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办公室，让通信员送来电报一看，傻眼了：并不是我以为的前一份电报的正式印件，而是姬鹏飞外长在欧洲访问发来的急电，其中请示的问题急需国内答复。外交部等不到总理的答复，乔冠华副外长不得不直接给正在睡觉的总理打了电话。没办法，我硬着头皮进了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接过电报看了看，瞪了我一眼，生气地说：“你知不知道鹏飞同志在国外着急！本来你是很勤快的，不管我在哪里，有事都能及时报告。今天怎么了，是不是通信员压了？”

　　我赶忙解释说：“通信员告诉我了，和通信员没关系，完全是我的过错。”我把过程简单地向总理说了几句，并表示今后一定注意，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总理见我承认了错误，气也就消了一些，说了一句：“不能这样主观臆断，想当然，对什么事都要搞实在，不然会误事的。”好在总理已经根据乔副部长的电话及时给予了答复，没有耽误大事，造成损失。

　　有人总结做秘书工作要做到脑勤、手勤、嘴勤、腿勤，这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既积极主动，又不要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凭想象办事。遇事要多请示多报告，避免一念之差，一字之误，做到总理说的“什么事情都得要搞实在”。

　　遇事要联想

　　总理听我们报告情况，都非常仔细，经常会问许多有关问题，他不允许半点敷衍、应付，“大概”、“可能”之类的回答是绝对通不过的。如果对有些问题、情况不甚了解，他不责怪你，但一定要弄清楚。总理曾讲过：办任何事情，都要多问些情况，要想到有关的问题。这样，你们报告情况就主动了。他还说，你们凡事要多联想、多设问。

　　我记得有一年开春时，收到有关部门报告，称：黄河下游山东境内冰情严重，由于气温升高，形成的冰坝会严重阻塞河道，崩毁堤岸，冰水四溢，淹没农田，直接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理立即让我打电话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弄清楚以下问题：冰情严重程度，重要冰冻地段，冰坝有多高，覆盖面积有多大，爆破冰坝的措施有哪些。如果用飞机投弹轰炸，空军方面落实没有，成功的系数有多少，失败的后果会怎样，进一步的措施是什么……我整整记了一页纸。

　　还有一次地震发生后，总理让我问清震源、震级、震幅、受灾程度、救灾措施，就连大会堂有没有出现裂缝都交待要问。对于总理布置下来的和下面报给总理的各种问题，我们都认真了解：搞清还有哪些情况不甚明了，没弄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多种处理方案的利弊等等，包括一些关键的细节也查得一清二楚。即便如此，距离总理的高标准严要求，往往也还有不少的差距。

　　凡是和总理接触过的，或向总理汇报过工作的同志，对他严谨精细的工作态度，都常常感慨：总理考虑问题真是全面、深远、实在啊！

　　要具备综合概括能力

　　总理集内政外交于一身。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还说过，军委的重要事情也要请示报告总理。西花厅每天文电往来之多，真是到了数不胜数的程度。许多文电都要总理亲自阅批。既要保证不误事，又要注意总理的身体，所以秘书们要对文电进行分类。急件、重要的文电急办；不急的，有的立专项备查，有的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再拿出送阅。老同志告诉我，总理为提醒秘书注意培养、提高分析综合能力，还曾专门为他们写了两句话：“要求综合，反对分散。”多年来，这已成为秘书能力培养的准则。

　　总理工作太忙，不可能每天亲自收集和阅览大量的信息资料，钱嘉东和我就承担了日常资料摘编工作，并根据总理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他汇报。书面汇报的，总理提出要求拉出纲目；口头汇报的，总理也限定三言两语讲清一个问题，要不失准确。这种综合能力，是思想水平、理论水平、文字能力及经验和阅历的全面体现，对此，我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总理也有意识地培养我。每天两大本《参考资料》和个别篇幅较长的报告，他都要我看后给他讲摘要。“九一三”事件后，总理还把林彪的讲话文章给我，让我把林彪的错误观点概括出来。

　　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经对我说过：“小纪，你们在总理身边工作，能学到很多东西。不管是文件，还是其他方面的事情，只要在总理那里通过了，就过关了。”的确如此，不论工作，还是做人，总理都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和指路人。我在老人家身边工作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受教育的过程，是自我改造、提高修养的过程，这是我人生道路的重要阶段。这个过程使我受益终身，这个阶段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旅程。(读者旋杰明荐自《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