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的朋友遍天下，他与我父亲（岳父）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具传奇色彩的。

    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生于1904年2月。1930年初，张冲担任国民党“中统”的前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是这个特务机构的二号人物。

    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出了叛徒顾顺章，他供出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地址，还供出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活动方式和经常藏身的地方。当时，张冲奉命立即赶往上海搜捕，准备把共产党中央一网打尽。幸亏国民党中统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秘密党员，他截获这个秘密情报后，抢先一步通知了中共中央。周恩来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立即与陈云商讨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神速、果断、干净利落地处置了一切，使张冲处处落空，没抓到一个人。

    组织上消灭不了，要设法在舆论上搞臭。于是，张冲又生一计，1932年2月，他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调查员黄凯合谋，炮制了一个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报纸相继刊出，企图用这个谣言制造“骨牌效应”，诱使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叛变。

    其实，周恩来当时并不在上海，他早在2个多月前就已机敏地摆脱敌人追捕，到了江西苏区。所以，中共上海地下党立即识破了阴谋，及时给予反击，在《申报》上迅速作出辟谣举措，张冲的阴谋没能得逞。中共中央在2月下旬，还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公告，揭露此事“纯系国民党的谣言”，为周恩来作出公开澄清。但这一事件后来在“文革”中成为江青一伙诬陷周总理的“重磅炮弹”。

    1935年11月，张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西安事变后，张冲更受蒋介石的重用，奉派到西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与周恩来之间的直接交往。

    周恩来曾说：“我认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到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从西安开始，到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张冲和周恩来前后进行了五轮谈判。他陪同周恩来“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面见蒋介石，为抗日救国大计奔走操劳。他和周恩来虽然政见不同，但为共赴国难，能够摒弃前嫌，存异求同。

    周恩来与张冲的性格非常相似，两人都善于辞令，富有外交才能，都是既着眼大局又关注细节的谈判高手，用心缜密，善于借助各种合力来促成谈判。人的性格和品行，智慧和魅力，往往会在激烈冲突的时候，最能毫无遮掩地展现出来，让对手一览无余地看透心底。张冲正是在和周恩来的激烈冲撞与交锋中，逐渐估量对手，认识对手，发现在对手的身上，也有着自己所欣赏和认同的品质：为人诚恳谦和，处世认真有信，报国尽忠有恒，谋事才智过人。因此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建立起日渐深厚的友谊。

    张冲从周恩来的身上，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所以他后来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还说：“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作则兴，不合则亡。剿共剿了十余年，民力、财力耗尽；村舍为墟，民不聊生；外债高筑，国际地位日落千丈，如再打下去，恐难免被日本蚕食俱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明知接受共产党提出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会遭到总裁的谴责，但念民族垂危，国将不国，如果有一点机会能挽狂澜于既倒，我当好自为之。至于个人的利害得失，非所计也。”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张冲和周恩来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竭智尽力调合谈判的条件：有时还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难处，想法提出善意的建议，推进问题的解决。1937年3月1日，张冲曾向周恩来建议，中共可通过蒋经国的关系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认为是个好主意，当天就电告中央，建议从速与共产国际商量。后来协力促成蒋经国回国。在谈判取得初步成果后，双方对共同宣言的发表方式又产生分歧。张冲提议派遣一个中央视察团，对延安等红军辖区进行调查了解，以此缓解僵局。周恩来赞同，但认为这一个团应改称为考察团，以示平等。经协商认同后，他们精心组织，促成了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考察团对延安等地的访问。这是国共内战十年后，国民党第一次正式实地考察中共和红军辖区。双方通过增进理解，营造合作氛围，对和谈起了促进作用，留下了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由于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判的成功，两党重新携手，二次合作，并肩投入了壮烈的抗日战争，周恩来与张冲为此做出了杰出贡献。

    1937年8月初，鉴于抗战全面爆发的紧急形势，为寻求国际援助，张冲奉蒋介石之命，接受了与苏联进行军援谈判的任务；与中共谈判的后续事务，转由康泽接管。康泽是复兴社有名的十三太保之一，对中共怀有敌意，在谈判中经常为难找茬，与张冲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周恩来感慨地说：“国内团结少先生参加者却近半年，接替之人竟至一翻成议，肇成以后纠纷不解之局。”周恩来对此感触至深，“引为憾事”，更觉得张冲“一身关系之重”。

    张冲赴莫斯科谈判之前，曾与叶剑英商量，希望中共派人同行，后来因故未成，又请叶剑英代为联络，安排他在西安与周恩来见面，请周恩来介绍他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见面。张冲到西安后，得到周恩来的帮助。周恩来给了张冲一张名片，并与博古一起在上面写一句介绍语：“张冲先生奔走国共合作工作，卓著功勋，请以同志关系接待。”张冲凭着这张名片，后来在莫斯科与王明会见，为实现与斯大林的直接会谈，起了促进作用。

    当时，国共关系经过短暂的蜜月期，由于国民党背信弃义，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周恩来在重庆就国共在华北等地的军事摩擦事件，几次与蒋介石交涉无果，准备返回延安与中央研究解决办法。1939年6月18日早上，周恩来准备乘飞机去西安。当他在邓颖超、叶剑英、童小鹏等人陪同下，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却受到阻拦。检查人员一定要周恩来出示离境证明才予放行。正在争执时，恰巧张冲送一位客人来到机场，得知情况后，张冲请周恩来等人稍候，由他去想办法解决。张冲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官邸，经他说明情况，终于拿到准予放行的手令。再回机场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叶剑英等十分高兴，连连道谢。在场的童小鹏恰好带着相机，为他们拍摄了几张合影。当天的飞机延至中午才起飞。张冲一直把周恩来送上飞机才离开。

    周恩来回延安后不久，因坠马折臂，在延安治疗效果不佳，中共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医治。为解决出延安的交通困难，叶剑英和陈家康在重庆找张冲接洽，希望国民党方面能派飞机把周恩来从延安接到兰州，然后搭苏机赴莫斯科。张冲联络安排，帮助解决了这件事。

    在这之前，周恩来在2月上旬碰到一个难题，也因张冲的协助而解决。当时，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和项英在工作上产生分歧和矛盾，叶挺要求辞职，回到了重庆。为妥善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去皖南调解。然而，当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向蒋介石请假离重庆时，却未能获准。周恩来转而向张冲求助。张冲给他出主意，建议周恩来以回浙江绍兴老家祭祖为由，向注重孝道的蒋介石请假，然后顺道去皖南。此招果然有效，于是周恩来便有了1939年春天在抗日烽火中的东南之行。他在悼念张冲的文章中说：“民二十八年春，我有江南之行，是夏，复北返延安，均赖先生助其成。”

    1941年8月11日，张冲不幸在重庆逝世，年仅38岁。周恩来闻讯极为悲痛，他亲致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短短十个字，一个问号，一个感叹号，饱含深意和深情。周恩来当时还电告中央，建议捐款3万元资助张冲追悼会，以表明中共的态度。后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都致挽联哀悼。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7人联名的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国士无双，斯人不再；九原可作，万里相招。”

    当年11月9日，张冲追悼会在重庆隆重举行。蒋介石表情肃穆，到场祭奠，会场内挂出他亲笔写下的挽联：“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等率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人员前往吊唁。周恩来含泪致辞，沉痛哀悼，还在当天《新华日报》头版发表亲自撰写的《悼张淮南先生》作为代社论。这篇2200多字的悼文，充分肯定张冲“奔走团结勠力御侮”的历史功绩，称赞他“不愧为国家民族之栋梁”。文中说：“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精神，犹照后人”；“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周恩来在这篇文章中，还详尽记述了他和张冲从相识到相知的经过，充满真挚的情感。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致辞时，说到动情处，几度哽咽。他说：“先生虽非决最后大计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劳，已匪异人任了。”他感叹道：“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精神，犹照后人，必有许多继起者补其岗位，替其职守。这是我们最所企祷，也是全中国人民最所热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