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党、国家和军队的档案事业，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关于档案建设管理的思想和实践。回顾毛泽东主席关心、重视档案工作的事迹，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中，毛泽东主席是最早从事档案工作的。早在我们党初创时期，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正式建立秘书制度，中央局秘书由毛泽东主席担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责党内外文书及开会记录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中央一切函件均需由委员长和秘书共同签字才能发出。这是毛泽东主席最早从事实际的档案工作，也是我党档案工作的开始。

　　随着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和毛泽东思想的逐步形成，我党我军的档案事业基本形成，一些基础性的政策规定相继推出。1934年4月，毛泽东、朱德、项英联名颁发《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要求对红军作战资料进行收集和编撰并给予保存，以作为今后制定作战方案的依据和参考。同年12月，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签发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条例》，其中对财政档案有明确规定：“各级财政机关之预算表、决算表，应一式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交上一级财政机关备案”，账簿、单据等财政会计文档，保存时间为5年，销毁档案由“机关负责人监视销毁之”。这是我党早期档案保管、征集、利用、编研的专业性法规。

　　在这一法规的指导下，党和军队的档案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和发展，使各类重要档案被编辑成手册或汇编，为我党和我军发展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部分极为珍贵的档案保存到今天。如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化名为中原）关于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策略致前委的信；1929年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化名向彩霞）关于秋收起义暴动方针问题给中共中央（化名世荣兄）的报告；1929年1月，红军第4军司令部布告（此布告作为档案保存下来，毛泽东主席专门题注“这是红军1929年1月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途中”）；1933年3月21日，红一军团关于草台岗战斗部队开进部署图。此战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打破；1933年7月2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出版的《红色中华》第97期第6版，刊登了李一氓“关于南昌暴动的故事”与何长工“关于井冈山的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两篇回忆文章；1934年4月11日，朱德、周恩来关于敌向我进攻新计划及我之部署给各军团的指示。此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非常时期，周恩来在该指示上批示：“秘密，阅毕焚去！！！”后因情况危急，文件未来得及烧掉。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这份文件幸存到今天，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在党和军队的历史研究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毛泽东主席珍爱档案，视档案文献为生命，是我们档案人的骄傲。在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主席有两个装满档案文献的竹箱子，他说：性命可以牺牲，这些档案文件不能丢掉。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及中央军委下成立机要科，该科附设于中央军委，跟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行动，这是我党我军最早带有保管档案作用的机要科。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主席向中央秘书处移交了他长期保存的7包历史文件和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成为我党我军档案中的珍品，为我党党史和我军军史重要文献的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档案在党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毛泽东主席也更加重视档案事业。1937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颁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决定成立红军历史征集编研委员会，鼓励广大红军官兵撰述红军战斗经历，增强和培养了广大红军官兵的档案意识，这就是我党历史上最早专门征集、编辑党史军史的机构，使我党和我军的档案得以更好地保存和利用，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档案工作发展，使档案工作由收集、保管、利用到编纂、编辑研究都大大地上了一个台阶。如：我馆至今保存的珍贵文献《关于太岳决死一纵队百团大战战斗详报》《关于太岳留守部队百团大战战斗详报》《关于太岳留守部队一、二、三阶段战斗总结》《太岳军区抗日战争史》等。1941年8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中国档案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起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指导收集、保存档案的重大作用；1941年至194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指导并参与编辑的400万字的大型文件档案汇编《六大以来》，对指导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为档案编纂事业树立了典范。1943年，毛泽东主席利用在江西根据地撰述的农村调查材料，编印《农村调查》汇编，并亲自撰述序和跋，指出“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强调“我们自己非做收集材料的工作不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