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伯说，噢，是这样。然后又问我：“迪化”这两个字，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说，迪化的“化”应该是同化的意思。因为迪化是在新疆嘛，我马上联想到，新疆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区。但是对这个“迪”字，当时我没来得及深想。七伯听了还是很高兴，鼓励我说：哎，你这个答得不错。伯伯就讲，“迪化”，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是过去对我们少数民族的一种不尊重，对新疆要“启迪”，“同化”。

    七伯接着又问，你能举出多少像这样的地名，就是类似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或侮辱性的。我和在军就边想边说，回答七伯的提问，伯伯在一旁也帮我俩提醒，帮助凑。比方说“绥远”，原来有个“绥远省”。比如说“镇南关”，当时已改成“睦南关”。比如说“安东”，改成“丹东”。还有“抚顺”、“安塞”，等等。类似的地名，当时一起凑了不少。七伯就讲，你看，我们过去大汉族哇，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有的现在都已经是国家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各个民族之间都是一律平等，各个国家之间也都是一律平等。

    平时跟七伯、七妈在一起谈心，他俩都是以这种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晚辈，总是针对现实的问题，深入浅出地给我们以教育启发。

    再一个例子，七伯有着高度的原则性，对待和处理任何事情，旗帜都非常鲜明。在伯伯那儿谈话，他对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分得一清二楚。他可以听我们汇报工作情况，他也借这个机会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从来不会轻易表态，更不准我们传达他的意见。这是一个原则。这个道理我们也都明白，从来不给七伯转信或传话，这是纪律。

    但是，也有一次例外。这是1955年，我还在重庆工作，有一次到北京来汇报有关肃清反革命运动的情况。当时，开展肃反运动是必要的，但也存在打击面宽了的问题。这一点我是后来才明白的。那次来京汇报中间，去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伯伯听我说起是来汇报“肃反”的事情，神情一下子变得十分专注。他问我：你这个单位的运动进行得怎么样，查出一些什么问题？因为我是专程来总后勤部汇报这件事，所以回答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单位查出了多少名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等等。七伯听后，马上就说：这里面有问题。他问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单位，我回答是个军级单位。伯伯就说：一个军级单位，何况是部队，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反革命，不可能有这样多的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这可是关系到很多人政治生命的大事。他接着说，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们单位的领导同志，就说是我的意见。我回到重庆后，立即向本单位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汇报了，这位领导同志名叫卢南樵，后来担任过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当时我向他汇报说，周总理有这个指示，听说我们查出了这么多反革命，有这么多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总理说，不可能那么多，打击面宽了。卢南樵同志十分重视，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周总理的指示，并当即采取措施贯彻落实，如实纠正偏差，保护了一大批人。

    这个例子说明，伯伯历来关心和爱护所有的人。正如我们后来在一首歌中说的那样：“把所有的爱装在他的心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这样。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含糊的。

    （作者系周恩来侄儿，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