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共统计，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几个月内，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也有的称，屠刀一起，百万人头落地。

    当我们浏览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的时候，就会注意到在总共十八次代表大会里，竟然有一次是在国外举行的会议，这就是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市郊的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诺耶别墅举行。

    鲜为人知的是，由于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惊险动荡，中共六大代表都是冒着千难万险，取道东北的红色通道进入苏联境内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在中国东北境内修建了中东铁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相通，并且持有经营权，成为连接中国和欧亚的交通要道。女作家肖桂贤在《绥芬河传》中写道：“遥远的1899年6月，一条铁路在春天的季节里钻过隧道，穿越国界，蜿蜒着爬进了这块荒无人迹的山区，从此开始了一座城市的历史。”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也可以说，马列主义的传播，也伴随着中东铁路列车汽笛的嘶鸣声。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以中东铁路为主干，哈尔滨为枢纽，满洲里、绥芬河为节点，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安全稳定、高效运转的国际秘密交通线。哪怕是德惠、双城等小站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抚摸斑驳的墙壁，轻弹历史的烟尘，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为支持中国革命，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南下，派出大批代表和军事顾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帮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导其迅速发展。同时，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北伐战争，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如此，当时中国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探索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克服重重困难与艰险北上，赴苏俄考察，了解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等都经由东北红色通道往返中苏之间。

    1920年10月20日，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的身份赴苏考察，途径德惠，抵达哈尔滨。因白匪在赤塔作乱，火车不通，就在哈尔滨停留五十多天，还起草了《饿乡纪程》一书的前8章，提到在哈尔滨闻着“共产党的空气”。

    1921年，共产国际在中东铁路的东端绥芬河建立了国际秘密交通站。从此,绥芬河国际交通站成为中国共产党经“上海—哈尔滨—绥芬河—海参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联系这一红色地下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这里的华俄学校、东正教堂、欧罗巴旅馆，都晃动了无数仁人志士行色匆匆的身影，他们怀揣着救国救民的信念，在黑暗中传播着红色的火种，点燃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中东铁路西端的满洲里，大致经过了共产国际组建的交通站、中共东北党组织组建的交通站和共产国际所属的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组建及领导的交通站三个发展阶段，存在了18个春秋。

    那么，都有哪些中共早期领导人经过满洲里这一红色交通要道呢？

    1922年冬,党的创始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通过满洲里，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1923年6月12日,李大钊通过满洲里坐马车进入苏联境内,参加共产国际“五大”。回国时，经由绥芬河，在国际交通站白俄交通员秘密掩护下，坐马车进城入住欧罗巴旅馆、铁路公寓，留下了光辉足迹；1925年11月,王明经过东北远赴苏联学习,后于1929年通过满洲里回国;张闻天于1931年初经由满洲里回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宣部部长。

    东北红色交通线发挥最重要的作用是在1928年，代表们途径东北、远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时代背景和原因是这样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屠杀工农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血腥屠杀共产党员。一时间，黑云压城，血流成河。据中共统计，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处于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面对如此凶残的刽子手，在中国国内举行中共“六大”显然是不适宜的，经过反复考虑，中共中央最终确定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大”，并及时向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了请示电，并得到了同意。

   各路代表分头出境，经历千辛万苦，最后到达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