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杨氏家谱记载，伯父字云甫，名国翰，号雄飞。生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正月18日，解放前属浠水县杨祠杨闻瑞塆，解放后归属大林公社(现属关口镇游路口村管辖)杨闻瑞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祖父杨奉太、祖母严氏生育四子两女。我伯父为老大，下有三弟两妹。伯父小时候就显得相貌英俊，聪颖过人。深得祖父母和氏族长辈喜爱。为了让其成才，祖父决定不惜借债也要送他读书。伯父读完私塾，后在浠水县中读了四年。终因财力不济，只好辍学。1924年，经朋友介绍，伯父到黄冈县王家岗胡李塆私立小学当教员。

    信仰马列 投身革命

    伯父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年代,也是中华民族开始觉醒的年代。随着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掀开了中华民族新的一页。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浠水地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如郭芬、南超人、胡铁生、（我伯父杨国翰、杨成翰、杨雄飞等名便于革命隐身同属一人）、杨瀛、张任铭、闻允之、江楚忠、潘悫等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伯父在胡李塆私立小学教书期间，附近杨鹰嶺陈策楼(陈潭秋老家) 公立小学是我党活动的基地。该小学教员王子俊是跨党党员(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工作方便，允许本党党员参加对方党组织)主动到胡李塆小学看我伯父，拉朋友关系，送进步书籍给我伯父看。并问伯父愿不愿意参加国民党，担任农民协会宣传员。我伯父表示愿意。此后，伯父白天在学校任教，夜晚随张傑等到各村开会。并利用学生家长串连农民,成立了王家岗农民协会。同年，伯父的同学张翼南、张光化兄弟二人在浠水明家洲私立小学当教员。明家洲与黄冈只隔一条河(巴河)，伯父到明家洲串连，介绍他俩参加组织，在明家洲成立农民协会。有一天，王子俊找我伯父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伯父说愿意。王接着问，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有什么区别？我伯父随意回答了一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王说有区别：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是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共产主义是土地国有化、工厂和商业都归国家所有。需进一步学习提高。

    北伐军进驻武昌后，王子俊介绍我伯父报考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实际上是国共合办的。该校校长钱介盤，教训处主任何子述均是共产党员。教员中有董必武、恽代英、李汉俊、邓初民等。来校作报告的有：邓演达、项英、陈潭秋等。学习期间，经何子述、杨瀛介绍，批准我伯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我伯父干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国民党浠水县党部任工人部长，负责浠水店员工会工作。此外，还参加了全县党政、人民团体联席会议。参加了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镇压了臭名昭著的大恶霸南仲吕，枪杀了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袁非龙，民心得到了振奋。

    夏斗寅兵变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形势急转直下。7月初，组织上通知伯父说:武汉的一些著名共产党员大部份已随贺龙、叶挺东征，余下的少数人已改换其它工作。由各县临时抽调上来的还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到武汉搞地下工作。伯父被抽调到湖北省农民协会当干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9月份，蒋介石掌控的南京政府西征军到达武汉，开始对共产党员和农协会员大屠杀，血风腥雨笼罩着整个江城。伯父因有事上街，被浠水一劣绅发现。第二天拂晓带人到旅社抓捕。幸遇旅社茶房工人机智，将伯父从后门放走。当时情况下，在大街上是不能跑的，跑会引起敌人注意。伯父雇人力车到楚材街躲进友人闻敬之家。躲了三天，闻敬之和夫人很是害怕，伯父也不想继续连累友人，闻家将我伯父转移到草湖门一挑水工人家躲了五六天。其间，伯父还请挑水工人每天买一份报纸，以了解外面的形势。一天，从报纸上得知，武汉每天可以见到军阀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惨景，不禁义愤填膺。

    从武汉脱险后，伯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本想往东追赶贺龙、叶挺部队，但从报纸上得知，贺、叶南昌起义后，在广东潮汕被打散，余部不知转向何方；去寻找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吧，湘赣边境正是风声鹤唳，戒备森严。有一天，传来更坏的消息，张傑率领的农民自卫军被国民党部队击溃, 逮捕了很多人。陈宅楼和胡李塆两个红色发源地被清乡军烧为灰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天涯何处是神州？天涯之大，竟无我杨雄飞的立足之地，伯父感到无比的惆怅和迷茫。

    躲避追杀 一下河南

    痛定思痛，我伯父决定前往河南郑州。他在湖北省农协当干事时就听人讲，西北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孟宪章是湖北均县人。为人开明，比较倾向革命，重同乡之谊。凡是湖北逃往郑州的革命青年，他都收留，并为之介绍工作。伯父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找他，他不仅接见了伯父, 还安排我伯父在总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军人》报社搞发行工作。1928年2月, 西北军在洛阳开办航空军事学校，伯父报考并被录取。1929年毕业后，被派往教导师，先当见习，后当少尉排长，训练新兵。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蒋，西北军打出洛阳，进至豫东一带。伯父见军阀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不顾国家危亡和百姓死活连年混战，在这里是不可能实现共产党员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且南方的红军则乘军阀混战之机日益壮大，革命事业如火如荼，决定潜回武汉，寻找组织，继续革命。

    寻找组织 重回武汉

    1930年春，伯父潜回武汉。重回故地，回首当年奋斗的情景感慨万端，精神倍感振奋。先到老友闻敬之家，打听原来从事革命的同志和战友。闻敬之告诉伯父，程咏吾（浠水丁司当人，后任新四军第四师团长，1944年牺牲)尚在武汉。于是伯父约程在闻家见面。朋友相聚，战友重逢，心情异常舒畅。这时才知道，程咏吾是中共地下湖北省委军事负责人。经程介绍，与中共地下湖北省委书记陈华见面。通过谈话，批准恢复伯父的党籍，并指定省委总交通胡荣卿直接领导伯父。胡荣卿知道我伯父学过军事，要伯父做他的保卫。为安全起见，居住地经常更换。不久，胡荣卿对伯父说，鄂豫皖苏区缺乏军事干部，省委决定派你持密件到苏区工作，你要作好思想准备。第二天，胡荣卿拿来折表纸一刀交给大伯，指着中间一张说，密件都写在这一张纸上，到苏区后交给党组织。还暗示那个不明显的记号。伯父另持一封民间介绍信到广水，按地址在铁路东边找到了交通员的家。伯父说，我要到苏区去，请设法送我进去。交通员看了介绍信，对伯父说，敌人有好几道封锁线，能不能过去还不好说。第三天，交通员告诉我伯父，形势紧张，交通线己断,过不去。他想了一下，我可以写信介绍到信阳交通站，看能不能从豫南进苏区。伯父拿着介绍信赶到信阳，交通站告诉伯父，风声很紧，交通已断，实在过不去。万般无奈，伯父只好拿着信阳交通站开具的证明，再次返回汉口。

    形势突变 再下河南

    出于工作性质的本能，伯父回到汉口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繁华地段看各类广告牌登的广告，收集各类信息，加强安全防范。果然，报纸上登载一则新闻：中共地下湖北省委机关被破坏，省委书记陈华和总交通胡荣卿被捕。伯父大吃一惊，汉口是不能逗留的，思索再三，决定还是返回信阳交通站。到信阳交通站后，告诉交通站负责人，中共湖北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并表明自己不能继续留在武汉。信阳交通站负责人答应介绍他到河南开封工作。伯父持介绍信到开封后，找到接头地点，接头人看了介绍信后，安排他住进一个小客栈，以等候组织上派人谈话。乘着空余时间，伯父依然到街上看报。忽然有人拍了下他的肩膀：“你到开封干什么？”伯父回头一看，原来是洛阳党干班的同学付瑞华，我伯父告诉他，自己来开封是找工作的。付瑞华告诉我伯父，他在开封办了一个叫《新河南日报》的小报，他当社长，尚缺一个校对员，问伯父愿不愿意干，并带他到报社看了一下。临走的时候，伯父说，我考虑一下再回复你。第二天,中共地下河南省委找我伯父谈话，伯父把见到付瑞华和付请他当报社校对员的事如实报告了省委。省委同意伯父当校对员，认为这对后面开展掩护工作有好处。1931年元月，中共地下开封市委成立,省委指定老李(兵工厂工人)担任书记，胡宗桂负责宣传，杨雄飞分管组织。当时开封户口清查甚严。老李无正当职业，白天在外工作，晚上难找立足点。经 研究，老李晚上到报社校对房睡觉较为安全。若有人问，伯父就说是他的朋友。这期间，有两次活动差点被敌人识破。第一次是市委在城西桃树林中开会，研究工作,提前买了一些糖果。忽然一个警察走过来问，“你们干什么？”并用怀疑的目光四处张望。伯父说：“我们搞春游。”警察见大家围坐吃糖果，谈笑风生，也没有发现其他疑点，信以为真，便走开了。第二次是上海中共中央以私人名义寄500元巨款至报社,由杨雄飞收转。有人怀疑此款来路不明。伯父说，这是我的一个好友寄来开封买东西的，因为路途遥远，携巨款走路，人、财很不安全。伯父应答合理、自然，这才释疑。同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上海机关被敌人破坏，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河南省委与中央失去联系，活动经费亦无着落。省委知道我伯父有同族杨文英在豫西内乡县当县长。要伯父以写信找工作的名义，持密件到豫西南和豫、鄂苏区取得联系，以接通与中央的关系。杨文英回信说，同意安排秘书职位，每月发薪资30元。伯父喜出望外，立即持河南省委秘件到南阳师范学校接头。接头人拿密件回去研究后，当即筹款500元，交由伯父带回开封交河南省委。与此同时还接通了与中央苏区的联系。1932年2月，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电令内乡县县长杨文英称：内乡县政府秘书杨成翰（大伯此时化名）有共党嫌疑，立即押解到省城法办。接电后，杨文英立即把伯父叫到内室，痛骂了一顿，然后拿出20元作路费，嘱其快走。杨文英因此受牵连，坐了半年牢。伯父深感内疚，多年以后，还难以释怀。

    转战三千里 日记留真迹

    内乡脱险后，伯父又无处立足，万般无奈，只有到蚌埠投奔杨超群.并在炮六团谋了个文书的差事。1933年元月，炮六团开往武昌，在青山和徐家棚一带驻扎。不想在闻敬之家又碰见了老友程咏吾。程告诉伯父：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成抗日同盟军,内有我党组织，已约定同张辉、文浩，筠石等同志北上抗日，问伯父愿不愿去。伯父答复愿意去，但要先恢复组织关系。程认为，先参加抗日，到前线再恢复组织关系也不迟。这可能就是伯父脱离组织的一个关键节点。以致影响到他的后半生。

    按约定，程咏吾、张辉、筠石等三人先前往，伯父因在部队有职，需要移交。况原配夫人携女在此居住，需要派人送回浠水老家方可起程。兹后不久，程咏吾来信，说他们已考入抗日救国同盟军随营学校，要我伯父尽快北上。

    伯父临行前对我伯母说，“我将北上从军，托人送你母女回浠水。”伯母闻之悄然色变：“我来此只住一个月，不走不行么？”伯父遂告之自己不得不北上的苦衷，伯母理解丈夫。就开始整理行装。至半夜，天下大雨，离人听之，更愁添万斛。

    之后，伯父搭乘军列北上，最后到达察哈尔的张垣，程咏吾遂引伯父到教育处补考，当即面试“论抗日救国的策略”考题，被录取。这是一所随军学习，非战斗系列的军事学校。是方振武感觉旧军官不堪使用，征召抗日救国志士，加以军事　训练，培养军中骨干的一种尝试。学员中，有旧日军官，青年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共编为四个队，第一队是军官队，第二队是学员队，第三队是学生队，第四队是政治队。程咏吾、杨雄飞、张辉、筠石等编入第一队，随军学习。

    这一晚，伯父辗转难眠，他期待未来的战斗生活，也想起了远在家乡年迈的父母。杜甫有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准备把自己的情况和决心告诉父母。他平时写信是不写诗的，这次很快拟就了一首律诗，“四十年华似水流，髮须斑白老人头。投身革命身原壮，仗剑诛仇志未休。国难日艰须奋斗，家书时断勿劳愁。好将兵书同研读，收复山河赖众谋。”既是安慰家人，也表明了自己的志向。收到信后，家中老人的心绪得到了安慰。

    伯父在随营军校学习军事的同时,坚持写日记。出征三个月，征程三千里。利用短暂的空隙，共写出日记89篇。涉及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一是北上沿途所见，日寇铁蹄下的山河破碎，乱民如潮，市景凋零，饿殍遍野的荒凉景象；二是揭露蒋介石勾结日寇，打击抗日同盟军的卑劣行径；三是描写同盟军内部军阀之间自私自利、排除异己、尔虞我诈的同盟关系。揭示出长城抗战之所以失败的道理。

    伯父在日记后有一段评说，颇有见地，感人至深，现抄录如下：

    “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以后，在‘不抵抗’与‘长期抵抗’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等主义下，举凡丧失领土，投降日本之事实，真有书不胜书，痛不胜痛之感。所幸人心未死，民气尚存，犹有一二觉悟之军人，乘民众抗日之高潮，毅然决然，与日本作生死战，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争人格，在历史上图生存作出了努力。

    回忆东北之沦亡，张学良拥兵三十万而不发一枪。仅有马占山、苏炳文两旅抗战于黑龙江；丁起、李杜两部转战于吉林。终因孤军势单，战败逃亡。既而松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之下，孤军与日军血战月余。而中央养有百万之兵，竟未派一卒相助，实在心寒。 乃至热河失守，长城陷落之时，华北诸军，俱望风披靡。以致平津震动。塘沽协定，实则是城下签盟。斯役惟有宋哲元部二十九军，肉搏冲锋，收复喜峰口。后因他军牵制，才安然撤退。

    当斯时也，方振武氏观国势之危亡，效古人“毁家纾难”义举，将家产变卖，携款北上，号召抗日。一时多有抗日救国之士，多投效其麾下。方氏感旧日军官不堪使用。于是将此一般志士，成立随营学校，加以军事训练，日后成为抗日救国之骨干，方能完成救国之伟大事业”……

    孰料，抗日同盟军受到蒋、日部队的围追堵截，弹尽粮绝，方振武、吉鸿昌通电下野，同盟军余部官兵被遣散。轰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失败了。

    打进保安部队 开展军运工作

    北上抗日被遣散后，伯父工作时有时无，组织关系时断时续。他有时感到很痛苦，搞地下工作怎么这么难？满肚子冤屈无处倾诉。1937年5月，伯父从浙江回到湖北。在清真寺老4号租了一间房，恰巧碰到熟人袁白涛也到此租房。他们都知道对方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产党，此时彼此心照不宣。一天，袁到我伯父家阅读，忽然问我伯父还愿不愿意搞革命，伯父说，当然愿意，只是找不到组织。袁说，习东光有组织关系，而且也知道你的情况。几天后，中共湖北省委老黎到袁白涛家与我伯父见面，同意恢复我伯父的组织关系，并指定伯父担任保安处和保安团的军运工作，待条件成熟，可把部队拉出来起义。1938年元月，伯父去卓刀泉就任第一营营长，省委另派周品相随营做军运工作。周是陕北公学毕业调来湖北工作的。他们在官兵中做了大量工作，物色了不少骨干，为起义作准备。1945年9月日寇投降。10月，保安司令部迁回武汉。1946年夏，中共华东局派徐楚光来武汉搞军运工作。徐楚光叫徐文煌找伯父谈话，安排我伯父到湖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工作。这期间，我伯父向徐楚光提供了一些保安司令部军事计划和活动等方面的情况。10月9日晚，徐楚光在武昌胭脂路徐敏文家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徐敏文、熊泽祥、胡佛言三人。大家商量营救办法，伯父提出由徐文煌出面，将四人保释。徐、熊、胡三人准保出狱，惟徐楚光不准保， 押解到南京后下落不明。伯父借故请假40天回浠水奔丧，与党组织又一次失去联系。1949年2月，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公安局派张一萍同志通过闻敬之找到伯父，要他协助武昌警运工作。并当面下达任务：1、设法保存全部户籍档案；2、当下伪警人枪不散，以维持国民党政府逃跑后的社会治安。伯父和他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伯父前后娶了两位夫人。原配夫人严氏，浠水本地人，生有二女一男，长女望春（已故），许程；次女回春（已故），许程，医学世家，教授。一子先志，务农（已故）。

    续配夫人：刘芳，湖北沔阳人，出身革命世家，名门望族。育有三子三女。长子卓武，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曾任武汉市侨口区科协主任（已故）。长女继荣，教师职业。许宋，湖北大学教授。其余克武，建武、继召、继林等在宜昌、武汉等地工作。

    刘芳伯母生于1909年，幼年受其父的影响，向往革命，投身革命。1931年在武汉被捕入狱，受尽敌人各种酷刑，坚贞不屈，出狱后立即找到组织，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经省委批准，与做军运工作的地下党员杨雄飞结为夫妇。解放后在华中农学院总务处搞财务工作。享受离休老红军待遇。1990年6月23日在武昌去逝，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