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你后来不那么‘非常’愿意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因？”我冒昧地问。

　　“不是不是。”李连成急忙摇头：“累是累，毛泽东更累。我们卫士毕竟可以换班，毛泽东可是不能换班的。”

　　“那么，是因为毛泽东跟你发脾气了？”

　　“也不是。”李连成犹豫一下，终于说，“这话怎么讲呢？我总觉得一家一户当个老百姓的生活更自由自在些，更适合我。”

　　“你能解释一下吗？”

　　“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到毛泽东那种情况，也都会发脾气的，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他生活单调不自由。江青不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我们卫士昼夜相随。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的，他决不是要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警卫局管、公安部管、中央管，我们也劝止，说不适合他就不去了。为了安全，中央决定不许他坐飞机。他为此发过多少脾气呀！第一次游长江，也是多次发脾气，把警卫中队的中队长都赶走了，才如愿以偿。但多数时候，他发脾气也没办法。比如他想送客出中南海，警卫人员便要拦住，没有安排是不许他出去的。”

　　“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像普通人一样聊天。事实上不可能。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出去随便走走，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同意了，条件是要戴墨镜和口罩。毛泽东散步，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泽东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群众闻声拥来。于是我们卫士便不容分说把他搀着架着拉走了。他发脾气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

　　“毛泽东坐在专列上，曾那么神往地注视着窗外那普通的农村，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家生活。他吮着下唇，内心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望望环绕左右的卫士，忽然有了办法，指着远村说：“停，停车！我要去那村子里吃碗红烧肉！”他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不能够。卫士长在车上打个电话，立刻就能通知省市领导，下面马上就要全面准备。待毛泽东走去农村讨红烧肉吃时，一切早已作好了安排，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活……都作了安排。”

　　“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1958年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出来后正值吃饭时间。毛泽东坚持要去饭馆，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一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上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11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5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手表收了8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出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

　　我发出一声轻叹，表达了许多不易讲清的复杂的感情。随后小声说：“我可以理解你了。”

　　“我们比起毛泽东还是自由多了，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不必担心被包围。可是，毕竟不全是普通人的生活，只是有时能过上而已。”

　　我点点头。问：“你是三进中南海，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算第二次。后来怎么离开，怎么又到了毛泽东身边？”

　　“1955年出了所谓潘汉年事件，1956年我被调到上海参加调查处理。1957年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上海，见到了我。”

　　警卫工作已经全面部署完毕，我被安排在国际大厦游泳池。池水清澈透底，平静得像一面巨大的玻璃板。有人吊起温度计检查水温，从那里漾起一层层涟漪。于是，我心里也漾起阵阵涟漪。我有很久没见到毛泽东他老人家了。

　　门口那边起来一阵骚动，接着进来一行人。我心房突然一阵紧跳，看到了毛泽东，看到了紧随他左右的卫士长和卫士们。毛泽东边走边同身边的人说几句什么，偶尔也朝我们守在岗位上的警卫人员瞟一眼，显然没有认出我，毫不在意地移开目光走过去。

　　然而卫士长和卫士们认出了我。卫士们朝我点头微笑，卫士长更是大步赶到我面前：“连成，你在这里？真没想到。”

　　“卫士长，您好。”我同他握手。

　　李银桥把手一拉，另一只手拍到我肩膀上：“嘿，太好了。走，跟我走吧。”

　　“不行，我站岗呢……”

　　“你就跟我走吧，没事，仍回来工作，我跟你们领导说。”李银桥拉着我不放，“主席身边正缺人，我一直选不到合适的，没想到遇上了你……”

　　我发现其他警卫人员都用惊讶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他们并不知道我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单是这一条在他们眼中就足够光荣甚至神秘的了。可是，这许多警惕戒备的警卫人员本身又使我立刻想到了另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苦处，便小声他说：“不，不行，我不想回去……我怕干不好，担当不起责任……”

　　“嗨，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马上跟主席说去。”李银桥不由分说拖了我走。我试图挣扎，忽然看到了毛泽东，他已经准备下水，却停下来，朝我们望。我立刻变老实，乖乖跟卫士长过去见毛泽东。

　　“主席，还记得他吗？小李。”

　　毛泽东打量我，略一沉吟，微笑点头：“是李连成同志吧？你好吗？”

　　“挺好的。主席你好吗？”

　　“好，好。”毛泽东点头。他稍稍有些胖，但面色红润，还是显得很健壮。

　　“主席，李连成在你这里工作过，情况都熟悉。现在缺人。我想叫他回来继续干。”

　　毛泽东望着我，简单问问我近来情况。他对“潘汉年事件”并不清楚详情。据我所知，毛泽东1955年到上海时，遇国民党飞机轰炸，公安部门认为潘汉年是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这种具体事毛泽东并不过问，最多不过听人讲讲。

　　我简单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毛泽东很随便地问：“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工作还愿意吗？”

　　“愿意。”我只能这么回答，“可是，我怕干不好……”

　　“那就来吧。”毛泽东已经把目光转向游泳池。于是，我便退到一边。

　　游泳结束后，我在一片羡慕的目光中，带着复杂的情感被李银桥拉上汽车，来到毛泽东的专列上。李银桥同我谈了一宿。我怕干不好，怕不适应红墙里的生活。李银桥说这么多年了，会干好的。而且，跟主席谈过了，再不来不合适，就这么我又回到毛泽东身边。随专列由上海到杭州，接着又回北京，第三次走进中南海。

　　“那么，第三次进中南海你是有些勉强的了？”我将烟灰缸里有些满溢的烟头往里拨一拨，又续点一支烟。

　　李连成点头默认，马上又解释几句：“卫士长和卫士们离开毛泽东时都曾难过得掉泊，甚至哭出声。我也不例外。离开以后时时想念，我们都梦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与我们互相间的感情毋庸置疑是极深厚的。在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办了文化学校，请来老师督促我们学文化，学科学知识。我第三次进中南海的心情，准确来讲不能含糊成一个勉强，应该说是矛盾。因为矛盾所以动摇，拿不定主意。卫士长一劝，我就拿定主意回到中南海，回到毛主席身边。”

　　“理解，理解。我连连点头，继续问：“可是，我曾听卫士长讲过，你第三次离开中南海是有些原因的，是主动要求调走的？”

　　“他都跟你讲了？”

　　“没有。他只简单带过一句，好像是跟江青有些关系？”

　　李连成沉默良久，他的表情使我想起许多同志对他的评价：敦厚、善良。他歉意地摇摇头，嘀咕着：“没啥……我没啥好讲的，真的没啥。”我想尽办法撬他的嘴，终于徒劳。他只嘀咕两句：“唉，她后来搞了‘四人帮’……那时她还没搞‘四人帮’。本来我是全心全意，那时她脾气就不好。”

　　不过，我还是从其他渠道采访到一些情况。

　　1959年，一个美丽的秋日。一个广州市的朦胧的早晨，李连成似乎被那空旷潮湿的寂静弄得有些心神不定。他从走廊勿匆走过时，是踮起脚的。尽管每个屋门都很隔音，他还是怕走出声啊。

　　她今天心情可能会好些？但愿昨夜睡了一个好觉……李连成走得匆匆，想得匆匆。江青近来心情不好，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昨天为安眠药的事，朝医生徐涛发了脾气。按照规律她发过脾气之后会有相对一段时间的安静。不过，也有脾气节节高，越发越大的时候……李连成在一道沉重的屋门前停住脚，平稳一下呼吸。他忽然生出一丝后悔。当初分配任务时，自己为什么不耍点滑头呢？能躲开多少麻烦。

　　每次出任务，是由卫士长分配。谁跟主席谁跟江青，谁留守家里。卫士们深知“夫人难挡”的道理，可是李连成不喜欢把话挂在嘴头上。他习惯把话忍在心里。也许卫士长误会他没有牢骚，跟随江青值副班的任务多数落在他身上。于是，他变成了“出气筒”。

　　是出气筒。李连成这样想。江青那么高的身份，犯得着跟他一名小卫士闹别扭吗？她或在家里同毛泽东闹别扭，或在外面同其他首长或首长夫人闹矛盾，有了气没地方泄，便会泄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头上。毛泽东曾说江青“大煞风景”，“她一来就叫人扫兴”。所以常常躲避，一年难得几次见面。但毕竟是夫人，不能不闻不问。向毛泽东汇报江青情况成了李连成一项工作。每次汇报，李连成总想说一句话又始终不曾说出口：主席，我想我有好几次是代你受骂了。

　　李连成开始脱鞋。昨天进门，江青忽然喊：“出去！给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进。”他连忙退后两步，退出屋门，脱掉鞋，赤脚进门。江青皱着眉头咕哝一声：“我就烦你们走路声大！”李连成一声不吭，只是扫一眼脚下的地毯。地毯有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有声。年初他曾陪江青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屋里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

　　李连成赤脚进门，大气不敢出，怕有声。他见江青正在梳头。江青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配上她的白皙的皮肤，是很有一些风度的。听说在延安时，女孩子们都喜欢找她理发梳头。经她打扮过，可以增添几分美。那时，不但男同志们认为她是出色的一个，女同志中也不乏崇拜者。如今，她仍然显得那么年轻，她会保养，若不是常常心情不好，她本该更显年轻。她的烦躁火气时时可以感觉到，刚才电铃响得急促跳动，继而剧烈绵长。李连成开始急赶，可是进门后，江青又只顾梳头不做声。

　　“江青同志，我来了。”李连成早已在镜子里与江青的目光相遇过。为了礼貌，他还是报到一声。

　　“嗯，外面冷吗？”江青从镜子里望着他。

　　“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继续梳头，过了一阵儿才朝椅背靠去，将头慵懒地一晃，头发轻轻甩动一下，说：“我要出去散散步。”

　　在江青身边服务的主要是女护士，男护士只管饮食及安全保卫工作，负责警卫工作的还有省公安厅的同志。李连成出去作了安排，回来又等一段时间，江青才穿戴整齐，慢步走出。

　　太阳已经高悬，大海烟波浩淼，巨浪悠悠。远处的帆船星星点点，凝住了一般。李连成深深呼吸，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油然而生。

　　可是，耳边忽然响起尖声：“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

　　李连成不曾轻松一霎立刻又换上紧张。他看到江青锐利的目光直射过来，明白在劫难逃。便小声说：“我再给您取件衣服去。今天太阳好，您活动活动对身体好。”

　　“你是要我身体好吗？你是想叫我感冒！”江青转身回屋去了。李连成并不觉委屈或难过。自己感觉不冷，江青感觉冷，这也是可能的，各人体质不同。江青近期身体不好，已经在广州住了半年。他甚至有些怜悯江青，她更多的还是心情不好。她跟谁也合不来，走到哪儿矛盾到哪儿。大家躲她，越躲她她越觉孤独忧伤，于是脾气也越坏。可是她怎么好坏不分呢？我本是全心全意为她好……李连成心里叹息着摇摇头。

　　工夫不大，护士又来叫他：“连成，快，江青要打扑克。”

　　李连成闻声起身，随护士来到江青房间。他明白，江青的日子难打发。毛泽东总是不允许她插手国家大事，就连生活秘书这个职务还是周恩来一再提议，毛泽东才勉强同意的。江青为不让她“抓大事”赌气，有时在毛泽东身边就像示威一样整天打扑克。偶尔还发句牢骚：“没事干就打扑克呗。”

　　但是，江青打扑克就像搞政治斗争一样认真，常为一张牌而争吵，甚至哭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罗瑞卿等同志都曾经为她打扑克闹起的矛盾而召集工作人员开会解决。所以，陪江青打扑克决不是消遣，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任务。江青不能输，但也不能总赢，既要保证她最终是赢家，又要维持打牌的竞争性，这任务就不易完成。

　　李连成和江青是对家，打升级，一路顺风扶摇直上。升到Q时，李连成算计着该输几盘了，否则便要失去竞争性。他给护士递个眼色，护士心领神会。于是李连成便两次“失误”，导致下台。输过两盘之后，李连成心里嘀咕，该不该翻身？输三盘怕江青生气，输两盘怕竞争气氛不浓，略一犹豫，还是再输一盘吧。

　　“吊！”李连成甩出最后一张主牌。不等轮到江青出牌，她已皱起眉头瞪住李连成：“你吊谁呢？你不知道大王在谁手吗？”李连成心中咯噔一沉，明白要坏事。难堪地陪笑说“我，我误会了，见您吊一次主就反吊……”

　　“我拉过两圈副牌，你是真不明白？吊一张让你管住拉副，你真不懂？你想当内奸是吗？你说呀！”

　　李连成那一番苦心如何说得清？说出来更糟，这么多年打牌就全成了戏弄人。他只能继续解释：“我没看出来，您要继续拉副我也不会反吊……”

　　“你是故意，你还装什么？”

　　“一个打牌又不是赢房子赢地……”李连成冒出这么一句心里话。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说出心里话。江青勃然怒发：“出去！你给我滚，不要你！”那牌便摔在桌子上。

　　李连成明白，现在最好的办法便是一声不吭。他将牌放在桌子上，赤脚走出门。刚穿上鞋，江青又喊起来：“你不要走，你给我站在那里，罚你给我站在那里！”

　　屋门关了，李连成规规矩矩立在走廊里。他以为江青一时发火，很快会过去，会开门解放他。

　　可是，半小时过去了，仍然大门紧闭，没有解放令。徐医生劝他不要认真，他不理，就那么垂着头，面壁而立，一动不动。

　　一小时后，徐医生又来了，拉他走：“别那么认真，她睡觉去了，你也走么，她不是说政治上平等吗？你不站她能怎么着？李连成摇头，不说话，也不走。徐医生想了想，又说：“你怕惹事，这样好不好？你回去休息，我给你放哨，江青什么时候起来我再叫你。”

　　李连成嘴唇紧绷，固执地摇头，还是不动。

　　“唉，你呀！”徐医生跺一下脚走了。他找了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苏厅长怕江青正在盛怒中，不敢去劝，便赶到宾馆走廊。先动员李连成，让他主动找江青去承认错误。

　　苏厅长劝半天，李连成就是站立不语。苏厅长关心地拍拍他后背：“听我一句话吧，认个错，不就什么事也没了？”

　　“我没错。”李连成低低吐出一声。他睫毛抖得厉害，眼圈渐渐变湿，泪花开始闪耀。

　　“我已经全心……全意了。”李连成猛地咬住下唇，泪水却唰地淌下，他哭了。

　　于是，所有的人都不再言声，都低了头，走廊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

　　事后，李连成给卫士长李银桥挂了长途，李银桥立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微皱眉头，低声说：“叫小李回来，不要再为江青服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看她自己还怎么耍威风？”

　　当天晚上，李连成便乘火车离开了广州。

　　李连成不肯对我讲这段经历。后来得知我了解到详情，才说：“江青罚我站，可以。她叫我滚，我可不能走。徐涛叫我走，还叫我回北京，我不能走啊，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为江青服务并不是江青交的任务，而是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要是走了，那是没有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先给卫士长打电话，经过批准再走，我认为应该这样处理。”

　　真是一位忠诚老实的好同志！我心里想着，继续问：“是为了这件事你才第三次离开中南海的吗？”

　　“事情闹这么僵，我以后就不好开展工作了，而且，不久又接连出了点事。那是1960年的6月，在北戴河，晚上常有交谊舞会，江青、王光美、康克清、张茜、郝治平等同志都常去跳。我们卫士要陪她们跳。派我跟江青跳，心里别扭。派的次数多了，我不愿意，又不好说出口。那时每天下海游泳，头发泡黄了。卫士们逗我不敢剃光头，我想这是个机会，争一口气便剃了光头。恰好江青要外出，她外出时我应该坐在司机旁。精光一颗光头，这个卫士形象当然使江青难堪。她又发火了，卫士长也批评我不该弄这个形象。我没多说，只解释一句：“我是想换换头发。以后再也不曾派我这个光头陪江青跳舞或者外出。”

　　我笑了。这个李连成，他反抗得够有性格。我问：“听说主席也问过你剃光头的事？”

　　“突然剃个光头，主席当然也感觉奇怪了。他问过其他卫士，没问过我本人。有的同志说我：赫鲁晓夫是光头，你也剃光头。那时，主席同赫鲁晓夫争吵过，同志们敏感。其实主席本人并没这样联系过，至少没有这样说过。”

　　“主席直接向你发过脾气吗？”

　　“发过。”李连成痛快承认：说：“至今想来，还是那么亲切，我是非常受感动的。”

　　“不是真发脾气吧？真发脾气还能亲切受感动？”

　　“真发，是真发脾气。”

　　那一次，毛泽东已经闭上眼，那张放倒的报纸在胸脯上微微起伏。我不敢再变换坐姿，保持一个姿势坚持着，两手轻轻地重复一种单调的按摩动作。我熟悉这种情况，毛泽东已经处于半睡眠状态。任何大的动作都会使前功尽弃。

　　他已经两天没睡，直到写完那篇文章。

　　他已经服下第三份安眠药！

　　我在等待。焦急，疲惫，又小心翼翼。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忽然，我体内起了一阵兴奋的痉挛，倦困立刻抖去。听到了，那期待已久的熟悉的声音，像吹来一缕春风，在林梢上掠过。悠悠地，漾出若隐若现的哨声。那声音极遥远又极近切。开始细微，渐渐宏大，在静谧的房间里回荡。声响终于显出节奏，好像从容的脚步来来回回走动。庄重，神圣，还略略带着一丝忧郁。我有些晕，木床和大地在身子下边旋转。全身被轻风抚摸着一般惬意，那呼吸之声是多么神秘。古老而又年轻！表现着宇宙的节奏，跳动着生命的脉搏……蓦地，一道响声拖得很长很长。这应该叫作鼾。毛泽东熟睡时鼾声如雷。那鼾声渐轻渐远，仿佛走向前程未卜的未来。我从晕眩中醒来，泪花迷离，恍若隔世。一个人若没有见过毛泽东的工作，那么，他决无法体会这鼾声的意义和给人所带来的幸福和安慰。

　　我极轻极轻地下床，蹑手蹑脚，朝着门口慢慢地、慢慢地移动。可是，眼前像打了一道闪。我一怔、马上发现窗子没关。阳光刺目地射了进来。糟糕！我皱紧眉头，这道光要不了一小时就能射到毛泽东身上。那么……

　　我抿抿嘴唇，只好向窗子移动。站到窗前，我犹豫了。正是夏天，为了能够既遮光又通风，那窗子是木质百叶窗，放下来就替代了窗帘。木质的、木质的……我咬咬牙，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去放那百叶窗。天哪，可千万别出声响。我的动作慢极了，竟没有注意这口气不够用，还差最后一尺的距离时，我才发觉憋得忍无可忍，如万箭穿心，我本能地张大嘴巴猛烈抽口气。于是，那最担心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卡啦，百叶窗滚滑下来。这声响若是在喧闹的街市上也许听都听不见。然而，响在静谧的房间里，却不啻一声雷鸣。那匀长的鼾声骤止，我也如凝结了一般僵硬住。心脏还不曾恢复跳动，身后己响起愤怒焦躁的声音：“嗯？怎么回事？”

　　我迅速转身，面无血色。

　　毛泽东已经欠身坐起，微微浮肿的眼睑似乎在跳动，网满红丝的眼睛瞪住我：“说啊，怎么回事？”

　　“我、我关窗……”

　　“早干什么去了？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值班了，你给我站着去!”

　　我一声不响，走到院子里立正站好。

　　工夫不大，最多不过五分钟，毛泽东开门盯着我，依然满脸怒色：“你去吧，你不要在这里了，你去把李银桥叫来！”

　　我低头向值班室走去，哭丧着脸向李银桥做了汇报。卫土长便匆匆向毛泽东卧室赶去。

　　我惴惴不安地守候着，好久好久，屁股都坐麻了，李银桥终于阴着脸走进来。

　　我急忙立起身，晃了晃，站稳了，用询问的目光可怜巴巴望住他。

　　“你怎么搞的，事先为什么不作好准备？我真想——”卫士长咬牙切齿朝我举举拳头，没有说下去。

　　“主席睡着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如果毛泽东能重新入睡，我情愿叫卫士长痛痛快快打一顿。

　　“还睡什么睡？主席有多痛苦，你这个小混蛋！去吧，主席叫你呢。”

　　我痛苦而不安地回到毛泽东卧室，他正斜靠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文稿，眉头皱起很高。听到声响，他侧转脸，望住我。

　　“主席，我……错了。我低声说。

　　“唉，”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嗓子有些发沙，“你有点小错，我的错比你大，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

　　“主席……”我掉泪了。

　　“莫怪我了。我工作多，脑子里想事多，睡不容易，烦躁，情绪就不好控制。”

　　“主席……是我不好……”我哭出了声。

　　“委屈你了，莫怪我了，我已经认了错。我也忙么，国家大事想的多，干扰我睡觉也干扰我思考。我也是人么，人总是有点脾气，我们要互相体谅。”

　　我痛哭失声。我的哭本是被毛泽东所感动，是痛悔自己工作不慎，可是我嘴笨，这种的复杂心情怎么也不会用嘴表达清楚。结果，毛泽东误以为还觉委屈，在一星期时间里，三次向我道歉作解释。

　　“唉，至今想起这件事，我就……”李连成嗓音越说越沙哑，终于哽塞了，侧过脸去揉眼窝。

　　我眼圈也有些酸热。良久，我小声问：“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走，主席不是更误会了吗？”

　　“不会的。”李连成低着头说，“卫士长帮我说清了心情，毛主席也了解我的秉性，卫士长一说他就理解了。何况，我要求走的理由毛主席也是满意的。”

　　“什么理由？”

　　“要求上学么，毛泽东极看重学习，谁肯学习他就喜欢谁。我要求去人民大学预科班学习，毛主席好高兴哩。老人家拍着我肩膀说：好，那好。肯学习说明你有志气，有出息。我上学后，毛主席还专门让小胖张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过年。1962年的春节，我是在主席家里过的。主席不喝酒，那天跟我干了一杯葡萄酒。脸好红呢，笑得那么开心……”

　　李连成说着，目光转向窗外，凝望着，久久不动一动。他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没有问。我怎么忍心打断他美好的回忆？

　　毕竟，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

    （本文摘自《红墙深处》，作者 权延赤，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