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边区政府采取减租减息、发放贷款、开源节流、精兵简政等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推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据统计，从1940年到1944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1400万亩，产粮200万石，较1938年年均增加50%。到1945年，农业上实现了“耕三余一”和“耕二余一”；工业上，产品从半自给走上了全自给的道路；商业上也出现了日益繁荣的景象。大生产运动的巨大成果，解决了边区“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的问题（《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使边区掌握了足够的物资，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现象，为边币币值稳步提高，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944年，边币发行增加2倍多，但物价上涨只有1倍多，边币又进入到相对的稳定时期。

    保持稳定是重要目的

    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货币金融思想。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要保持汇率的稳定，纸币发行要有准备金，要有适当的贸易政策作后盾，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37页），“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银行币稳定”（《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因此，边区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结合边区实际，灵活机动地开展金融工作。当边区物资缺乏时，物价上涨，就适当地降低边、法币比价，使法币升值，便利物资进口，物资进来后，物价跌落，又适当地提升边、法币比价；当边区不缺乏物资时，就适当地提升边、法币比价，使法币贬值，择机扩大边币的流通范围，促进边区金融稳定、边币稳定。但是，作为交换媒介，法币有优于边币的地方，边币是“短腿”，法币是“长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金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2页），法币不但是国统区的法定货币，而且还占有边区65%的市场。政策上，边币要独占边区市场而成为边区境内唯一合法的流通工具，但事实上，边区受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不足的影响，又不能完全排除法币，并在对外贸易上将边、法币联系起来，形成了特殊的边、法币同时流通状态和复杂的边、法币关系。

    边币发行初期，特别是光华券辅币发行时期，边、法币的比价基本固定在1：1，物价基本稳定，与国统区物价相应变化。1941年2月，边区银行币主币发行，边、法币的比价和边区的物价就逐步发生变化，不久就出现金融动荡和通货膨胀。1941年5月，边区第一次出现金融大波动，延安物价指数甚至一度超过重庆，造成边、法币比价下跌，达到2：1。为支持抗战、支持财政、支持经济发展，边区仍旧加速边币发行。从1941年2月到1944年6月，在不到三年半的时间里，边币就增发787倍，延安物价同期上升817倍（高强：《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边、法币比价由1941年2月的1：1跌至1944年2月的11：1，结果造成边区物价飞涨，法币大量外流，边币迅速贬值。

    面对因边、法币独特复杂的货币关系而产生的颇为奇特的经济现象与金融动荡，一些经济方面的专家存在严重的金融本位主义、货币保守主义倾向，脱离实际而又无法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他还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还没有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第813页）。当时主持边区财政金融工作的陈云认为分属于两个不同经济体系的两个不同货币体系的边、法币之间的货币关系是“七分服从，三分独立”（《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页）的关系，在战时经济下，货币对物品的购买力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法币的涨跌必然会引起边区外物价的涨跌。这就是说，货币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金融稳定只能稳定在比价上，而不能稳定在物价上，如果想通过给边币升值的办法来维持边区内物价的稳定，就会“打了我们自己库里的法币”（陈云：《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日）。因此，为了重振边币信心，打击法币，整理金融，做到在扩大发行的同时又不会引起金融和物价的波动，陈云就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以发行商业流通券替代边币，最终使边、法币比价重新稳定在1：1左右，使边区物价重新趋于稳定，取得了边、法币斗争的完全胜利，“创造了中外战时财经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