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以来》编辑出版后，对统一党的思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乔木曾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讲话时也说，《六大以来》的发表，对同志们认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明白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表过如此多的“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

　　《六大以来》产生的积极影响，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许多同志向中央建议，要求像编《六大以来》一样，编一本六大以前的党史资料书。于是从1942年初，毛泽东在陶铸和胡乔木的协助下，开始着手编辑《六大以前》。在文献取材上，《六大以来》汇集的主要是未公开发表过的党的内部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内部通信及讲话，《六大以前》则主要汇集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刊物上登载过的。由于时隔更为久远，《六大以前》收集到的文献比《六大以来》要少许多，共收文献184篇，按时间顺序，分上、下两册，于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

　　紧接着，毛泽东着手准备在《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基础上，选编一本关于党的路线的专题学习材料，即《两条路线》。《两条路线》在取材上，只挑选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由于有了前期编辑《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基础，又经过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及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活动的开展，对党的历史上代表两条路线的文献可以比较明确地加以认定，因此《两条路线》的选目和编辑相对都比较容易。它所收录的137篇文献中，有106篇都选自《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按照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的分期顺序进行编排。《两条路线》于1943年10月出版后，取代《六大以来》选集本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材料。

    “党书”的历史价值及对文献编辑工作的意义

　　三部“党书”的编辑出版，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推动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日后召开党的七大，起草《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了充分的材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这三部文献集，为党的文献事业奠定了基础。从保存历史文献的角度来说，这三部文献集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收集汇编，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从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到1941年，时隔13年之久，在此期间中央机关几经长途转移，特别是经过长征，许多文件都已经销毁或散失，收集起来殊为不易。说来似乎难以置信，当时有许多文献，竟然是从国民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编辑的一套“《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中查找到的。对这个途径收集到的文献，毛泽东一一作了认真细致的甄别审核工作，以鉴别它们是否被篡改过。因此，仅从党的历史文献的收集保存乃至订正甄别来说，这三部文献集都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从编辑工作角度来说，毛泽东不仅对每篇文献都进行了认真的审核，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还作了修改。如编辑《六大以来》时，将《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取得胜利？》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或者在原有文献标题后加上简单的题注，如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后用括号加上“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使人们对文件的内容一目了然。另外，在编辑的体例方面，《六大以来》、《六大以前》首创了以党的重要会议为节点划定文献选取范围的形式。新时期以来编辑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一直到《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即是这种体例的沿用。而《六大以来》中分专题编排文献，以及《两条路线》一书，则是专题文献编辑形式的发轫。此凡种种，都在后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党的文献编辑工作中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三部文献集在编辑方面还留有一定的缺憾，比如对一些文献的版本选择与考订还有所疏漏，所有文献也都没有做必要的题解和注释；另外，以路线之别作为判分党的历史文献的标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固然有其针对性，却也难免对后来的党史研究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尽管如此，三部“党书”依然不失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堪称党的文献编辑事业的开山之作。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厅处长、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