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叫黄启明发表文章，不知怎么评出《十大反日人物》。立场似乎还可以，但是客观性值得商榷，而局限还在于这十个人是否能够代表真正的反日人物。

    的确，抗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参拜靖国神社、占据钓鱼岛、民间战争索赔等方面问题对中国进行伤害，中国民间一直存在强烈的反日情绪。

    有个叫王晓阳的人认为，应该把白痴、愚蠢、猪脑子、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把世间所有最恶毒的词语形容反日分子。这种侮辱显然伤及无辜。

    中国也有许多理性正义的反日人士，黄启明说，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十位，他们可能存在许多争议，但是并不极端，不像许多仇日分子那样造谣煽动反日情绪，甚至鼓吹应该抵制日货、要灭绝日本民族，而是十分理性、正义地对日本进行斗争，也甚至主张学习日本优点。

    黄启明说这十位反日人士是许多学者专家按照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以及百度和谷歌搜索页码数量、媒体曝光率综合统计出来的。

    的确，这十位反日人士特点是，纯民间身份和立场，致力解决日本侵略战争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谴责日本错误行径，进行各种抗战纪念行动，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李秀英，生于1918年1月1日。1937年12月侵华日军进攻南京，李秀英怀有七个月的身孕，她与三个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经美国专家抢救，才得以保存性命，但胎儿却因此流产了。对于她的事迹，德国友人拉贝有详细的记载，特别是美国人约翰·马吉牧师在治疗现场拍摄的影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开庭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李秀英出庭作证。此后她远赴日本控诉日军暴行，还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右翼分子松村俊夫毁坏名誉权，并取得一、二审胜诉。

    耿谆，河南省襄城县人，生于1915年。1944年5月参加洛阳保卫战受伤被俘。1944年8月至次年6月，耿谆和近一千名中国战俘和平民成为日军的强掳劳工，在日本花冈做苦役，受尽了折磨和屈辱。身为劳工大队长的耿谆率领700余名中国劳工于1945年6月30日发动“花冈暴动”，失败后侥幸生还回国。耿谆要求日本鹿岛公司谢罪、赔偿和建立劳工纪念馆，这就是成为战后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索赔的第一起案例的花冈诉讼。2000年，花冈诉讼以和解告终，耿谆表示和解无效。

    刘连仁：山东省高密人，1913年生，1944年9月通过所谓的“移入华工方针”到日本做劳工。干活又脏又累又险，刘连仁就用逃跑来抗争压迫，躲进了北海道的深山老林，穴居山野十三年，创造了人类生命史上的奇迹。1958年1月，刘连仁被发现后震惊了日本和中国。1958年4月15日，刘连仁回到了祖国，受到刘少奇副主席的接见，2000年去世。

    陈毓祥，1950年生于广东汕头潮阳，后移民香港，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71年任香港学联保钓运动中学生组组长，积极参加保钓行动，后担任“全球保钓华人联盟”首领。1996年9月22日，乘坐2800吨的“保钓号”开始了保钓之行，目的是毁掉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竖起的灯塔，树立中国国旗，以确立中国的主权。9月26日，陈毓祥率领五位突击队员穿上救生衣，跃身入海游向钓鱼台，因脚部被绳索缠绕，不幸溺水牺牲。他是抗日战争胜利以来，为抗议抵制日本强权行径而献身的中国第一人。

    童增，1956年出生于重庆，北京大学国际法硕士，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和大陆民间保钓第一人。1990年，发表文章《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发起民间对日索赔活动，1996年发起大陆民间保钓行动，2003年提出“SARS”有可能是美国基因武器的学说，2003年担任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为了对日索赔，童增先生经历了被单位辞退、家庭破裂等状况，但他认为这样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