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惠走出去的原辽宁省委书记郭峰，被誉为"辽宁邓小平"，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宋德福曾担任全国团中央书记、人事部部长、福建省委书记，回家不惊动地方官员，亲属无人能"借光"，弟弟还赶马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更是学识高深，建树颇丰。借用小品中的话形容，"同样是德惠人，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我自己付出了5000多元钱，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我气愤，我失落，我终于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一笑置之。我倒觉得鲁迅笔下那些麻木愚昧的看客有几分可爱，毕竟他们仅仅是看，而没有其它。我们没有理由愧疚，应该被嘲笑、被批判的决不应该是我们。我们不予理会，得到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士的支持和鼓励。

    杨树中学在周显木副校长的号召下，学生在假期走访见证人。唐东从日本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愿意帮助。也有日本和美国的友人帮助调查。这都让我十分感动。

    7月7日上午，七·七纪念日。我还在单位焦虑此事时，在德惠民政局工作的倡议者冯久峰打来电话，说德惠市领导十分重视此事，刚才宣传部和卫生局来人，询问是否兑现捐款等情况。７月８日，德惠市卫生局杜同志打来电话，问我们调查时间、资金来源、目的，并说需要领导决定。德惠市委书记钟振明也同德惠文史专家李忠逊交流探讨德惠大霍乱起因、调查可行性等问题。我还通过市长公开电话１２３４５给长春市市长李述打去电话，发去电子邮件，并亲笔写信给他。李述市长十分关注，表示要研究此事。

    由于迟迟没有答复。8月9日，我去德惠市委找到市委副书记杨大明。他爽快温和，平易近人，让我坐下喝水，说我们是热血青年。他说时间太长了，确实不好调查，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也许到最后还查不清。无论如何，要请示上级，在党的领导下，符合党的方针、政策、路线……

    与此同时，吉林省发行量最大报纸《新文化报》副总编任白说很有意义，决定报道，要登我的照片，我本不想抛头露面，但盛情难却，只好半推半就，拍了挡住半张脸的照片。

    1999年9月18日，《新文化报》头版和第五版刊发了记者朱方清采写的6000多字的文章，引起巨大反响。在德惠，《新文化报》销售一空，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关注着53年前的惨痛历史有何下文。《新文化报》共发表十多篇连续报道。看到受难者的讲述，仿佛那场苦难就在面前上演。

    由于牵扯我许多精力，为了全力推进，我就辞去工作。然而，事情发展并不乐观。一个公务员长辈告诉我适可而止。赵聆实向上级申请，准备成立调查机构，然而不被批准。不过这次倡议，作为我日后推动全国纪念抗日战争的演习和训练，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2003年2月23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对日索赔人士王选。我向她介绍德惠大霍乱情况，她很震惊德惠大霍乱死亡的惨重，说的确应该调查。

    最初在我发出倡议书后，我自己承诺捐款5千元，这些都准备捐给有关方面作为调查、纪念费用。我还得到受害者遗属、倡议者和社会各界捐款。捐款者有我的姥姥、父母、姐姐。我的外甥小小李和小小王各捐了10元，他们是小学生。后来我去北京呼吁全国纪念抗日战争，小小李还把100元压岁钱给我。

    其他捐款的还有，王伍、王运海、宗相辉、张凤武、刘万超、刘德明、朱玉祥、韩长富、王大庚、冯久峰、张大辉、徐亚安、徐志军等。尽管有的捐款者不太情愿，但是能够慷慨解囊，是因为我们关系好。

    德惠有句打油诗：“有屁不放，憋怀心脏；没屁硬挤，锻炼身体。”可见说话不讲信用，还不如放屁有价值。有人统计，80%的人拖延还钱，甚至永远不还，成为骗子。为了小到20元，大到几百元几千元，许多同学、朋友、亲戚，七尺男儿和大家闺秀都变得那么寡廉鲜耻。有时我发此痴想：如果《马关条约》让骗钱不还、背信弃义者代替清王朝执行，中国会省下一大笔银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由于倡议没有进展，没有机构愿意接受这笔捐款去调查宣传德惠大霍乱，而捐款的神圣性、严肃性不容玷污，为求得一分舒心和坦然，我决心除家人外，归还全部捐款。欠家人太多怎么还得清，说多了都是心酸。

    2003年2月，我把钱一一交给捐款者，惟独没见到徐志军，他下岗时捐了钱。7月10日，他和妻子来北京，当晚就踏上归程，我们近在咫尺却失之交臂。

    12日，恰好是德惠大霍乱57周年纪念日。13日，徐志军和媳妇去要欠款，突遇车祸不幸身故，路人还拿走了手机和4000元钱。这次生命的逝去给我带来巨大的触动和伤痛。

    7月19日凌晨四点，小雨寄托我的哀思。我走下火车，给他带回一瓶北京二锅头。看了他最后一眼，就含着热泪用黑土把他和媳妇深情地掩埋。

    五天后，我赶到坟前凭吊，小草已经破土而出。生命周而复始，只有大地才会永恒。德惠大霍乱苦痛已经远去，兄弟的不幸凸显了生命的无常。

    有时死一个人，我们会很痛苦很震惊；有时死二万人，却成为一个抽象的统计数字，个体死亡的悲惨命运被忽视，何况死亡的是半个世纪前一群最纯粹最纯朴的农民。不管如何，德惠大霍乱和广岛原子弹轰炸一样，都是人类永远流泪的眼睛，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

    听老人讲，文革时，三个日本人来到德惠火车站摆上供果，燃上香烛，并带走一捧土，祭奠殖民时死在德惠的亲人，德惠人叫"取灵"。据说，当时现场戒严，观者如睹。德惠人不理解日本人的行为。

    德惠有解放战役纪念碑，却没有德惠大霍乱遇难同胞纪念碑，它应该在德惠大地上耸立，那是我们每一个德惠人、每一个中国人永远的心灵墓地！

    德惠，我爱你爱得好痛苦！

    这次不成功的呼吁，成为我日后推动全国纪念抗日战争的演习和训练，取得宝贵的经验。从2001年开始，我在有关人士支持下，通过上百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等场合上提议我国国家级、国际化、最高规格纪念抗日战争；每年9月3日和9月18日举行国家级纪念大会，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每年9月18日全国统一鸣警报3分钟，下半旗，肃立默哀。我遭到某些人的讥笑和蔑视。

    有的名人认为我"太民族主义了"，还讽刺九一八鸣警报“没啥意思”，“copy(复制或模仿)外国是否有这个必要”。仿佛任何形式的对日斗争都是中国首创、前无古人。我想问的是，对日索赔、追究日本战犯是中国首创吗？都是最先其他国家先行动多年，我们才姗姗来迟。

    我不在乎他们。为支持此项倡议，勿忘国耻网等签名总数已经突破100万人，全国每年有上千个城市在9月18日鸣警报。

    值得指出的是，呼吁牢记抗战，我并不主张仇恨日本，我也希望日本彻底反省战争，中日两国实现和解。这就是我因为德惠大霍乱产生的最初思考。

    王锦思，又名TA、小蜂、一开，吉林德惠人，定居北京,北京大学媒介方向研究生学历。粗通英语，懵懂日语，精通德语（家乡德惠语言）。从事文化产业工作，收藏、展览中国各地近代以来文物史料，以及日本、俄罗斯、美国侵略、交流友好史料实物。首倡九一八全国鸣警报、国家级公祭英烈和死难同胞、朝鲜半岛暨世界和平签名。专著《日本行,中国更行》、《超越日本》、《发现抗战》,中日港三地出版《活动家的证言》在各地新华书店和较大书店，淘宝网、孔夫子旧书网、拍拍网等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