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谈话，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新华社发

    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金融问题，把货币政策作为“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把“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作为“我党的重要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3页），在开展“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的同时，大力开展“经济的竞赛”，“努力于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4页）。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政府成功地运用毛泽东的货币金融思想，摆脱了国民党和日寇的金融掠夺，摧毁了旧的封建主义货币金融体系，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货币金融体系，使边区成了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示范区”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试验区”，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和解放事业。

    独立自主是重要前提

    银行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也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经验表明，在夺取政权、建立政权之时，就必须夺取银行、建立银行，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经验教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假若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从巴黎公社的失败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认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而对于外国资本的进入，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银行、投资和放款，他则认为，这“不仅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不久，边区政府就在充分吸取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银行、利用银行的思想基础上，突破合作协议中国民党不同意边区设立银行、发行货币的局限，相机行事地建立了边区银行，牢牢把握“边区金融问题的中心就是边币问题”这一核心，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之间的特殊关系。当货币兑换出现问题时，边区毫不犹豫地发行辅币——光华券；当国民党停发军饷时，党中央授权边区银行发行主币——边币，断然决定停用法币，切断与法币的联系，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保护边区经济的安全稳定，使边区人民免受法币贬值的损失。边区党政军多次发出训令、快邮代电、火急密电等，一再重申“畅流边钞、禁用法币”的政策，使边币牢固地占领了边区市场，也扭转了边区金融工作的被动局面，摆脱了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金融控制，保障了边区经济工作的金融安全，赢得了边、法币斗争的主动权，达到了以经济上独立自主支持政治上独立自主的目的。

    经济发展是重要基础

    一般来说，两个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发生经济联系时，经济力量较弱的一方需要从经济实力较强的一方输入必需品，如前者的输出抵补不了输入，则前者对后者存在着经济上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既表现为经济实力强的区域流通的货币在经济实力弱的区域内流通，又表现为经济实力弱的区域必须从经济实力强的区域输入商品。

    延安时期，针对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并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重申“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页），并明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认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同时，还批评一些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1—892页）。这些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货币的发行应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