是横拍、直拍轮着打。开始，总理爱用横拍，他称之为“大刀”，推挡、削球、抽球，这些技术他都会一些，最擅长的还是吊球。总理吊球角度大，有些刁钻，猛然来那么一下，还真难接。有时我抢得先机，也吊他一下，他会不服气地说:“你还吊我？”他会猛然抽一下回敬过来。如果我们照顾他，总给他容易的球，他会不高兴，甚至埋怨:“这球太平了！”而他一旦击球失误，丢了球，也会惋惜地说:“唉，丢了一个。”总理很会捕捉机会，如果送上去的球恰到好处，他会有力地抽上一拍，或者大角度吊一下，让你失分，这时，他便孩子般地得意，高兴地叫起来:“哈哈，你输了！”我和总理打球时，有时穿布鞋，木地板上鞋底很滑，有一次接总理的吊球，不慎摔了个“屁股墩儿”，总理见状，哈哈大笑。当时邓大姐和在场的人也大笑起来。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看到总理开心，我也蛮开心的。为了不再出丑，我索性脱了鞋子，穿着袜子来回跑。    

    1969年在玉泉山，是我陪总理打球最多的时候。那时中苏关系紧张，全国备战，总理临时住在玉泉山，但各种会议和外事活动还是在城内进行，所以来回奔波，有时住西花厅，有时住玉泉山。我们秘书两头都要照顾，服务员和炊事员也分两边。本来人手就少，这样分成两摊儿，就更不足了。北京有家的同志，也不能回家了。那时路窄，从城里到玉泉山的路况也不好，走一趟大约半个多小时，最多时40分钟。总理从城里出发，警卫就给玉泉山上的值班室打电话，一是请大师傅起来做饭；二是告诉我们总理回来时，准备开楼的大门和准备送批的文件。每次我去开门，总理都让我陪他去乒乓球室打球。总理太累了，有两次深夜从城里回来，在我开车门扶他下车时，他顺势把左胳膊搭在我的左肩上，我用右臂搂着他的腰部，搀扶着他，慢慢地往乒乓球房走。老人家真是没劲儿了，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很勉强。他靠在我的身上，我们一步一步地向乒乓球室走，这三十来米的距离，我们走得很慢很慢，我尽量让老人家身体的重量往我身上倾斜……当然，这也因为到自己的家了，又是我这个西花厅最年轻的小伙子来扶他，不然，他是宁肯强打精神硬撑着，也不会这样让人搀着走的。    

    到了乒乓球房，他打起精神，玩了几下，驱赶了疲劳，然后又去办公室批阅文件。不是眼见亲历，谁能想到那么神采奕奕，那么风度翩翩的总理能累成这个样子，能累到这种程度！直到现在，每当我向朋友谈起这个情节，仍然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潸然泪下。    

    说起总理和乒乓球，还有许多事情可讲。中国乒乓健儿参加31届世乒赛时，就有好几个故事。这届世乒赛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从“文革”开始到1971年，我国已经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男女队的技术水平也下降了，能不能再创往日的辉煌，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总理也关注着这件事。体委的每一期训练简报，他都仔细阅读，有时还作出批示。记得他在一期简报上批道:“唐诚、赵正洪两同志并转乒乓球男女队员同志们:今晚读文件，读了以后知你们已开始准备，……你们不应有包袱，学好了，练好了就会轻装上阵。祝你们双丰收。”乒乓球队训练的时候，为了解情况，我和国务院值班室的同志还去国家体委乒乓球训练馆看过一次。徐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