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父亲老舍和周恩来是同一辈人。很多人问周恩来高寿，周恩来一般这么回答，他说：“我和老舍、王统照、郑振铎同庚”。

    周恩来喜欢同文艺界的人士交朋友，和其中的很多人是生死之交。我父亲与周恩来相识是在武汉。那时抗战刚刚开始，要组织一个文艺界抗战组织。根据现在了解的情况，是周恩来找冯玉祥商量，到底全国统一战线文艺家的组织由谁挑头比较好？周恩来建议不要让郭沫若和茅盾出面。最好另找一个人，这个人党派背景比较弱，但要非常爱国，文学上又很有造诣。冯先生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就推荐了我父亲，说他一个人拎着一个小箱子刚由济南逃出来抗战，而他的家小又留在济南。是否可以请他出来主持这个事情？周恩来欣然同意。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是现在的文联和作协的前身。

    大家一致推荐我父亲担任总负责人，当时不设主席，设立了一个总务部，主要是怕国民党当局派人抢占这个位子。总务部对外代表文联，对内管理会务，大家选举他。从那时候起，由他连任这个职务，一直到抗战结束。

    成立大会在武汉总商会举行，周恩来出席并作了一次讲演。讲演非常生动。我父亲对成立大会还有记述，说周恩来讲演时，突然提出他要早一点退席，说是自己的父亲也由乡间逃出来了，今天就到武汉，他要去接他。这件事说明全国的老百姓都受到日本的侵害，全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据我所知，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到周恩来。

    由那个时候起，我父亲就非常崇拜周恩来，一直到解放后变成他最崇拜的一个人，最喜欢的一个人，提到的次数也最多的一个人。其中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事情是，周恩来召唤我父亲从美国回国。我父亲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与曹禺先生到美国讲学去的时候，周恩来还在重庆。我父亲去同周恩来告别同时请示他：我们该不该去？去了注意什么？周恩来搞了一次小型欢送会，请了许多人给他俩送行，还讲了许多话。

    我父亲走了以后，国内进行了解放战争。到1949年6月，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会合在北平，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推选第一次文代会的主要领导人时，周恩来就讲，现在缺一个人，这个人是老舍先生，他在纽约，咱们想办法把他请回来。

    在周恩来的授意之下，当时大概有二三十位知名文艺家，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就联名写了一封信，邀他回国。这封信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转到纽约，送到我父亲手里。

    我父亲接到这个邀请以后，立刻回国。当时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刚刚开刀。他忍痛秘密地赶回来，但没有赶上开国大典。

    我父亲1949年年底回到北京。1950年年初，在北京饭店举办了辞旧迎新的作家会议，周总理出席了这次聚会。这次聚会是为了欢迎我父亲归国。当时我父亲就住在北京饭店。周总理还上楼到他的房间去看他，两个人叙旧，非常高兴。周总理说：“你现在有了用武之地，你又是北京人了。”

    因为我父亲出生于穷人家庭，他对这个新的政权非常喜欢。所以，有一种狂喜的感觉，他立刻投入歌颂新政权的文艺创作中来。1950年他写的第一个剧本《方珍珠》，送给中国青年艺术节去演。紧接着在同一年，他又创作了《龙须沟》。《龙须沟》实际上是周总理点的题，他还告诉人民艺术剧院的李伯钊，你记清了，老舍写的这个剧本，非常生动，为什么穷人喜欢这样一个新的政权，通过故事告诉大家一个浅显的道理。

    我父亲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很快写出本子。写出以后，周总理非常高兴，他喜欢这个本子，就请焦菊隐出来导演，一批年轻的演员来演。这些演员现在都是有名的演员了。演出以后，效果非常好。

    全国开始演这个戏后，周总理就推荐毛主席看这个戏。毛主席一般喜欢看评戏、京戏、梆子戏，看话剧比较少。但周总理还是推荐给他，说这个戏你得看，这个戏好。所以在中南海为毛主席、朱老总等中央领导人专门演了一场。在演出之前，周总理专门把我父亲介绍给毛主席，说这个戏就是他写的。其实我父亲和毛主席在延安见过面的。这个戏最后使我父亲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周总理是极力支持这个戏的。他建议周扬写一篇文章来表扬我父亲。文章的题目就很有意思，《向老舍同志学习》。事后全国的大文艺家都向老舍先生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老舍先生的文艺贴近社会主义的生活，贴近老百姓。

    这个戏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告诉老百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很快地掌握政权，不仅掌握，而且巩固下来，就因为它替老百姓办事。周总理看到这个价值，就大大地表扬他。

    从这以后，周总理经常给我父亲出题：“你要写个什么”。这个成了我父亲的口头禅，说，周总理又给我点题了，让我写个什么什么。他差不多一年写两三个，他进入自己的创作旺期。

    在“三反”、“五反”时，周总理给他点了一个题，说：你要配合“三反”、“五反”写一个话剧，这个话剧很需要。这个题目很难，一般地讲，写作的时间与所写作的对象，要拉开一定距离，而这个“三反”、“五反”运动刚开始，周总理就给他点题了。所以他写得很苦，大概前后重写了10次。相当于写了10个剧本，整个剧本的手稿大约两打厚，现在《春华秋实》手稿摞起来特别厚，的确相当于写了10个本子，用了10个月，费大劲了。

    经过10个月，“三反”、“五反”运动就结束了。周总理就把他叫来，说，我要给你详细地讲讲我党的政策，你再改一遍。我们党已经形成完整的一套周密的政策，这些你还不懂。

    周总理非常细致，他事先到剧院把这个戏又看了一遍。看完以后，把导演找来，把主要的演员找来，把次要演员也找来，个别谈话。他问演资本家的演员：“你演这个戏，自己感觉怎么样？别不别扭？”小演员说：“有点别扭”。他就收集了这些反映回来，说，这个人物不行，那个人物不行，那个人物应该怎么改，我们的政策是怎么回事。包括很多细节，穿什么服装，用什么道具，还有音响，他都在行。

    有一次，我父亲给人艺写了一个戏叫《女店员》，歌颂在“大跃进”中家庭妇女走出家门离开锅台，到社会上去服务，当了售货员，气象很新。这么一个喜剧，那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周总理带着财政部长李先念去看，说这个事是你们财政的事。看完以后，很喜欢，说今天得照相。上台照相的时候，他不坐在中间。他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把戏中的几个老太太找来坐在中间。”他跟李先念、导演、编剧全在边上，合了一影。

    《茶馆》是一部很有意义的戏，当时是很有争议的，幸亏周总理出来，保了这个戏。因为当时“左”的思想已经出来了，看不上这个戏，觉得这个戏怀旧呀！没有红线呀！没有革命呀！不喜欢。但是演员喜欢得很，观众喜欢得很，文艺界艺术家喜欢得很，就请周总理看。周总理称赞这是一部好戏，尤其是第一幕，第一幕是精品。这个戏的价值在于告诉年轻人，旧社会是多么可怕，这是很好的一堂课，而且写得极其生动，特别好。

    这个戏第二度演出的时候，国内形势已经很严峻啦！也是周总理出来，说一句话，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才没有被“枪毙”。

    “文革”的时候，这部戏整个被否定了。“文革”初期，我父亲受到严酷的迫害，他1966年8月23日投水自尽了。这个事来得太突然，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那天清晨我们就得到这个消息，他失踪了。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和大妹妹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我就在衣服里面套了我父亲的血衣，我要告诉周总理，我父亲受到严酷的摧残，情况非常紧急。我就到接待站去递这个消息，要让周总理很快知道家里发生的大事情。负责接待的人看了以后，说：“你放心，我们立即把这封信转交给周总理。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我还没到家，妈妈就接到电话：“信收到了，周总理对这件事表示极大的关注，不要太着急，我们正在想办法找。”当时我正在回来的路上，到家时我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样子，周总理对当时的秘书长周荣鑫说：“你呀，想办法到老舍夫人家去看一看，看看他家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呢，必须代表我去对她表示慰问。”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基本上把我父亲打成敌人，家里完全被抄，完全破灭了。周荣鑫没有敢来，不方便。这样，周总理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找到了王昆仑副市长。王昆仑与周总理非常熟，跟我父亲又是好朋友，都是在重庆那个时候的老朋友了。周总理问他：“老舍先生不在了，你是否知道？”王昆仑正好是最后一位留下来的北京市领导人，他当时算是一个民主人士，其他的人全部都被整垮了。他说：“我知道，我有一些耳闻。”周总理对他说：“好，你晚上到我家来，一定来，我要跟你详细谈一谈。”夜里，王昆仑见到我母亲，把这些情况详细说了。他就说：“你呀，把你所知道的老舍死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对这件事情正在进行调查。我还没有调查清楚，你既然是一个当事人，当然，我希望你把情况真实地告诉我。”

    王昆仑曾经到了孔庙，看到过残酷斗争文艺家的情况，但他不敢出面，也无法阻止当时的这种场面。他远远地看见，非常焦急。当时，受伤最重的是我父亲。王昆仑把所看到的情况以及后事的情况都跟周总理讲了，大概给周总理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慢慢地感到有一只巨大的手，在后面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人员的待遇，包括财产，包括存款，包括我妈妈自己的情况，实际上是周总理在一点一点地保护着我们。

    但是，我父亲之死，在周总理的心里留下非常大的阴影。他觉得遗憾，他没有来得及保护我父亲。所以大概在我父亲去世以后的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社论出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父亲之死这件事经常在周总理心中浮现，到他晚年重病的时候，1975年，他在北海三○五医院养病，8月23日这天，他走到北海边上，对着湖水默默沉思了一阵，他突然问旁边的医护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医护人员想一想是8月23日，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他说：“总理，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周总理说，我来告诉你：“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有点耳闻，不很清楚。”“我清楚，我告诉你。”他非常详细地讲了我父亲去世的经过。

    这些经过，显然是他经过调查得来的。由此可见，我父亲在他心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过了几年，周总理去世了，“文革”也结束了，经过邓小平同志批示，我父亲在被迫害的文艺家当中很早得到了平反。因为邓小平同志说过：“像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

    1978年6月，在很隆重的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邓颖超来得最早，她提前半个小时就来了。到了以后，把我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召到一起谈话，她讲：我今天是故意提前半个小时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来生前多次提到老舍先生的名字，对老舍先生的死，他表示了非常大的悲痛，他念念不忘这件事。所以我今天来是代表恩来同志来的，如果他活着，他肯定提前来，他肯定对这件事情表示悲痛。她说：他对老舍先生非常尊重，他们俩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所以老舍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觉得，老舍先生的去世是文学界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觉得没有保护好老舍先生，他自己觉得非常内疚。

    他们之间这种深厚友谊，我在父亲生前多次谈话当中也能够体会出来，他很爱说的一句话是：“总理是个伟人。”他每次跟周总理谈过话以后，总是召集全家在一起，来讲一遍周总理讲了什么话，周总理对他有什么指示，要他做什么事情，非常兴奋。每次都是这样的，看得出来他是由衷地佩服周总理。

    我记得，郭沫若、梅兰芳等入党的事对我父亲影响很大，他也表示了强烈的愿望，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总理就到我家里来了，跟他长谈了一次，大概有整整一个下午，谈的内容，没有透露出来。但是从那以后，我父亲就不再提入党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