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47年，父亲在晋察冀解放区工作时的留影。

    有关父亲参加革命的经历，是我从上初中时期，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母亲的偶尔提起，开始粗略知晓一些。

    在了解父亲的革命经历中，“南下干部”一词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父亲也是众多南下干部中的一员，解放战争时期，他们舍下父母妻儿、别离养育的故土，义无反顾，奔赴千里之外的异土他乡，用生命和鲜血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们是“舍小家，为新中国解放甘于奉献”的时代楷模，是共和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令后人敬仰。

    对于父亲的南下之路及他们那一批南下干部的来龙去脉，以前了解很笼统，父亲健在的时候又没有与之深入地交流，现在回想起来，特别的遗憾。这两年，我在媒体和刊物上不断看到与之相关的报道，特别是在闽粤赣革命老前辈的后人詹金宝的引荐下，加入了河北“赵佗纪念馆专家”微信群，结识了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非遗传承工作委员会主任孙云霞老师，孙老师十分热情地为我提供了河北南下干部的一些史料和老同志回忆录，让我对这段历史背景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逐步向南推进，中原解放区迅速扩大，急需大批成熟的党政干部接管新区、开展土改、巩固政权。1948年春，应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指示，要求晋察冀边区抽调为数众多的优秀干部南下驰援中原解放区。随即从察哈尔、北岳、冀中、冀西各根据地，选拔了一批经过土改、敌后游击斗争锻炼，具备基层治理经验的干部（区级以上骨干干部占总人数的2/3）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集结。1948年4月，正在河北易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父亲接到紧急调令，赶赴平山县集中培训准备南下，在学习期间，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为即将南下的干部做了壮行报告。

    同年5月下旬，父亲跟随由察哈尔省委书记刘杰率领约1700余人的“晋察冀南下干部支队”（也是河北乃至全国最早的一批南下干部），从平山西柏坡启程，奔赴中原解放区。全程徒步长途跋涉，历时近两个月，跨越晋、冀、豫三省，途经石家庄、邢台、邯郸、长治、晋城、洛阳、伏牛山区。行军环境极其艰苦险恶，不仅酷暑缺水、山路崎岖，还因当时冀南地区的永年县，豫北地区的新乡、安阳尚未解放，黄河南岸的开封、郑州一带还驻扎着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沿途一些集镇还有蒋军的小股残匪和反动地主武装。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扫射和敌军的袭扰，队伍大都是日落出发，彻夜行军到天明，拂晓宿营。南下支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于7月中旬到达目的地——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所在地豫西宝丰县。

    在这里父亲见到了叱咤风云的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邓子恢等中原局领导人。在为南下干部举行的欢迎会上，时任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作《论群众运动》报告。台上的邓老上穿一件圆领白汗衫，下身大腰裤，手拿芭蕉扇，讲话通俗风趣，很吸引人，报告多次被掌声打断，给父亲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队伍经过短期培训，人员由中原局统一拆分调配，全部投入豫西、豫中新区建设。一部分分配到豫西解放区（鲁山、宝丰、临汝、郏县、伊川、南阳一带），组建豫西区党委、行署机关；一部分干部调拨豫中许昌、漯河等地；少量骨干抽调入中原局机关、豫西行政干部学校（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负责培养当地新干部。父亲因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则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中原局财经办公室机要室工作（财办主任由邓子恢兼任）。谁料想，短短两年后的1950年7月，父亲经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的推荐，来到敬仰已久、已担任中南局书记的邓子恢身边做秘书，从此，在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麾下工作达9年的时光。

    这批1700余名河北南下干部，填补了中原建政干部的缺口，快速搭建起中原解放区完整的党政体系，是河南解放初期政权的奠基力量。他们把晋察冀多年敌后土改、群众工作的成熟经验，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为新解放区土改提供了标准化的实践范本。

    之后的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胜利，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百万雄师一举渡过长江。解放区急速增多，中国共产党面临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关头，急需大量懂管理、会建设、能战斗的干部。为此，中共中央早有预判，迅速作出“从华北、华东、东北老解放区大规模抽调干部随军接管南方新解放区”的战略部署。随后，河北、山西、山东、天津等地组织了多批成建制南下干部队伍，这些干部放弃安稳工作，告别家乡，凭着丰富的革命经验、优良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组织体系，保障了地方政权平稳过渡，为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成立提供了组织保障。

    解放战争时期，正是这一批批南下干部，以“服从大局、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精神，把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永远留在了广袤的南方大地。很多牺牲无人知晓，很多名字鲜为人知；没有惊天动地的宣传，只有默默奉献的赤诚；没有勋章加身的高调，只有以身献中华的坚定信仰。他们的名字将会永远镶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上，永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