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血与火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人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不断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展开不懈斗争，最终把自己淬炼成为领导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先锋队。长征岁月，朱德要解决的不是“怎么走”，更不是“跟着走”，而是怎样弥合党内分歧，团结同志跟着中央“一起走”。朱德的长征经历，让我们见识了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贞纯洁的党性。 ————题记

    遭遇疾风苦雨

    九月的阿坝让人摸不透脾气，晨雾、骤雨忽来忽去，阴晴时时变换，还有那令人难以适应的气温，夜晚如冬季般阴冷，低至4、5度，甚至在草地上结上一层霜，白天却达十几二十度。这种天气，常常令人不禁打个冷战。不过，1935年9月15日阿坝的格尔登寺却笼罩在一片喧闹不已的紧张气氛中。

    张国焘正组织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红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会场内激动不已的人群中，朱德稳稳地坐着，无论他人横眉以对，还是恶语相向，他总是安如泰山。

    如此紧张喧闹的氛围，正是张国焘挑起的。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就力主南下，与中央北上的战略相对立。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北上的决定，中央率一方面军北上后，张国焘故意延宕，进而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8月3日，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右路军穿越茫茫草地，抵达四川班佑、巴西地区，而张国焘拖延执行中央决定，在行军中以噶曲河涨水不能徒涉架桥为由带军返回阿坝，并于9月9日致电中央，坚持南下主张。9月10日，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中央决定率右路军中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

    张国焘存分裂之心，借此机会在广大四方面军干部中大造反对中央的舆论。在格尔登寺的会议上，他首先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继续鼓吹南下。在他煽动下，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口出不逊，起哄围攻身在左路军的朱德。

    朱德早已准备好面对这一切。

    对张国焘的企图，朱德了然于胸：张权欲薰心，与中央会合后，一心想争官位，而对于战略前途，却又悲观失望，企图躲避战争。正是如此，他对张国焘态度坚决，当张国焘提出噶曲河涨水不能徒涉架桥的托词后，他亲自派人勘验，证实部队可以通行，因此一再要求张国焘渡河北上；张不顾反对，率军返回阿坝之后，朱德断然拒绝张国焘要他撰文反对北上的要求。

    朱德清楚张国焘的手段。张刻意在四方面军中制造与一方面军的纠纷，挑起不满情绪，担任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的原一方面军干部陈伯钧对张国焘等人的“过火态度”“深为愤慨”，在9月7日的日记中自述：为此“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随即向张国焘说理，要求“采取有效手段”解决分歧，并向朱德、刘伯承倾诉，要求调动工作。但9月14日，陈伯钧被安排上调至总部，却不准带一点东西，“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张国焘的做法就是，不服从，就整你。

    朱德忧虑的是四方面军这支队伍，张国焘一切都从个人出发领导四方面军，使得四方面军党的组织涣散，军事力量削弱，中央北上之后，他们受张国焘蒙蔽，对中央不满，但这批干部战士也是党的队伍，还有编进左路军中的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怎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呢？

    怎么办？朱德告诫陈伯钧，“镇静、冷静，详细观察事变进展”。

    因此，在格尔登寺会议上，面对不明真相人们的起哄，要求朱德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不予理睬。张国焘挑衅道：“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绵里藏针，从容回答：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民族危亡关头，红军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有人冲着朱德喊道，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朱德静如处子，无论对方如何施加压力，甚至恶语相向，他总是一言不发，等对方骂完，再不慌不忙同他们讲道理。

    始终赤胆忠心

    张国焘分裂步伐越走越远。格尔登寺会议之后，张国焘在9月17日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率军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还要求朱德表态。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宣布“中共中央”的名单，其中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此刻，朱德处境之难，无以言表。不过朱德已不止一次面临过这种似乎毫无希望和出路的境地。当时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遭遇重大挫折，朱德、陈毅率1500余人转入赣南地区，部队与上级失去联系，敌人重兵跟踪，给养严重不足，如此重压之下，甚至有人提出解散部队，南昌火种有熄灭之势。危难时候，朱德如定海神针一般，在部队整训中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号召“要革命的跟我走”，以十月革命前的黑暗教育大家，坚信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在日常行动中，他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革命方法，时刻鼓舞士气，最终赢得了全军对他的信任，把部队带出了绝境。

    这一次，朱德定力依旧。他与刘伯承住在一起，一度如软禁一般，随时可能遭遇不测，不过他看淡生死，心忧全局，对刘伯承说：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于是，张国焘越是分裂，以中央自居，朱德越强调团结，凝聚人心，朱德相信，只要是革命队伍，总会走到一块的。

    当此之时，极其痛苦的还有原一方面军指战员。面对张国焘对中央的污蔑和分裂行径，有的指战员提出要北上，找党中央；有的提出张国焘要阻拦，就跟他干；还有的人迷茫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朱德懂得大家的委屈与忠诚，他对大家娓娓道来：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大家是阶级兄弟；要搞好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搞分裂的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在张国焘秘密杀害一方面军胡底同志后，朱德一再嘱咐相关同志，不要闹，不要性急，斗争是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当朱德得知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被关押、迫害时，总是挺身而出、坚决维护，保护了廖承志、曹里怀、彭绍辉等大批同志。

    其实，朱德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精髓就是“团结”二字。10月，南下红军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朱德被派到前方部队，在前敌指挥部与徐向前共同指挥作战。朱德态度磊落，提出部队既然南下，就应当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他不当“空头司令”，积极行使职权，了解敌情，研究部署，共下决心；他毫无保留，没有一点私心，与徐向前等交流川军“惯打滑头仗”的特点，提出要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连续作战期间，朱德就像当年在中央苏区带部队一样，拿起手中笔，撰写并发表《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等一系列文章，对成功的战役不吝褒奖，对出现的问题细致总结，利用一个又一个范例对军事原则详加阐述，对指战员们进行战略战术的具体指导。从10月至翌年2月，朱德与广大指战员休戚与共，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共同经历了初期的胜利、百丈决战的失利、直至最终不得不撤出天全、芦山地区的整个过程。

    这一时期，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朱德总是在忍耐中尽量发挥作用，哪怕是翻越雪山党岭时，也从不使用坐骑、担架，而是在步行、休息中与指战员们讲故事、话革命。南下的挫折与失败固然使四方面军损失严重，但同时也使大家信服了朱德，领悟了毛泽东“南下是绝路”的英明论断与南下的错误，这正是朱德一点一滴的努力、身体力行的作为争取的结果。

    终究拨云见日

    朱德不仅仅争取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的人心，同样也耐心地争取张国焘。即使张国焘挂上了“临时中央”的牌子，走上了分裂的道路，朱德仍然一边与他商量军事行动，一边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地规劝张国焘。

    张国焘想让指战员们在分裂问题上争论、打架，借机树立个人独裁，朱德坚决制止，但理直气壮，“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张国焘见朱德言之有理，不得不停止了这个做法。朱德抓住张国焘另立“中央”问题不放，但注意方法，他耐心地规劝张国焘，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顾忌朱德的意见，不敢在分裂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多年之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没有继续纠缠于分裂活动，因为朱德要求他“留下转圜余地”。

    转圜的时机终于来临。1936年1月24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从陕北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要求张国焘成立西南局。共产国际的态度使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独角戏再也无法表演下去，四方面军广大干部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决定，朱德、刘伯承抓住机会，劝说张国焘服从党中央领导，张国焘不得不接受以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的过渡办法，并在2月同意了朱德等人提出的北上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