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一贯虚心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不管是反映情况、倾诉苦衷、提出建议,也不管讲得正确与否,他总是耐心地听完。而在听取意见的过程中,他善于提出问题,启发对方打开思路,并帮助和他谈过话的干部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
本文所记载的就是他做思想工作的几件事。
他的作风教育了每一个干部
有一次,秘书师哲反映一个问题,任弼时细心地听着,在某一点上师哲讲得有些偏差,他立刻予以纠正。这时,师哲才知道他所反映的问题任弼时是完全了解的。于是,他好奇地问:“既然对我反映的问题完全了解,为何还要听我的汇报呢?”
“你兴致勃勃地反映情况,我怎能给你浇冷水呢?”任弼时笑着回答。
“你能耐心听,这使我很感动,但却耽误了你的时间啊!”
任弼时解释说:“听取下级汇报,反映情况,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之一。”
听了这句话,师哲深受启发。后来他很有感触地说:“正因为弼时善于同干部、群众商量问题、征询意见,采纳别人的建议,所以他的指示和意见较易得到贯彻执行。”
叶蠖生也曾在任弼时身边工作,他在回忆文章中记载了类似的一件事:
有一次我和弼时同志谈起边区机关和部队中存在的缺点,他一言不发地倾听着。我以为这一定是我提出的材料很深刻,很新鲜,才引起他的注意。等到我谈完之后,他一条条分析给我听,哪些缺点已经克服了,哪些缺点在不得已情况下无法立即克服,只能等待时机成熟,才能完全纠正。这时候我才发现他知道的比我更多。他如此倾听,并不是因为我所谈的材料新鲜和深刻,而是对下面同志提意见的一种鼓励。假如他不愿负担这种不必需的额外工作,他满可说一声“我早知道了”,来打断我的谈话。但他不这样做。
他的话让人心服口服
长征途中,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任弼时与红四方面军前敌政治部主任傅钟进行彻夜长谈。为了不影响战友的休息,他们走出帐篷,来到一块高地。任弼时讲述了二方面军的艰难行程,也肯定了四方面军做得好的地方,接着,他严肃地批评道,你们送来的小册子,公开宣传同党中央的分歧,说中央红军“不辞而别”,这样的内容有损于团结,有损于中央的威信,为什么还散发?
随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问:“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
傅钟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
任弼时十分惊讶。
傅钟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
任弼时就让傅钟将他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
任弼时听罢,严肃地问:“中央有没有北上的决议?”
“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这一问,一针见血,戳中傅钟的要害,尽管草地的清晨格外寒冷,内疚之情仍令他直冒汗。关于制定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其中有两个会议,傅钟也列席了,但却没有执行和维护它。
见到傅钟开始认识到错误,任弼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要他在天亮后到总司令部机要室看电报,并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看过电报,傅钟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中央一直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对争取张国焘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而这些重要信息都被张国焘封锁了,如果不是任弼时的点拨,自己仍然被蒙在鼓里。
第二天晚上,他们的谈话继续进行,任弼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听了这话,傅钟心服口服。
他的批评,让人感受到巨大的震动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一举歼敌6000余人。这一胜利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23日,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赶到会场,表示祝贺。
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使中央纵队的处境大为改善,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高涨。但最棘手的问题却依然存在,那就是缺少粮食,饥饿困扰着每一个人。毛泽东、任弼时等也和当地农民一样,只是吃米糠、秕谷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熬成的“钱钱饭”。警卫战士每人每天只有半斤黑豆,哪里够吃?何况,大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小伙。为了维持生计,前线司令部下令杀马吃肉。
自从允许杀马充饥后,中央纵队的战士在战场附近拣回两匹受伤的骡马,并宰杀了。在梁家岔住了4天之后,部队又出发了,战士的干粮袋,增加了新的内容,鼓鼓囊囊起来。任弼时发现这种变化,马上找到手枪连连长高富有,问:“你们手枪连有没有拣回马来?”
“有。都是没有人要的,本来想送回去,可也不方便,喂养吧,也没有饲草,没的办法,就杀了一匹。”
“吃了没有?”任弼时认真地追问着。“吃了一些,还剩下一些。”高连长如实地回答。
任弼时严肃地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一切缴获要归公吗。战场上的任何物品,任何东西,都不能变成个人的,也不能变成小单位的。你们的口粮是少了点,不过,平均起来每人也有半斤,比前方还是强多了。”
听到任弼时的批评,高连长感到很惭愧,同时受到巨大的震动。他与同志们一合计,大家一致同意,把那匹没有宰掉的受伤马和那些还没有吃掉的马肉一起送了回去。
这段时间是转战陕北中粮食最为困难的时期,由于任弼时及时的思想教育,机关人员与警卫战士再也没有发生违反纪律的情况。
他的话,拨亮我们心中的一盏灯
1946年的春天,中共华东局领导委派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等几位负责青年工作的干部,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任弼时在杨家岭中央青委机关听取汇报并参加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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