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是周恩来总理三弟的长女,青少年时随着周恩来夫妇在中南海生活了十余年。时光荏苒,而今的周秉德已年逾古稀,回忆起与伯父共度的那段时光依然满怀深情。

    “就是要严格对待自己的家属”

    “北京解放之后,父亲找到了伯父,说自己也应该正式地参加工作。伯父说,好,你的工作不能由我来决定,要由组织上安排,你要去读书、上学。”

    周秉德说,为此,周恩来特地作过交代:职务要尽量地低,待遇要尽量地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跟国民党不一样,就是我们不能搞裙带关系,也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可以,我们就是要严格地对待自己的亲属,不能有任何特权”。

    “因此,父亲的职位就很低,那时都是根据职务高低安排住房大小,我们家就住了两间小平房,不通风,夏天晒得很闷。”“人们介绍我,会说我是在总理身边长大的,这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多,那两间房子恐怕真住不下,伯父就让我们三个大一点儿的到他那儿去住……他那儿是不是有多大的房子、多豪华的环境?没有!三个孩子一间房、一张床、一个小椅子而已,就是这样。”

    周秉德的父亲职位低、工资也低、孩子又多,负担很重,周恩来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很大一部分给三弟补贴家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秉德的父亲身体不好,胃溃疡很严重,经常请病假,周恩来知道后,说:“不行,你有病,你不能坚持全天上班,还拿着全工资,那怎么可以?你应该早点退休。”为此,他多次催促三弟的领导给弟弟办理提前退休的手续,几经周折后终于让弟弟回了家。本就缩水的退休工资因为提前退休又减去很多,而身体不好的弟弟此时更需要增加营养,总理又增加了给弟弟家的补贴,“原来是一百二,后来是两百块”。

    年幼的周秉德觉得自己的伯伯是个大领导,收入肯定很多,所以对他送到自己家里的钱不以为意。直到周恩来过世之后,周秉德才从总理卫士的回忆文章里知道,伯父的工资收入只有“四百零八毛钱”,就是说他“宁肯把自己工资的将近三分之一、后来是二分之一来补贴弟弟的家用,也不能让弟弟有高官厚禄”。

    了解真相的周秉德又震惊又懊悔:“特别心疼伯伯,他怎么可以这样”。

    “按说给自己的弟弟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不是问题,就是他不去阻拦,由组织上来安排,也不会是这么低的水平,他都不,他就要坚持这么做,为什么?他就是用共产党员的准则来要求自己的,只有这样他才觉得的是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事”。

    “这样的条件让给别的知识青年好不好?”

    周秉德上初中的时代,正逢留苏的热潮。然而,她的“偶像”却是电影里的苏联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

    “这个年轻的、很能干的一个女孩子师范毕业以后坐上那个铁爬犁,跑了很远很远的路到农村去,在农村给孩子们教书,教得非常好。等她满头银发的时候,全国各地的人来给她祝寿,全都是各行各业的人……做老师太崇高了!太伟大了!太有必要了!自个儿就想着一定要去做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