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7月29日电　近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连载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陈冠任撰写的《贺子珍》一书。本书在充分挖掘史实，采访许多当事人的基础上，力求真实、客观地记录贺子珍刚柔兼备的英雄人生，摒弃了许多不实的传说，展现了她与毛泽东整整十年共同生活及其传奇的人生经历，读之荡气回肠，令人潸泪下。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又生下了一个孩子，贺子珍把他的名字随杨开慧的孩子毛岸英他们排下来，为这瘦小孩子取名岸红(毛毛)。在她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长汀的医院探望她。

　　本来毛泽东正随红一军团征战，如何又来了长汀呢？

　　原来，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又在宁都小源召开了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会议并没有留下记录，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宁都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发言坚持以战备为中心创造战场，不同意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但是，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有的人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

　　有的人说：“诱敌深入实际上就是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有的斥责他：“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尽管如此，毛泽东没有被压服，在路线方针问题上仍然坚持了原则。最后会议《简报》说他“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

　　会议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之职，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周恩来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他说：“毛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坚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于是，周恩来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这时，王稼祥、朱德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他承认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于是，毛泽东便来到了长汀疗养。

　　毛泽东来长汀后第二天，顾不上休息，就到医院来看贺子珍。他来时，手里提了个瓦罐子。他把盖子打开，贺子珍才知道罐里是热气腾腾的鸡肉和鸡汤。毛泽东把瓷罐子递给贺子珍，关心地说：

　　“子珍，快趁热吃吧!”

　　贺子珍望着毛泽东手里的瓷罐，心里七上八下，她心里明白，在这样的年月，别说吃上一只鸡，就是吃上一顿放油多一点的菜，那也算相当奢侈的了。贺子珍想到这里，便疑惑地问：

　　“到哪儿找来的鸡呀!”

　　“警卫员到老百姓家里买的。”

　　“哪儿来的钱呀！”贺子珍知道，买一只鸡要花好多钱，依毛泽东平时的脾气，他不是把钱周济给附近老百姓就是给了战士们，根本没钱买鸡。

　　“我有钱，组织上发了我零用钱，还有休养费。”毛泽东笑着说。贺子珍听后才恍然大悟，她心头一热，说道：

　　“这些钱是组织上照顾你身体的，你身体不好，留着自己吃吧。”

　　“我还有呢，”毛泽东回答说，“一共买了两只，我留下一只了。”

　　贺子珍深知毛泽东在哄她，环境那么艰苦，手上的钱那么少，他才舍不得一次买两只鸡呢。但是她了解毛泽东，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把鸡吃掉，他就会一直这么劝说下去。于是，她把鸡汤倒出喝了起来。

　　贺子珍喝鸡汤，毛泽东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

　　不幸的是贺子珍产后得了痢疾，医生怕孩子也受影响，就让他们给孩子找了一个江西的奶妈，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子叫毛毛。因贺子珍的这个男孩，长得瘦小，奶妈就叫他小毛，这样，孩子的乳名就叫小毛了。

　　此时，毛泽东也在离福音医院不远的一个叫老古井的地方住了下来。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长相像他的孩子，时常到医院看贺子珍。见到小毛时，他总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一天，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到贺子珍的身边，坐在他们母子的旁边，静静地凝视着他们，结果，把贺子珍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就笑着说：“孩子长得也像你哦!”

　　毛泽东几乎天天都去医院看贺子珍，贺子珍心里很奇怪，不明白一向特别忙的毛泽东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陪她。后来，贺子珍才知道，毛泽东受到了排挤。

　　一天，趁医院里没其他人时，贺子珍才问起毛泽东事情的原因，毛泽东回答说：

　　“他们说我右倾保守，把我军内的职务撤了，不让我管军队了。”

　　贺子珍一听就急了，忙问：“那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能讲什么，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只能是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就回去。”

　　“那你就好好休养吧……”贺子珍说道。隔了一会儿，她补上一句：“谁叫我们是共产党员呢？”贺子珍在福音医院住了两个月，等到痢疾全好了才出院。出院那天，毛泽东去接她，把他们母子俩带到老古井自己的住处。

　　老古井是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洋房，是福音医院管辖的“高干”病房。这里还住着另外两个来休养的病号--周以栗和陈正人。周以栗得的是肾炎，陈正人此时已是江西省委书记，害的是肺病。其实，他们同毛泽东一样，也有政治上的原因，那就是他们都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排挤。这“同病相怜”的三个人谈话很投机。每天，三个人都要聚在一处，谈形势，谈路线，谈体会。

　　在长汀福音医院，毛泽东还同在漳州战役中摔伤已被治愈即将出院的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谈起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时，毛泽东说：“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才能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毛泽东在罗明面前，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和罗明谈话时，贺子珍抱着小毛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罗明也气愤地说。

　　“他们住在国外的高楼大厦里，却要指挥中国的革命，这就不能保证不犯错误。所以，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接上他的话说道。

　　随后，毛泽东顿了顿，继续说道：“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他还指出：“在杭、永、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十分重要……。”

　　毛泽东和罗明谈了整整一个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