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崔永元的《我的抗战》，我觉得很有价值，其中存在的部分瑕疵，我也提出批评，并得到崔永元和《我的抗战》栏目组的反馈，难能可贵的是崔永元表示歉意和谢意。

    2013年1月笔者出版一本解放军出版社的《图说抗联》，详细解读探索了关于抗联的诸多问题，也有不甚严谨的地方。但是本书没有谈及崔永元的《我的抗战》，而是在一篇名为《崔永元“我的抗战”误读抗联》文章有所涉及。

    崔永元《我的抗战》提到：“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中，东北抗联牺牲的军长级以上官员达177位，其中包括杨靖宇、赵尚志、陈荣久、陈汉章、王亚臣等抗日名将；牺牲的师级以上将军达101位，剩下的当中有40多位失踪或叛变。”我认为，抗联“根本没有叫陈汉章、王亚臣的，而是陈翰章和汪亚臣，两个著名抗联将领的名字都被搞错了。”同时，牺牲的“军长级以上官员达177位”，而牺牲的“师级以上将军达101位”，难道军长牺牲的比师长还多吗？况且，用官员来指代军长并不严谨。

    后来，抗联史专家王晓兵来信指出，“抗联将领王亚臣的名字并没有搞错”，“王亚臣”是抗联将领汪雅臣的别名（见马彦文编著《东北抗日联军名录》第286页，黑龙江省但是研究室，2005年内部出版）。因此不能武断地认为“根本没有叫……王亚臣的”。另外，抗联将领陈翰章的名字只不过是写错了一个字，即把“翰”字错写为“汉”字（二者是同音字的）。把“人物名字写错一个字”的错误说成“根本没有叫这名字的个人”的错误，这种批评是欠准确的。

    对于王晓兵的仔细认真态度表示感谢和钦佩，确实不能武断认为把“人物名字写错一个字”的错误说成“根本没有叫这名字的个人”。但是把一个著名将领的名字写错即使公众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也是不尊重和错误的。从法律上来讲，写错一个字也不能认为产生法律效用，哪怕只有一字之差，或者只差一个笔画。以此类推，做历史做学问一样如此。

    而“王亚臣”是抗联将领汪雅臣的别名，这个笔者以前确实没有了解。不过，最广为人知的还是汪雅臣，而不是“王亚臣”。从教育传播角度上看来，最好选用汪雅臣，而不是“王亚臣”。就像在一个公众传播平台宣传辛亥革命领导人、中国民国国父是孙载之一样。公众就会疑问，孰为孙载之。其实孙中山，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因此，崔永元《我的抗战》最好选用汪雅臣这个名字。如果在用“王亚臣”之时，也最好标注“汪雅臣别名”，以免造成歧义。当然，我也不能因此断言抗联“根本没有叫陈汉章、王亚臣的”。

    至于我对崔永元《我的抗战》其他批评是否完全正确，容日后详细甄别。但是对于我由于措辞不严谨，在“王亚臣”名字使用上带来的歧义，在此向崔永元《我的抗战》剧组和编写组表示道歉，并向抗联史专家王晓兵表示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