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所见中央苏区“残废证”，多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及其下属分会核发，证件版式、发放说明及核心栏目格式高度统一，。2025年，笔者从江西瑞金一位苏区文物收藏爱好者处，征集到一份省级内务人民委员部核发的“抚恤证书”，为研究中央苏区抚恤制度提供了全新实物佐证。现将该证件形制、文本内容及相关历史背景介绍如下。

    一、证件形制与文本内容

    该证件整体保存完好，制式规范、信息完整，具体特征清晰可辨。证件尺寸为208mm×159mm，封面为红色制式装帧（见图1左），版式设计庄重规整。封面右侧竖排楷书“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发”十一字，中上部印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图案；中部以两行从右至左竖书“苏维埃工作人员及赤卫军少先队”十四字（见图2），下方印有“抚恤证书”镂空字样，左侧竖排标注“第2号”证件编号。

图1

    证件封底为统一印制的使用说明（见图1右），共四条规范条款，明确了抚恤申领、权益界定、证件管理及换证周期等核心规则，是苏区抚恤制度落地执行的直接凭证。具体内容如下：一、每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可持此证到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社会保证科或所指定的机关领取抚恤金。二、此证书可享受中央政府所规定关于优待政府工作人员和赤卫军因参战牺牲和残废抚恤条例所规定的权利。三、此证必须加意保存不得遗失或转让他人，如有遗失须即报告发给证书的机关。四、此证满五年掉换一次。

图2

    证件内页右侧为核心抚恤核定文本（见图3），信息详实、权责明确，全文如下：“兹有袁光思同志，在革命战争中身负创伤至残废，由本部验明伤处，准其返籍修养，每年依照中央政府对于政府工作人员和地方赤卫军，因领导和参加战争负伤抚恤问题决议案，领取（抚）恤金，合给抚恤证书为据。”

    文本同步登记了持证人员完整信息：工作单位及身份为西江模范营二连战斗员，年龄23岁，籍贯西江县；伤情记载为右下肢胫部损伤，负伤时间及地点为1934年1月15日信康牛岭战斗；原始残废等级核定为三等，后经复核涂改更正为二等残废。页面右侧加盖圆形骑缝大印，印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印章制式规整，符合省级苏区政府公章规范。

图3

    内页左侧为抚恤金领取记录与发证落款区域。页面明确记载，持证者首年已足额领取抚恤金大洋15元，落款处加盖两枚模糊私人方形印章。备注栏竖排手写批注“1935年1月起改为二等残废”，同步加盖私人印章备案，清晰记录了残废等级动态调整的史实。证件最终落款为省苏内务部长、社会保证科长（未留存具体姓名），加盖“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条形公章（见图4），发证时间明确为1934年6月3日，手续完备、流程规范。

图4   条形公章——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

    从这份证件所载内容来看，该证与以往所收集的“残废证”在证件功能上大体一致，二者除名称有别外，尚有两处差异：一是发证单位不同，“残废证”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及其下属分会核发；而“抚恤证书”由地方政府内务部门核发。二是发放对象不同，“残废证”发放给红军正规部队负伤人员；“抚恤证书”则面向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赤卫军及少先队负伤人员。

    二、持证人员与参战史实考证

    结合证件信息与苏区史料考证，持证者袁光思，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粤赣省西江县赤卫军战士。其所属的西江模范营，是中央苏区地方武装的标准建制单位。1932年起，中央苏区全面规范地方武装编制，确立“县建模范师、区建模范营、三营编一团、数团建一师”的层级体系，各级模范武装均从当地赤卫军、少先队优秀青年中选拔组建，不隶属红军主力，承担地方守备、配合主力作战、补充兵员等任务。袁光思所属的西江模范营二连，正是西江区级地方武装的基层战斗连队。

    其负伤参战的信康牛岭，坐落于今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韩坊镇，地处赣县、于都、信丰三县交界，是连接赣州东西河区域的战略咽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所谓“信康”，是苏区时期对信丰、南康连片区域的统称，为中央苏区南线核心屏障。

    1934年1月，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关键阶段。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对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国民党粤军重兵驻防赣南，信康一线战事频繁、攻防激烈。苏区各级地方武装全员参战，积极配合红军主力阻击敌军进攻。袁光思1934年1月15日在信康牛岭战斗中负伤，正是中央苏区南线地方武装协同主力御敌、浴血奋战的真实缩影。

    袁光思所属的西江县，是1933年7月中央人民委员会重新划分苏区行政区域后增设的新县。该县整合原会昌、于都两县部分辖区，囊括12个区级苏维埃政权，地处瑞金、会昌、于都三县交界，初隶粤赣省苏维埃政府，1934年5月改为中央政府直属县，1935年3月因苏区战略转移停止政务运行。特殊的行政区划与战略位置，也让西江模范营成为苏区南线防御的重要力量。

    三、中央苏区抚恤制度的成型与体系构建

    袁光思的残废证，并非单一的优抚凭证，而是中央苏区系统化、法治化抚恤保障制度的实物缩影。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逐步构建起一套覆盖伤残军人、烈士家属、红军家属的全链条优抚体系，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军人优抚保障制度化的先河。

    苏区优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中央统一立法、从零散规定到体系化运作的渐进过程。早在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优待士兵条例》，成为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军人优抚专项法规，明确了红军战士生活保障、家属帮扶救济等基础权益。同年9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明确提出，优待红军家属、帮扶家属生产，是扩大红军、稳固军心的核心举措，能够彻底解除前线战士的后顾之忧，这一早期实践为中央层面制度成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为苏区优抚制度建设的里程碑。大会审议通过《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全文18条，首次从国家法律层面，系统界定了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优抚权益，明确立法宗旨为巩固红军力量、保障革命斗争持续推进，为苏区优抚工作奠定了法治基础。

    1932年2月，中革军委顺势颁布《红军抚恤条例》，针对军人伤残、牺牲、退伍等不同情形，细化抚恤标准、评定规则与执行流程，专业性、实操性大幅提升。两大核心条例的相继出台，标志着苏区优抚工作彻底告别地方零散实践，形成中央统一立法、分级落地执行的制度化格局。此后，苏区又陆续出台《优待红军家属条例》《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等配套文件，构建起涵盖优待、抚恤、安置三大维度的完整制度框架。

    为保障制度落地见效，苏区建立了专属、层级清晰的抚恤工作组织体系。依据条例规定，中革军委设立抚恤委员会，作为全国抚恤工作最高决策与执行机构；各军区、各军级单位设立分会，分级负责伤残评定、证书核发、抚恤金发放、烈士认定等具体工作。从中央专职机构到省级内务部门、县区基层苏维埃，形成闭环管理体系，即便在战火纷飞的艰苦环境中，依然实现了优抚工作的规范化、凭证化、常态化管理。

    四、苏区优抚制度的核心保障举措

    中央苏区的优抚体系兼顾物质保障、生活安置、权益优待与精神激励，覆盖军人服役、伤残、退役、牺牲全周期，体系设计周密、保障力度务实，极具先进性。

    在伤残军人安置抚恤方面，苏区设立双重保障路径，适配不同伤残战士需求。一是集中休养安置，专门设立红军残废院，为因战、因公致残军人提供免费食宿、医疗康复服务，院内生活费标准较现役红军战士提升二分之一，实现集中兜底保障。二是返乡终身抚恤，自愿回乡休养的伤残军人，由地方苏维埃政府结合当地物价水平，按年发放终身抚恤金，条例明确最低保障标准：全残废者每年不少于30至50块大洋，半残废者每年不少于15至30块大洋，弹性标准兼顾了各地经济差异，贴合基层实际。

    同时，苏区针对退役、休养军人制定专项优待政策：服役满五年、年满45岁的老兵可申请退职休养，享受终身生活补助；伤病休养无法入院的军人，可申领月度医药补助；自愿继续留队服役的老兵，额外发放年度优待费。整套政策摒弃了一次性补偿的粗放模式，确立了终身保障、精准施策的优抚理念。

    在烈士家属抚恤保障方面，苏区构建了“全链条、长远化”的帮扶机制。对于牺牲红军战士，政府依规公示功绩、妥善收殓、立碑纪念。对其家属，实行全方位兜底保障：烈士未成年子女、弟妹由国家革命纪念学校统一抚养教育，全程免除生活、学习费用，直至年满18周岁，毕业后由政府统一安置就业；烈士父母、配偶持续领取生活津贴，基本生活得到长期保障。这种兼顾生存、教育、就业的全方位保障，在近代中国优抚史上实属首创。

    在红军家属日常优待方面，苏区形成全民拥军的制度规范。土地分配上，红军战士及家属优先分得土地、山林、房屋，白区籍红军战士可分得公田并由政府组织代耕；生产帮扶上，建立耕田队、优待红军工作日制度，适龄群众义务为红军家属耕种、灌溉、收获，全年保障不少于50个劳动工时；经济生活上，红军家属免征各类赋税，购物享受专属折扣、物资紧缺优先分配，交通、观影等民生福利全面倾斜；教育、通信、婚姻等领域同步出台优待政策，全方位保障红军家庭权益，彻底打消参军顾虑。

    五、制度实践的现实困境与历史价值

    中央苏区优抚制度的落地，始终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长期的国民党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让苏区财政常年紧张，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恶化、苏区辖区持续收缩，足额、按时发放抚恤经费的压力不断加大。同时，战争环境下伤残人员分散、战线变动频繁，伤残评定、证书核发、资金拨付的行政成本极高。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苏区原有系统化抚恤体系被迫中断，后续优抚工作仅能依靠地方组织与群众临时接济。加之苏区参军参战人数规模巨大，以兴国县为例，全县23万人口中，9.3万人参军参战，长征牺牲人数超1.2万，庞大的优抚需求与有限的财政、行政能力形成鲜明矛盾。

    即便困境重重，苏维埃政府始终坚守优抚初心，坚持制度化、规范化推进拥军优抚工作，从条例立法、证书印制，到残废院建设、耕田队组织，每一项举措都彰显着新生政权对革命军人的珍视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生动实践。

    回望历史，中央苏区优抚制度的创立与实践，具有三重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一，它是人民军队现代优抚制度的源头，突破了古代将士抚恤临时性、恩典式的传统模式，首次形成法治化、体系化、常态化的优抚体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人抚恤优待制度奠定了核心框架与实践基础。其二，它彰显了苏区局部执政的卓越治理能力，在经济落后、战事频繁的山区根据地，创新实现军事动员与社会保障的深度融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先进的治理理念与制度创新能力。其三，它筑牢了军民鱼水情深的社会根基，通过制度化的拥军优属举措，将拥军崇军转化为全民共识与自觉行动，凝聚起军民同心、共御强敌的磅礴力量，成为红军星火燎原的核心密码之一。

    一纸泛黄的残废证，承载着一段烽火岁月的赤诚担当。九十余载岁月流转，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中央苏区在逆境中构建的优抚制度、坚守的拥军初心、践行的为民宗旨，依然熠熠生辉。袁光思等无数苏区革命军人的流血牺牲，苏维埃政权对革命将士的郑重承诺，不仅镌刻在红色文物之上，更沉淀为赓续至今的红色基因，为新时代拥军优属、军人保障工作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