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到的刘昌毅中将也有死而复生的经历。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被装殓于棺木。警卫员拿出将军生前用的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连长最喜爱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这时却突然发现将军的手指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拣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我至今仍清楚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杜义德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将军指着自己鼻翼上的疤痕,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接着将军强调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将军身上有9个弹创,鼻翼上的这一个“花生米”是最轻的一个。
开国将帅们经历了死亡的考验,而在以后的人生中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们比一般人更珍惜生命的质量,不但是战争的强者,更是人生的强者
正因为开国将帅们都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超常发挥。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人,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1936年冬天,国民党大举清剿陈毅元帅的驻地梅山,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明灯搜索。当时陈毅腿部负伤又罹病,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写下《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生死炼狱的考验,使陈毅元帅在人生旅途上,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遇大难而不惧,视艰险如坦途。“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毅元帅首当其冲遭受了冲击,但他毫不畏惧,谈笑风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1967年2月,陈毅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拍案而起,反对“文革”的一些做法。有人诗赞陈毅元帅:“就是到了地府,也要大战一场”。
1936年3月,余秋里中将率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激战中将军两次中弹,均创左臂,筋露其外,微微颤动。将军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两万余里,9月方实施截肢手术,从此断左臂。新中国成立以后,余秋里将军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率千军万马会战大庆油田,以断臂之躯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奇迹,也创造了他生命的辉煌。
左齐少将在1938年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战争年代,他用左手指挥打仗;和平时期,他用左手批阅文件;离休以后,他又用左手苦练书法,独创“左齐左笔书法”。
方强中将一生负过三次几乎致命的重伤,其中一块弹片在肺部留存了65年,直到78岁才动手术取出来。至今仍健在的方强将军数十年如一日,用高声唱歌把身体中的浊气呼出来,数十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写了《红军战士》、《为祖国而战》、《生命之光》等七本书。
罗瑞卿大将23岁时就经历过生死之劫。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一颗子弹从他头部靠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医生不敢动手术,后勤部门也做好了棺材,但将军还是站立起来了,连毛主席都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文革”中罗瑞卿将军失去了左腿,但并没有失去往日的倔强。1977年,罗瑞卿复出就任军委秘书长。将军复出后曾多次对夫人郝治平说:“光阴如箭,时不我待。从今后72岁要当个27岁来过。”1978年初,罗瑞卿将军向党中央写了出国治腿的报告。他曾听一位德国医生介绍,如经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他左腿的功能可以改善许多。但这种手术对一位70多岁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同年8月,将军不顾家人劝阻,毅然决定出国治腿。将军说:“我一生摸过多次阎王鼻子,每次去报到,他都不要我。这次他也不会要我的。”1978年8月2日,在波恩的一所医院,手术顺利完成,但由于突发心肌梗塞,将军却永远地倒下了。此时,离将军出任军委秘书长职务正好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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