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大动乱中，周总理殚精竭虑支撑了这个局面，那时候他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他一方面不能违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决心，同时又要跟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斗争，还要千方百计保护革命干部。“文化大革命”一闹起来要抄我们的家，要批斗我们，周总理就及时下了决心：让我们搬到国务院来住。他公开跟造反派讲：我不能没有几个帮手，这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许多事情都叫我自己抓，不合理，我得有几个帮手。在生产方面他主要靠人们讲的“三只胳膊”，靠余秋里、谷牧。所以我们以后就搬进了国务院西花厅附近那几座房子里。开始的时候大家讲，你谷牧一次也不出来那不脱离群众啊，效果不好。决定我一个礼拜出去三次两次。所谓出去就是挨批斗，什么都有，喷气式啦，罚站啦，游街，出去一次大体都是5个小时。他好不容易揪到你，早上8点出去，一般都搞到下午1点左右，最后回到国务院，这时人就像散了架一样，连水都不想喝了。这个情况坚持了一段，最后李富春向周总理建议，谷牧一个礼拜出去两次三次，又耽误工作，他身体也受不了啊。周总理说：什么两次三次，不出去了。此后我们就搬到国务院住了。

    那时候两派总有些事要求见周总理，他见群众的时候总是带着我，还有余秋里。后来余秋里病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带着我们一起出场，而且公开地就讲，我没有助手不行啊！他们都是帮我做工作。因为群众一见面就是喊打倒，而且公开质问周总理，你为什么要带着他们出来？我们当时都被打成“走资派”嘛！后来又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尽管如此，他照例带着我们出去。

    那个时候我管三线建设，管港口，我在北京也做不了工作了，偶尔一个礼拜一次约外面部长进中南海谈谈问题。有一次，一个部长级的干部拒绝出席我的会议，他那话就很难听了。他说“叛徒”召集会议，我们去参加，最后作出决定，让“走资派”执行。这种局面我们不参加。所以以后在那里连开会也很困难了。

    这个情况下我曾经向周总理说：让我到下面锻炼一下吧，我在北京做不了什么事情。周总理考虑了一下说：好哇！那你出去看看。我们那时对三线建设不放心，怕“文化大革命”连三线建设也搞乱了，将来后患无穷。我就到了西南云、贵、川走了一趟，最后又经过周总理批准，到湖北的潜江，潜江刚发现一个大油田，是湖北军区的司令员韩德山在那里主持，以后就派我到那里去了，劳动锻炼了一年，身体支持不住，就回来了。回来我就去见周总理了，我说了我下放劳动情况，我们都当作下去锻炼，还经常给周总理写报告。我说回来休息一下，然后看看安排什么工作。

    休息了几天，周总理对我很关心，派秘书来看我，以后身体也渐恢复了，我就去见周总理，我说我下一步究竟怎么样？还是回原来的地方去劳动锻炼还是怎么样？总理说：那个地方不要去了，但是你现在回建委有困难，两派斗得你胜我败互不服气。我给你出个题目，你抓抓港口建设怎么样？他说：我提个口号：三年改变港口面貌。那时候我们的港口，那是落后得很了，那时候万吨级的泊位51个，万吨级是小船，国际上拉煤、拉矿的船都是50万吨、60万吨，那我们要靠万吨级的船来拉这些东西就不行了，所以我就沿海一个港口一个港口地研究，能不能搞大泊位，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开辟新港，比如日照、温州、宁波安排了一批泊位，还有云、贵、川的房城增加了一个出海口。

    周总理曾说过，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你把港口早修起来，你不就很快地就赚回来了。

    我说我很高兴抓这个事儿，我不愿意回机关，那时候我就抓港口了。从秦皇岛顺着沿海，青岛、烟台、威海，一直走到广西的房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西南那里还办了一件事，我发现房城是一个很好的港口，云、贵、川的物资要通过长江转一个大的圈子才能到香港，到国际上去。我说你这个地方修一个几十里路的铁路，把这个路修通了，从房城这里出去路多近呐！办了这个事，对云、贵、川的对外开放，对外交通，那是方便得多了。

    周总理那个时候抓生产，第一条是保护管生产的干部。他一看我们都不能正常工作了，他才下决心，让余秋里我们两个住进了国务院。他让部长们也分期分批住进国务院去休息一段，然后再出去。

    有一天周总理接见什么人，谈到后半夜3点钟，我就跟周总理咬耳朵说：“没我的事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他说：“你不能走，一会儿又碰到你的事，怎么再叫你呀！”最后3点多钟会散了，他把我留下说：谷牧你开会怎么好请假呢？现在我就靠你们来工作。我对他讲：总理，明天9点钟我还要召集几个部长谈什么问题，我总想休息几个钟头，否则我怎么对付明天的会。那时候我跟周总理什么都敢谈。他说：谷牧，你吃不吃安眠药？我说：不吃，到现在我还没吃过。他说：你吃安眠药，毛泽东主席吃了一辈子了，我也吃了一辈子了，没有什么事。安眠药吃下，你至少可以休息两三个钟头吧。这是叫我吃安眠药，我学会了，开始吃安眠药。

    那个时候，明明白白的，他没有时间睡觉嘛！什么事情都集中在他身上，千斤重担压在他肩上，部长们都“靠边站”了，就靠我跟余秋里，他要办什么事，事先跟我们讲：你们先替我摸摸情况。我们找部长谈一谈，情况怎么样，怎么样处理，我们先提出建议，给他看一看，这样对他还有点帮助。

    “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次我陪周总理到哈尔滨去开会，那时候叫东北协作区。那时候一个大区叫一个协作区。我们走到山海关的时候，他让秘书给传达，让飞机在山海关低飞，转一个圈儿。周总理就告诉我，你看清楚，你看下面火车这一列那一列的距离有多长，山海关这里火车拥挤的情况怎么样？我专心致致地数，回头给他报告，他说：看起来，再修铁路是不成了，这里太拥挤了。他说，你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一面问我一面就看大海，山海关不是离东面海很近吗，我知道他的意图。我对他讲，总理的想法我懂得了，你老看海嘛！恐怕要做海上的文章。他说：对！我也是这样考虑。这是第一次谈到海上的问题。

    没有周总理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这个题目以及这个决心，以后的改革开放就很困难了。

    周总理病重住院后，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报告他，改变港口面貌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泊位增加了多少，货运量增加了多少。他听了以后很高兴，说：谷牧啊，你能不能再抓一抓飞机场。

    我抓飞机场有困难，那时候我们的民航归空军管，周总理也没向他们交代，我怎么好找他们谈，所以耽误了几年。

    那时候全国经济情况已经很困难了，要不采取措施就要出大问题了，我报告周总理说要开个会，把经济情况了解一下，再怎么困难，不生产总不成啊。周总理支持我。我提议是在计划工作会议开始的几天，先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周总理下了决心，说，你另外搞一摊，计划会还照常开，你另外找人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是把省委书记请来了。没都来，来了八九个，研究怎么能使铁路不乱，港口不乱，要维持生产。

    经过周总理批准，我召集了一部分省委书记在京西宾馆开了个工业书记会议，不是全国都来，来了八九个，研究怎么样才能革命生产两不误，八小时工作不要受到侵犯，业余闹革命。当时不但周总理支持，毛主席也表示支持。就在开会期间，周总理来了，他要听听大家的意见。他刚走进京西宾馆大厅，部长们发现他来了，别人报告我说周总理进了门了，我就要去接他，结果几个部长把周总理包围了。那也是当时有名的故事了，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段君毅、吕正操都是老资格了，老将包围周总理，部长们陈词，讲道理讲得很好，说：我们这些人批斗没关系，打垮了我们也不在意，但是生产不能垮啊！周总理，现在生产已经开始很乱了。有人给他建议，说是你得保重身体，这种会议少来参加，那些省委书记见了周总理纷纷诉苦，说将来这个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就在这个场合，他讲了一番话，说：现在这个形势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只有挺身而出，站在运动前面来引导运动。这时又有人说了一句什么，周总理说：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周总理到会是给我们的支持。以后林彪出面听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是我汇报的。我跟林彪汇报以后，批我批了三天，周总理陪了三天，李富春、谭震林、叶帅等中央一些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汇报还没完，王力就带头攻我。最后周总理站出来说话，他说，我要说几句话，谷牧他们就是担心一件事，就是怕生产搞垮，经济工作搞垮，生产搞垮，农业搞垮，没粮食，你怎么不吃饭闹革命吗？经济搞垮了，整个经济瘫痪了，那你还怎么闹革命呢？他说：我劝了他们几次了，你们不要说你们怕，要站在这个运动前面来领导这个运动。他替我说话。

    林彪批我的时候，周总理又站出来说：谷牧他们的顾虑就是怕生产垮，生产垮了还怎么闹革命？当场我看了他们几次，他们也无法否定这个观点。陈伯达就说：这个汇报提纲为什么不送给我们看看，搞突然袭击。周总理挺身而出，说，这个提纲是我要谷牧搞的，昨天晚上连夜搞出来的，来不及送你们看。他替我圆了个场吧。

    那个年代周总理睡觉很少，他动员我吃安眠药，一天睡3个钟头就不错了，午间再闭闭眼。有一次深更半夜3点多钟，我回来睡觉，我刚刚闭上眼没多久，床头的保密电话响了，我拿起来一听是周总理的声音，他问，我刚才批送的一个文件给你，你看到了没有？我说我看到了。他问，你准备怎么办？我说，我明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去抓这个事。是纺织部的两派就要武斗了，不可开交。3点多钟了，我想我去找谁呀？找部长们也不方便，光我自己也不能办事啊？结果我睡了几个钟头早上醒来时，周总理处理这个问题的批示，已经送到我的桌子上面来了。他写道：谷牧同志，我来不及等你明天了，我已经找他们处理了这个事，并且告钱之光把情况向你汇报。那时候我觉着很惭愧，我应当晚不睡，起来处理这个问题。可是我只想到第二天还有事，已经是3点了。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没办好，对不起周总理。周总理这么大岁数还工作，我们应当分担他一点辛苦。结果是我睡了觉了，他当夜把事情办完了，把有关材料给我送来了，这个事我一想起来就于心不安哪。这个文件复印件我还有，他鞠躬尽瘁，为人民办事不能休息的精神，真是深深地感动着我。

    当时我们就有个想法，如果没有周总理这个人，这个天下会乱到什么程度？一方面毛主席决定的事情他要办，一方面在办的中间要迂回曲折地尽量地避害就利，尽量地减轻这件事情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损失，耗费苦心哪。

    没有周总理，“文革”局面真是不堪设想，我们这些人根本不能露面呀！我跟余秋里，待在中南海也不成，我们不能开会呀！不能找人谈话呀！周总理一出面就带着我们俩，他就公开讲，我不能没有帮手啊！有一次群众喊“打倒余秋里！”、“打倒谷牧！”给周总理写条子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什么什么，谷牧是饶漱石的什么什么。饶漱石因为高饶事件被打倒了，贺龙也被批斗了，周总理正式地声明：余秋里跟贺龙是工作关系，谷牧跟饶漱石很少接触，他们根本不相干嘛！替我们解释。没有周总理我们怎么能出头，一出头就把我们抓走了。还真是这样！我们有一次上了陈伯达一个当。陈伯达让他那一伙的什么人在北京一个体育场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批斗什么人，群众提出最好让余秋里、谷牧出场。有的意见当然是好意见，是让我们来给他撑撑局面，有的就是想把我们引去，好批斗我们。结果我们俩出场了，开什么会？结果没开什么会，没多久余秋里就被石油部的造反派拉跑了。建工部有保我的，有反对我的，他们几乎武斗，他们要把我拉跑，保我的那一派说：“不行，今天不行！”把我送到场外去。我根本没回家，我不能回家，我没有自由了。我就到周总理那里去了，说余秋里被他们抓跑了。周总理说，找个什么人去把他接出来。当时正开会，李富春、谭震林都在，李富春说：“我去吧，我去找群众谈。”这时在场的有王力、关锋、戚本禹。戚本禹说：“富春同志去恐怕还有困难，我去吧！”他去把余秋里领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