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目前保存唐朝宰相魏征编写并供唐太宗阅览的《群书政要》原本，以及宋代出版的世界最早的植物词典《全芳备祖》原本和明朝宋应星编撰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原本，还有世界上最早的佛教翻译经典《四十二章经》手抄本。日本珍藏的《说文解字》原本，中国早已失传，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这些“天壤间秘籍，无二之孤本”对中国古籍等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起了巨大作用。

    宋元明各朝时，中国主动向日本求过逸书，出现倒流现象。宋太宗时，日本僧人献给中国失传的珍籍《孝经郑氏注》、《越王负孝经新义》，使得朝野震惊，宰相司马光感叹“嗟予乘桴欲往学”，大文豪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吟诵“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有关唐诗创作的规则、音律的书籍在中国早已失传，《乐书要录》在日本被发现后，中国学者竟以为是日本人伪造的。

    明治时，中国人在日本访书刻书成风，并反馈回国。清末学者杨守敬在日本收录中国古籍3万余卷，称“足偿国家甲午之失矣”。国学大师陈寅恪说：“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但是中国本已拥有的古籍仍然得不到重视。

    安阳殷墟虽在，要看甲骨文却得去日本，日本是收藏中国甲骨片最多的国家。

    日本官方机构、大型财团、民间企业、各大寺庙，直到很多个人，都收藏有高质量的中国文物，

    日本拥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之多。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万余件。其中珍品、孤品不计其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内的普通博物馆，如南宋著名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至今仍羁留其中；此外，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文物珍品。

    笔者王锦思注意到，最近日本向韩国归还殖民期间掠夺的大批文物，这一做法可为中国收回在日文物提供借鉴，经验很有启发。一是政府努力，坚持要求日本就侵略战争道歉赔偿，二是民间的努力和斗争。再就是证据充足，能够证明日本掠夺的文物何时何地。

    中国收回流失在日本的海外文物只能在相关国际公约的框架下由政府通过法律和外交等主要渠道来解决，同时还要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回赠与适当回购等方式，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中国要索回被日本掠夺的那部分。第一中国要有证据这些文物确实在抗战之前还属于中国，战争期间被日本掠夺，由当时的记载和日本的罪证。第二要有被掠夺文物所在地的政府机构、文物专家、律师组成索赔团开始努力。第三取决于日本的诚意和歉意。难点是时间久，证据缺乏；二是中国缺乏专业人才和热心人士。三是工作繁琐、收效少。

    笔者王锦思认为，和平时期流到日本的文物中国要想收回，只能取决于日本人的意识和自觉，也需要中国的民间和政府努力，通过拍卖等商业渠道，设立专项基金，以官方力量来抢救海外中国文物。日本京都有邻馆在2002年放出“宋四家”米芾晚年的书法杰作、大字手卷《研山铭》，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下属的中国文物信息谘询中心以2999万元回购，每字折合人民币76.9万元。该作成交价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世界纪录，超过了此前同样由日本放出的北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创下的2530万元的成交纪录。

    笔者王锦思相信，通过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中国流失日本的文物将会回归祖国，重新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