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与父亲并无血缘，却是真正的莫逆之交。那种情谊，比手足更深，似命运额外的馈赠。

    约在1968年末，伯父响应号召，随省地干部作为“五七大军”下乡，来到了我们村。他们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就这样，一位地区行署的文教干部，被分配到了父亲担任队长的生产队。令我父亲惊讶的是，伯父拿起锄头铁锨，竟无半分生疏，农活干得扎实利落，很快赢得全队称赞。因他身材高大、体魄健壮，人人都尊称他一声“大老岳”。

    他不止是劳动好手，更是父亲的“军师”。常帮父亲出主意，凝聚人心，只为多打粮食，为国出力。父亲一心为公，顾家少，伯父却因此更敬重他，反过来默默照料我家。他常为奶奶挑水、扫院，寒冬里不忘把土炕烧暖。父亲患胃溃疡，怕冷，伯父回地委开会，竟特意捎回一只鲜红的橡胶热水袋。后来母亲说，父亲一疼，就靠它焐着。那只热水袋，后来我也用了许多个冬天，被窝里的暖，仿佛带着岁月的温度。那些年我住姥姥家，许多细节是从邻家奶奶和队里退伍的五爷那儿听来的——伯父的好，早已刻在村里人的记忆里。1974年，在玉兰姑奶和伯父的关切安排下，父亲做了胃切除手术，渐渐康复。

    1971年，“五七大军”陆续撤回，伯父因能力出众，被吕玉兰等县领导竭力挽留，先后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书记，成为县委书记吕玉兰的得力搭档。职务变了，情谊没变。只要县里在我们村开现场会，晚上若无公事，伯父定来家里坐坐。一盏灯，一壶茶，几支烟，他与父亲母亲谈笑风生，那暖意能驱散整个夜晚的寒。我静静坐在一旁，听着，也记住了。

    后来，我常随父亲去县城看他。有时去办公室，有时去家里。当时物资紧，偶尔托他买几斤柴油、种子，他总是尽力帮忙。再后来，伯母和二姐、哥哥、小妹都团聚了。我们去时，伯母常炖上一大锅猪肉粉条，蒸好白面馒头，那是我记忆中顶级的解馋盛宴。临走，她总会塞给我们一些东西：一包茶叶，或一卷伯父看过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正是从那些旧报纸里，我懵懂地看见了更大的世界。伯父也时常接济父亲一些零用钱。最让我父亲念叨的，是他某次忽然送的一只漂亮的花瓷碗。父亲后来提起，眼中总有光，话变得绵长。

    转眼改革开放，县里撤革委会，立新制。伯父去了政协任职，直至离休。之后，他与伯母回到祖籍县城安居。我去探望时，伯父已年高，却还能骑着二八直梁自行车去买早点，身影挺拔。后来膝盖长了骨刺，行动渐缓，但头脑始终清醒如明镜。可惜我每次探望都来去匆匆，始终未能静静坐在他身旁，听他细细讲述那段燃烧的岁月。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谨以此文，怀念我可敬的伯父，怀念他与父亲之间那如山如河、静默而深厚的交情。也纪念那个年代特有的、毫无功利色彩的纯粹与温暖，纪念如吕玉兰前辈那般，将一生奉献给土地和人民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