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闽西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与兵源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数以万计的闽西农家子弟加入工农红军，跟随部队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浩荡的行军队伍中，闽西籍将士涵盖各级指挥员与普通战斗员，队伍整体呈现年轻化特征。他们年纪尚轻，却凭借坚定的革命信仰、顽强的斗争意志攻坚克难、屡立战功，成为长征队伍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坚力量。闽西籍将士的战斗表现与思想行为特质，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植根于家庭成长环境、得益于革命理论熏陶、淬炼于苏区斗争实践。本文选取部分闽西籍红军将士作为样本，结合其长征时期的年龄、职位，从家庭出身、革命教育、斗争环境三个维度，探析这一群体独特的思想与行为特质。

    一、部分红军将士的年龄与职位结构：年轻化、贫苦化、基层化

    （一）闽西籍部分红军长征时的年龄、出身、职位

    闽西籍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大多是青年，还有不少是少年战士。这些当年血气方刚、衣衫褴褛的少年红军，许多人后来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或省部级领导干部。他们清一色出身贫苦家庭，有着相近的成长底色与共同的思想根基。“红军第一方面军……农民占百分之60以上，其中农民中的大多数来源于苏区当地”[ 师永刚  刘琼雄编著的《红军：1934——193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北京，2012年3月，第26页]。从年龄结构来看，闽西籍长征将士群体特征鲜明：多数将士长征时年龄集中在16至25岁，最小的仅有十三四岁；中青年指挥员也多在30岁以内。队伍之中，既有通讯员、卫生员、炊事员等基层战斗岗位的年轻子弟，也有担任营长、团长、师级指挥员的青年骨干。指挥员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刘亚楼、杨成武、赖际发、刘忠等。永定籍年轻战士赖大超、戴镜元、卢仁灿等，是基层少年战斗员的典型代表。

    （二）部分永定籍红军长征时的年龄、出身、职位

    闽西永定籍参加长征的红军中，诞生了1位中央委员、11位开国将军。样本中将军长征时年龄最大者24岁，最小者为14岁。他们平均年龄才19.7岁。[ 中共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福建中央苏区纵横.永定卷》，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64——178页，2009年11月第一版。]全部是贫农、雇农出身。清一色的出身和一致的成长经历，让这一群体形成了高度一致的思想认知、价值追求与斗争品格。

    这种年轻化、贫苦化、基层化的结构特征，为其思想行为特质的形成，提供了共同的社会土壤。

    二、部分闽西籍红军所特有的思想、行为分析

    （一）性格底色：贫苦家庭出身与客家文化塑造的天然属性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年7月，第一版，第7页。]底层农民普遍性格耿直、厚道、刚毅、顽强、实在。闽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境内群山连绵、土地贫瘠。近代以来，当地民众饱受封建地主剥削、官僚压迫与战乱侵扰。民国初年，闽西土地兼并现象极为严重，绝大多数耕地被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广大农民终年劳作却饥不果腹，还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徭役。这种极端困苦的生存环境，是其性格养成的天然属性，也成为闽西儿女投身革命的原生动力。

    参加长征的闽西籍将士，多数是客家人，骨子里承载客家文化基因，富有责任担当，性格直爽稳重、待人真诚坦率，平日里勤学善思。同源的血缘、语言、文化、价值观念，让他们极易凝聚在一起。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农民、雇农或手工业者家庭，童年与少年时期饱尝底层苦难。艰苦的生活磨炼，使他们年少懂事，早早承担起家庭重担。他们的性格底色表现在三个方面：

    1、困难磨炼出的独特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信非常重要，有了自信，我们才能进一步前进，才能战胜能够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艰难险阻"[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34页。]。长征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建材工业部长的赖际发回忆：“翻越夹金山时，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战士普遍头痛口干、呼吸困难。狂风裹狭碎石满天飞舞，寒风如刀割一般。部队派出小分队去寻找掉队的人，经常发现战友已经长眠于冰雪之中。有的来不及转移便停止了呼吸，不少战士被严寒夺去了生命。进入草地后，遍地水草、沼泽密布，一脚踩下便会下陷半尺，部分泥潭一旦失足，人马越挣扎陷得越深，若无同伴救援便难以生还。部队虽分散寻找野菜充饥，但可吃用野菜，早已被先行部队采食殆尽。于是部队动员战士拿出枪皮带、腰皮带和土造牛皮斗蓬，统一回收后烧成粉末，混合野菜食用,以此渡过粮荒。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走出草地。”[ 齐志文著，《赖际发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第一版]但苦难磨炼出的革命自信,使长征战士在绝境之中始终看见光明。长征胜利本质上就是理想信念铸就的胜利。

    永定籍长征红军、聂荣臻警卫员阮受贤回忆：“那时一个年青的红军战士，看到自己相依为命的队伍走到了这般境地，看到自己一贯坚信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能实现，最后一定能胜利的军队每天都在极为艰难的行军作战，虽然很揪心，但我们始终无所畏惧。在今天说来，会有许多人不信，但那的确是实情。”[ 中共龙岩市永定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烽火人生》，2012年11月，第14页]长征之所以能一次次战胜风险、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依靠的正是革命必胜的自信。长征红军所彰显的革命自信，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

    2、知恩图报的德行传承

    “听话，服从领导，服从指挥”，是红军高层对闽西籍战士的深刻印象。毛主席曾对身边即将离任的永定籍警卫员阙中一（阙桂兰）说：“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听中央的。”[ 《跟毛主席过万水千山——阙中一口述实录》，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第23页。]这句话可理解为毛主席对闽西籍红军的印象和评价。从政治层面看，就是对党绝对忠诚、衷心拥护革命领导。苦难的成长经历，让闽西籍将士早早认清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本质，体会到底层民众苦难根源。与生俱来的阶级共情与反抗意识，使他们投身革命之初就树立了纯粹的革命初心。相较于其他地区将士，闽西籍将士更少功利思想，革命信念更为质朴纯粹。长征途中，他们始终坚守底层本色，不计名利得失，无论身处何种岗位、承担何种任务，都全力以赴履职尽责。这就是闽西籍将士的德行传承。

    红2师供给部部长赖际发，出身贫苦，父亲租种地主土地，兼做乡里的轿夫与吹鼓手，谁家举办红白事喜事便前去吹打、抬扛。这类职业在旧社会属于九流的营生，受人轻视。他家社会地位在家族中最低贱，宗族祠堂甚至不允许他家祖先牌位入祠。童年时代就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经常受到别人的歧视和欺侮。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塑造出他吃苦耐劳、不怕欺压、坚韧不拔的品格。长征途中，他作为出色的“粮秣官”，为红2 师完成作战任务作出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建材工业部部长。

    3、官兵平等的革命品格

    他们既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闽西籍长征红军有着鲜明的人格特质：作为基层战士，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在湘江战役、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关键战役中都能奋勇杀敌；作为师、团级指挥员，体恤士兵、扎根群众，始终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不存在特权思想。官兵待遇平等，说话自由。长征红军阮受贤回忆：“那时，团长就是和普通士兵一样”“师长、军团长经常和我们警卫员在一个木桶里洗澡”。

    长征途中，面对雪山草地的严寒饥饿、敌军的围追堵截、物质极度匮乏的困境，出身贫苦的闽西将士能够快速适应极端恶劣的行军作战环境。指挥员作出的许多有效应对恶劣环境的办法，都是从与战士讨论中得来，吸纳官兵智慧，以民主力量来提高应对恶劣环境的能力。团结互助、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支撑他们走完漫漫长征路，这也是闽西籍将士在长征中保持较高存活率的重要原因。

    面对多重绝境考验，年轻的闽西籍将士从未退缩妥协，展现出极强的斗争韧性与牺牲精神。在长征最惨烈的湘江战役，数以千计的闽西籍将士坚守阵地、浴血阻击，以血肉之躯掩护中央纵队突围，无数年轻将士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斗中，杨成武等闽西籍指挥员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带领敢死队攻坚克难、突破天险；草地行军时，闽西战士相互扶持、同舟共济，以顽强的意志战胜饥饿、寒冷、沼泽与伤病，走完万里征程。

    （二）信仰淬炼：从朴素反抗到自觉革命

    思想教育在党的历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对红军价值观的形成，理想信念的铸就，战斗作风的形成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受客家传统文化的影响，闽西客家地区教育多以宗族共建的公学为主。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闽西各县依托原有公学旧址创办平民夜校、劳动小学、列宁学校等。许多参加长征的红军曾在这些学校接受教育，部分将士在长征前还在红军学校、彭杨政治军事学校学习过。因此，闽西籍长征红军都有比较先进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他们思想过硬，乐观向上、信念坚定；深切共情广大劳苦大众所遭受的压迫，具备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强大心理素质。长征时期，闽西籍将士虽年纪尚轻，但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认知清醒，具备较强的政治判断力与执行力。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军委总参三部部长的戴镜元，7岁进入初级列宁小学，学习文化知识，和小伙伴一起传唱革命歌曲，从小就懂得为什么革命、为谁革命的道理，成了少年主人翁。他9岁参加少先队，10岁加入共青团，11岁转为中共党员，担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长征期间在中革军委直属队担任要职。因其在情报领域的突出贡献，被毛泽东主席称为“起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 戴镜元著，《难忘的岁月》，作家出版社，2004年10月，第24页]的人。长征胜利后，中央军委将缴获的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的军大衣奖给戴镜元。毛主席还在军委奖给他的笔记本上题词：“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杨成武、刘忠、陈仁麒等一批闽西籍青年指挥员，年纪轻轻便担任关键岗位，正是得益于苏区革命环境的熏陶。

    思想启蒙带来的进步，体现在绝大多数闽西农家弟子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能够实现。这一信念包涵三层内涵：

    1、理论决定信仰

    大革命时期，闽西的永定、上杭、武平等县域毗邻革命活动活跃的广东地区，较早受到南方革命浪潮辐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闽西传播时间早、受众广。1919年五四运动这后,闽西青年大量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学习马列主义,成为先进理论的传播者与实践者。红4军第4纵队的部分优秀青年在长征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系统学习马列理论，树立共产主义信仰。这些战士政治立场坚定，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与严格的政治自觉。长征之后，不少人成长为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师长、军党代表等，成为长征中优秀指挥力量，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加长征的闽西籍红军战士发自内心认同党的政治主张与政策，反对国民党新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反抗苛捐杂税与收租逼债。因此，相较于其他地区战士，他们投身革命的决心更加坚决彻底。红一军团红2师供给部长赖际发回忆：“如果你问一个红军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进一步问，会回答:‘为了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更进一步问，会回答:‘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齐志文著，《赖际发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第一版,第71页]。永定籍老红军、聂荣臻警卫员阮受贤回忆:"那时一个年青的红军战士，看到自己相依为命的队伍走到了这般境地，看到自己一贯坚信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能实现,最后一定能胜利的军队每天都在极为艰难的行军作战，虽然很揪心，但我们始终无所畏惧。在今天说来，会有许多人不信，但那的确是实情。”[ 中共龙岩市永定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烽火人生》，2012年11月，第14页]这些长征红军，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实现共产主义的认知递进，对革命目的由模糊认知走向自觉认同，正是革命理论教育将朴素阶级感情升华为政治信仰的典型路径。

    2、信仰产生力量

    长征中娄山关战斗、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都彰显共产党领导下红军强大的力量。湘江战役更是红军依靠信仰浴血奋战的伟大壮举。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红34师,基本上都是闽西籍子弟，其中101团政委范世英、102团政委苏达清都是永定籍,100团团长韩伟原是永定独立团团长。这些红军将士怀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听党指挥,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全师三个团共5800余名指战员，与装备精良、数倍于我的蒋军嫡系薛岳、周浑元部展开浴血肉搏,击退敌军100多次进攻，最终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阻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机关与主力红军渡江的重大任务。师长重伤被俘，苏醒后毅然将流出体外的肠子扯断，宁死不当俘虏。头可断，血可流，气节不可辱!这就是信仰迸发的强大力量!红34师将士舍生忘死，根源就在于坚定不移的理想信仰。“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福建建宁等地出发时，红军总人数将近9万人，加上路途中几次扩红招兵，人数当时超过10万人，但是历经上百次大小战斗，最后在突破腊子口到达甘肃境内时，人数仅剩8000余人”[ 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6年，第334页。]。但红军战士并未气馁，始终保持旺盛斗志，满怀信心。

    3、力量战胜困难

    长征所遭遇的艰难险阻世所罕见,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考验。从长征出发起，重重考验接踵而至：翻越雪山、穿越草地，挑战人类生存极限，自然环境极端恶劣。聂荣臻元帅警卫员阮受贤回忆:“长征途中的困难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达到了人体能量的极限。行军困难,打仗困难,养伤治病困难,连休息都困难,最困难的是饥饿。过雪山时为御寒我们可以拿夹被裹住身体，但过草地时想充饥却连一点可以吃的东西都经常找不到，吃野菜啃树根那是常事，煮皮带、煮鼓皮‘聚餐’那是连队的大喜事。我一生经历过二次最艰苦的时期,一次是在长征路上，另一次是1942年抗战中间。所以，我不愿回忆长征。”长征途中，红军将士身心俱疲，既要应对国民党军的“追剿”、地方蛮子袭扰，又要承受恶劣天气、高原缺氧的考验，山高路窄，恶风邪雨、长时间饥寒交迫。但这些磨难，都被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将士一一征服。支撑他们战胜绝境的，正是坚定信仰催生的强大精神力量。战士们愈挫愈勇，展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达胜利誓不罢休的英雄气概。强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所有的困难。

    （三）行为外化：斗争环境锻造的实战能力与大局意识

    “闽西红军是最敢打硬仗，最能打仗的人”。他们军事才能出众，在少年时期便参与反抗地主恶霸的斗争，具备良好的斗争潜质。因此，这些指战员战场抗压能力、灵活应变能力、突击穿插能力都很强，这似乎是与生俱来。长征前，他们经历多次反“围剿”战斗洗礼，战斗作风顽强过硬。闽西红军行为能力源于三个方面：

    1、残酷斗争环境磨砺出超强战斗力

    闽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始终伴随着残酷的“围剿”、经济封锁与烧杀掠夺，从土地革命初期的农民暴动，到敌人持续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闽西军民长期处在敌强我弱、斗争残酷的恶劣环境之中。常年不间断的武装斗争、生死考验，淬炼出闽西籍红军将士顽强的革命斗志，年轻将士在烽火中快速成长、在磨难中磨砺锋芒。塑造了其坚韧不拔、敢于担当、团结拼搏、视死如归的思想行为特质。持续的生死斗争，让闽西子弟褪去青涩，早早适应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战斗生活，积累实战经验，锻造过硬心理素质与作战能力。相较于其它地方兵，闽西籍将士实战能力更强、抗压水平更高、斗争意志更加坚定。

    2、卓越的宣传鼓动能力

    革命宣传能唤醒群众、凝聚思想共识和汇聚强大力量。“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成功，齐欢唱……”。这首民歌，已到耄耋之年的长征红军都还会唱。苏区时期，闽西各级苏维埃政府借助红色歌谣、文艺汇演、散发传单、标语板报等多种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宗旨使命、土地革命纲领、红军建军思想等。这些通俗化、大众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和手段，在闽西大地营造出“人人懂革命、人人愿革命、人人争革命”的浓厚氛围。广大青年认清了革命意义与红军使命，明白“为谁革命、为何战斗”。“共产党是专为穷人谋利益的”“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等观念早已深入闽西苏区人心。广大青年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由朴素的反抗意识升华为自觉的革命追求，由此点燃了青年的革命热血。文化宣传为闽西子弟注入强大动能，也在文化运动中积累和掌握了宣传工作的基本技能。

    从职位成长轨迹来看，也离不开苏区红色文化沃土培育。多数闽西籍将士从普通懵懂少年、进步学生成长为红军优秀宣传思想工作骨干。长征时他们担任了党团书记、政治协理、指导员、政委和组织宣传科长等。他们的成长是苏区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实践的成果。不少青年参军前，已在家乡浓厚的宣传氛围中接受革命启蒙，深受红军标语的影响。长征红军卢仁灿说：“我就是在《红军纪律歌》影响下参加红军的”。他们参军后，被安排做群众宣传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宣传经验。因此，他们的宣传鼓动能力很强。加之闽西红军第12军常态化的政治学习、思想教育，进一步夯实了红军战士的理论素养与政治觉悟。他们对红军宣传工作有深刻的认知。也为他们参加中央红军后从事政治工作作了良好铺垫。儿童团宣传部长出身的卢仁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35年9月，他所在的特科团随红军大学一起行动。10日早上，红军大学参谋长李特突然命令原红四方面军的红军要跟张（国焘）主席南下。奉命带队集合并行进的由政工岗位转到特科团当参谋的卢仁灿此刻心里充满了焦虑，他发挥自己长时间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的经验，鼓动思想摇摆的红军相信中央关于北上的决定，他大声劝说：“只有跟着毛泽东走，才有红军的生路，南下只会断送革命”。危急关头，卢仁灿带领部分红军迅速脱离危险区，继续北上。10月，胜利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 中央文献出版社，《八闽开国将军》，第二卷，《烈火真金卢仁灿》，2005年，第60－61页]。

    3、超强的群众工作能力和革命大局意识

    革命大局意识是闽西籍将士超能力的核心表现，也是其行为能力的内在支撑。他们兼具超强的群众工作能力。长征途中，他们严格遵守红军纪律，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爱护群众、依靠群众，主动为沿途百姓办实事，积极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传播苏区文化，既保障部队行军补给，又扩大了红军的群众基础，充分彰显了经过苏区淬炼的革命素养。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极端恶劣自然环境、革命前途的未知迷茫，部分人员出现动摇退缩情绪，但绝大多数闽西籍将士初心不改、信仰不移。他们深知长征不仅是战略转移，更是保存革命火种、谋求民族解放的伟大征程，始终坚守对党绝对忠诚，听党指挥、服从组织安排。红五军团红34师，组建于闽西宁化县，指战员百分之90是闽西籍，这支队伍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作为长征殿后部队，承担牵制阻击敌军任务。将士们清楚跟上大部队生还希望渺茫，但仍服从大局，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直到全师将士大部壮烈牺牲。无论是高强度行军作战，还是艰苦的后勤保障、侦察联络、群众宣传，闽西籍青年将士始终热血赤诚、奋勇争先，扛起革命重任，用实际行动诠释青年革命者的责任担当，让青春在长征烽火中绽放异彩。

    结语

    闽西籍长征红军将士的思想行为特质，是底层劳苦大众苦难磨砺、革命理论启蒙、残酷斗争淬炼共同作用的精神成果。贫苦的家庭出身筑牢其为民革命的纯粹初心；以深刻的革命理论教育坚定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锻造顽强不屈的革命斗志。这群平均年龄不足25岁的闽西青年，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牺牲之我，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阔征程中书写不朽战斗传奇。探析闽西籍红军将士长征时的年龄结构、职位、思想行为特质与精神品格，有助于深度挖掘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传承闽西苏区精神与长征精神，也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担当时代使命提供厚重的精神滋养与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