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视察黄河、长江的事，他说：“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线。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告别时，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略停片刻，又说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开始准备将计划付诸实施。他指示身边人员练骑马，查资料，做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他还准备组织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其中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历史的等。中央警卫局还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以便在需要时跟随他考察黄河。为随时跟着毛泽东出发，这支部队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训练了好几年。1964年夏天，还把为毛泽东驯养的坐骑运到北戴河，让他骑上走了几圈。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骑马。当时还拍了毛泽东骑在马背上的照片，两侧有人簇拥着。

　　就在这个夏天，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南部边疆直接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决策层也在考虑出兵与不出兵两种可能。毛泽东这时已经没有这种探幽访古的闲情逸致了。这年8月6日，毛泽东在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这里说的“行动”指的就是骑马考察黄河的计划。

　　1965年，高智乘车由西安到北京时，他按照毛泽东的嘱托，不敢休息，沿路调查，做了详细记录。有什么山，有什么沟，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洞是多少公里，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里可以歇脚……在北京，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西安到北京的沿途情况。他说：“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我在江西待的时间短，在延安待的时间长，我还要回去看看，吃陕北的小米，沿黄河走一趟。”

　　随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又开始了人生历史上新的一搏。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将他的余生全部倾注进了他后来所说的两件事之一--“文化大革命”上。此后，他再也没有提骑马考察黄河的事，骑兵大队也神秘地解散了。

    我们最后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三个志愿。

　　毛泽东在他三个志愿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志愿是：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文革”初期，毛泽东说过“不相信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会有那么大的神通。”这既是毛泽东的自谦，也反映出他尚不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成果，所以提出了要写一部书。

　　如果毛泽东能在晚年写一部关于自己的书（从他如上字句分析，属人生传记类作品），那对后人研究毛泽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历史也将从这本书中吸取极有价值的材料。这些，只能对他自己和后人永远的遗憾了。

　　总之，个人威望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这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不曾有过的体验。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一个志愿，像在红军时期那样对工业、农业和商业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来中国的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二个志愿，他就可能成为“当代徐霞客”了。毛泽东从小酷爱旅行考察，年轻时曾徒步周游湖南五县。建国后，他可以随时坐火车巡视大江南北，但却没有徒步或骑马实地考察黄河、长江的“自由”。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三个志愿，对后人研究毛泽东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毛泽东的三个志愿未能实现，这对于他和给后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