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等待部队整编。彼时，红六军团番号己改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这一调整意味着部队结构和人员配置将迎来一系列变化。父亲作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的警卫员，也面临着岗位的重新安排。父亲因未曾上过学，档案上注明为“文盲”。按照当时的规定，文盲战士通常会被编入后勤部门，承担炊事员、担架员、挑夫或饲马员等工作。这一安排对父亲来说，意味着要离开首长的警卫员岗位，转向全新的后勤工作领域。面对岗位调整，父亲没有丝毫犹豫。在革命队伍中，“服从分配”是每个战士的基本准则。他明白，无论身处哪个岗位，都是为部队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尽管警卫员与后勤工作的职责差异较大，但父亲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长征途中，父亲在张子意主任的帮助下开始识字。当时部队行军频繁，学习条件有限，父亲珍惜烽火中的学习契机，张子意主任发现父亲有学习意愿，便鼓励他从身边的事物学起。行军休息时，主任会在地上用树枝写字，教父亲辨认简单的笔画和常用字，这成为父亲文化学习的起点。在实践中积累知识，父亲的识字方法充满了战时特色，战火纷飞的长征年代，父亲为了识字，主动承担起发放行军标语的任务。每次分发战士背包后的战斗口号，他都会仔细观察每个字的写法，把不认识的字记在心里。通过接触这些带有战斗气息的文字，他慢慢对汉字产生了兴趣，也为后续学习打下了基础。行军宿营，张主任带红军宣传队在路边的石壁写革命宣言，在树干上张贴战斗标语成了父亲学习的“黑板”。这种在烽火中学习的方式，让他在艰苦环境中也能坚持识字，文字逐渐成为他与战友交流、鼓舞士气的工具。同时，他把每天路过的地名、宿营时的口令都当作学习材料，在行军间隙默默背诵，逐渐认识了不少常用字，这些与战斗实际和军旅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字，让他更容易记住，久而久之，认识的常用字越来越多，也让他在战火中危境和长征苦难中找到了学习的乐趣。但和上过几年学的同志相比差距甚大，这是面临岗位调整的现实问题。

    整编中父亲已做好准备，听从组织安排去后勤工作，他小时喂过牛和马，要是去后勤就选干马夫这一行。

    1937年父亲仍留在717团任排长，加入了晋西北战役的战斗序列。

    9月2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的将士们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永安村举行了抗日出征誓师大会。‌

    那天的阵势史无前例。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密密麻麻一字排开，万余名将士席地而坐，整装待发。刚刚摘下中国工农红军八角帽上的红五星，戴上青天白日徽记的灰帽子，他们心里憋气。目睹着日军源源不断开进中国，中华民族正生灵涂炭，他们义愤填膺。或许正因如此，当我父亲带领全排战士进入会场时，扑面而来的，是满场的整齐肃然，还有沉重的喘息和压抑着的怦怦心跳。

    大会由朱德、贺龙作动员报告，部队随后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

    1938年2月，日军为消除晋西北对绥远、晋北的威胁，调集万余人分五路进犯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20师在贺龙指挥下采取围困战术，切断日军补给，迫使日军弃城北逃，并在三井镇伏击歼敌。经过38天作战，收复岢岚、五寨、偏关等七座县城，共歼敌1500余人，缴获军械物资。此役稳固了晋西北根据地，打乱了日军进攻计划。

    1938年12月命令下来时，父亲已在战火中迅速成长为719团三营机枪连指导员，他是部队里为数不多的文盲战士担任这一职务的人。

    冲锋号响起时，他总是第一个跃出战壕；面对敌人的火力封锁，带领战士们利用地形冲锋陷阵杀敌；在撤退时总是抡先断后留下掩护战友；每一次战术部署，他都将连队的安危与任务的完成看得比自己更重。他用在长征中积累的战斗经验，灵活调整战术。作为连队党代表，他始终站在最危险的地方，用行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战士。战斗中，他既要互相支援，有力配合，又要关心战士的安危，这种以身作则的精神让连队凝聚力显著增强。

    机枪连在战斗中缴获轻重机枪装备自己，弹药充足，成为鼓舞士气，令兄弟连佩服和羡慕的英雄典范。

    多年后，父亲仍会提起那段岁月。他说：“18岁的自己虽然年轻，但从未害怕过。”因为身边有无数和他一样的年轻人，大家抱着共同的信念，组成了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18岁，在如今不过是刚成年的年纪，但在抗战时期，许多青年已挑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年轻的指导员，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他需要在战斗中传达上级指令、鼓舞士气，同时关心战士们的生活与思想动态，确保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父亲的军旅记忆里，18岁是一段热血沸腾的岁月，年轻的父亲虽未及弱冠，但在战场上展现出远超年龄的果敢与担当。正是这份“冲锋在前”的信念，让父亲带领全连在多次战斗中化险为夷。无论是突破防线的关键攻坚，还是掩护大部队转移的艰险阻击，他总能以坚定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带领战士们圆满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那些岁月里，父亲用青春与热血诠释了一名党代表的责任与担当。

    指导员的阵亡率超百分之90是高危岗位，参加过长征的指导员基本上很少有存活下来的，能担任这个职务是离死不远、死的最多、最快的人。抗日战争更激烈，指导员永远是第一个跳出战壕，高呼跟我冲杀入敌阵的急先锋，在遇强敌最危险时刻，都由指导员党代表带领党员组成敢死队冲锋陷阵，杀开血路。指导员是党代表永远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吃苦耐劳，骁勇善战，对战士无私关爱，安葬阵亡战士，搀扶伤员行军，他们的伤亡率远超过普通士兵，部队没打光，指导员先牺牲，后续替补紧跟上，因为指导员是全连战士们的精神支柱和主心骨。

    投入抗战后，他始终冲锋在前，无论是制定作战计划，还是参加战斗，都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果敢。父亲的军旅档案里，"指导员"与"连长"两个职务的记录交替出现，勾勒出档案记载上的特色，父亲任政指兼连长，他既要指挥作战，又要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双重责任让他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作为文盲战士，父亲在指导工作时遇到不少困难。他无法读写文件，只能靠记忆力和口头传达命令。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他利用战斗间隙向文化水平高的战友请教，一点点学习基础知识。这种在战火中坚持学习的精神，成为他后来人生的宝贵财富。

    他在连队中独特的身影，两角色互相转换或身兼双任都是临危受命，从战前动员和战斗中的表现成为带领战士完成战斗任务的榜样力量。

    359旅719团最初于1938年由崞县独立团组建，后与津南自卫军合编。父亲档案记载1938年任719团3营机抢连指导员，参加过多次对日作战，彼时，父亲身为指导员遇上战斗就扛上机抢，根据地形快速选择制高点，指挥全连各排班机枪进行梯次配置，形成覆盖范围更广的密集火力网。当日军以密集队形冲锋时，扣动扳机对准目标横扫鬼子，通过持续扫射发挥火力优势，这是战斗中歼敌效果最佳时机，这种战术既发挥了机枪的压制作用，又减少了己方伤亡，体现了基层指挥员的实战智慧。在机抢连任指导员是父亲抗日战争中杀鬼子最多的时机。

（机抢连射击照片）

    719团对日作战打的较大规模的第一仗是1938年10月28日的‌邵家庄伏击战，成功歼灭日军运输队，取得显著战果。该日凌晨，719团提前进入伏击阵地，利用地形构筑工事，形成包围圈。‌‌

    上午10时，日军12辆汽车运输队和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随着一声令下，步枪、手榴弹的火力瞬间覆盖目标。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短暂混乱后迅速依托地形反击，机枪火力压制我方阵地。双方陷入激烈交火，父亲收起机枪，指挥全连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在提前预设阵地前灵活转移射击位置，以火力从不同角度打击日军的连续反扑，战斗持续约1小时，歼灭日军300余人，摧毁多辆汽车。‌‌

    1939年3月，日军分七路对冀中发动第五次围攻，企图围歼八路军第120师和冀中军区机关。父亲带领机抢连配属716团参加齐会战斗，齐会村是个大村，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800余人直扑而来。

    4月23日八路军716团与日军激战8小时，杀伤大量鬼子兵。恼羞成怒的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向齐会及周边村庄发射燃烧弹和毒气弹。120师师部所在地大朱村也遭到了日军毒气攻击，贺龙和指挥部20余人中毒。

    父亲看到阵地上，这些大弹落地后并未爆炸，而是在地面旋转，发出“呲呲”声并冒出白烟，迅速在空中散开，异味在方圆几百米内弥漫，战士们很快出现中毒反应，有的当场晕倒，有的大声咳嗽，甚至撕开衣领挣扎，痛苦不堪。

    连营卫生员此前已进行过相关培训，判断日军投放毒气弹。指挥员迅速传令，要求战士们用湿布捂住口鼻。危急时刻，战友们甚至用尿浸湿布料遮档口鼻呼吸，并主动站到风头位置躲避毒气。不久后，风向转变，毒气被风吹散，穿戴防毒面具的鬼子兵乘机突破我前沿工事，阵地上立刻爆发激烈的近战，机枪手迅速调整枪口，对准烟雾中不断逼近的黑影，扣住扳机，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硝烟和尘土再次笼罩阵地，战士们跃出阵地与敌拼杀坚决守住阵地。

    尽管遭遇毒气袭击，八路军战士们并未退缩。父亲和全连在短暂应对毒气弹偷袭后迅速恢复战斗力，以顽强的意志顶住敌人的攻势。这场战斗不仅展现了日军的战争暴行，更凸显了八路军在极端恶劣条件下的坚韧与无畏的战斗意志。

    白求恩率医疗队也赶赴前线，把手术室设在距离战场几里远的一座庙内，持续工作60多小时，挽救了许多八路军指战员的生命。

（白求恩大夫抢救伤员照片）

    齐会战斗，八路军共毙伤敌人700余名，生俘日军7名，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10余挺、炮弹40余箱、子弹万余发。齐会战斗是八路军首次取得在平原大量歼敌的典型战例，对坚持华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起到推动和鼓舞作用。

    父亲还曾在719团二营六连任指导员。这个连队战士刺刀拼杀威震敌胆。父亲任指导员使用驳壳枪，20发可连发，又称其为冲锋手枪、小机枪。

    三八大盖步枪以射程远、精度高著称，适合中远距离作战。但它每次击发后需手动拉枪栓完成退壳与供弹，在冲锋或遭遇战中，需在跑动中观察敌情，打一发须拉动枪栓推弹上膛再射击，火力持续性受到限制。驳壳枪近距离火力较强，紧急情况下，需腾出握持步枪的右手，换用左手持枪，再用右手掏取驳壳枪、开保险、击发，动作繁琐耗时，影响战术反应速度。

    父亲在使用三八大盖和驳壳枪时，发现两种武器的互补性，他用布条把驳壳枪紧栓在三八大盖前左侧握枪处，形成“双抢配套”，便于快速切换操作，这种改造实现了两种武器优势的互补，实现了无需换手即可快速切换武器：远距离作战时，正常使用三八大盖精准射击；近战或遭遇突袭时，右手无需离开步枪，左手即可快速操控驳壳枪连发，形成近距离火力优势压制敌人。这种 让指挥员在保持步枪火力的同时，拥有驳壳枪连发速射的应急压制能力，两种武器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父亲的这一简单改造解决了实战中的武器切换难题，这种基于实战需求的创新，简单组合的使用枪械发挥其特长带来便利，后来都学着用，成为连营指挥员标配的用枪模式。战士们在获取盒子炮后也装备上，发扬合成兵器火力优势，大量杀伤鬼子兵。

    1940年4月，120师359旅任命父亲担任719团二营教导员。

    1940年8月20日~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发动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失地，建立起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华中、华南等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积极抗战，引起了日寇的极大恐慌，他们将侵华的86万侵略军中的54万军队压向解放区战场。在解放区周围建立了许多碉堡，封锁、分割各解放区，对解放区实行“囚笼政策”。为了砸碎敌人的“囚笼”，八路军主力部队集中了100多个团约30万兵力，其中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有20个团参加百团大战。

    八路军百团大战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攻击，拔除了敌人在华北各主要铁路、公路上的无数大小据点，截断铁轨，火烧枕木，炸毁路基和桥梁，使敌人在华北的交通网完全陷于瘫痪，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的报复“扫荡”。

    12月5日，百团大战以我军取得辉煌胜利而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我军一共进行了1800多次战斗，拔除敌人据点约3000个，击毙击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敌人1.8万多人，并且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

    抗战期间，120师359旅战史记载的‌岢岚围困战‌、王董堡伏击战斗、大道口伏击战斗、三交镇阻击战斗、平社战斗、关城镇反击战斗、三井镇围歼战斗、石湖河阻击战斗、高村车站进攻战斗、五寨阻击战、田家庄伏击战斗、上、下细腰涧伏击战斗、收复晋西北七城之战等等，都有父亲所属719团三营机枪连和二营的战功。

    22年的戎马岁月，父亲在枪林弹雨中走过了四段血与火交织的战斗历程，他曾对我说：“我打过日本鬼子和美国兵，这二个世界上最强的军队都是我们手下的残兵败将。”血与火的战场教会他的不仅是生存与战斗，更让他在集体中感受到了超越个人的信仰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