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改变国家面貌和民族命运的伟大领袖，他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无论是在在校求学时期，还是革命战争年代，抑惑新中国成立之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都是尊师重教的。他把教师比作“慈母”和“父亲”深怀敬仰，并尽其所能的给予关心和帮助，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尊师重教佳话。

    一、互为导师，情深意长

    徐特立（1877——1968年）享年91岁。他从1913年开始与毛泽东交往，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对“特殊师生”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导师、教学相长、密切融洽、情深意长，成为千古美谈。

    毛泽东曾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徐特立1914年至1919年在一师任教5年；毛泽东从1914年到1918年在一师求学4年多，徐老的高尚品德和渊博学识，对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徐特立出身一个贫农家庭，字师陶，又名立华，少年时代只读过6年私塾。后靠其伯祖母（他13岁时过继给伯母为孙子，15岁时，伯祖母去世）留给他的微薄遗产，8年后破产读书，学习。他通读了中国古代书籍中的经、史、子、集中的主要著作，还系统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终于成了一个知识丰富、很有学问的青年。1905年，徐特立参加在岳州举办的湘鄂两省会试中，在5800余名青年中以第19名成绩取得复试权。因无钱缴纳复试费，又不愿为此而折腰，放弃了复试，迅速传遍了湖南，他的求学和骨气、受到了人们的敬佩，许多名学堂争聘他去任教，许多学生也慕名求教。但他并不满足已拥有的知识，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宁乡师范”。从这里毕业后，到长沙城东创办一所“梨江学校”，后，又前往长沙城的周南女校教书。他的家门，对学生是敞开的，毛泽东就是常客之一。徐特立的读书两个原则，一个是不动笔墨不看书，另一个是学以致用。被毛泽东牢记，他遵照徐老的教导，认真读书，勤做笔记。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几年里，写的读书笔记就装满了好几网篓。在以后的岁月里，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读书、精心的研读，认真做笔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成为毛泽东读书生活的重要守则。

    1913年，36岁的徐特立已是享誉湖南教育界的“长沙王”，而此时20岁的毛泽东正在寻找真理和志向。这一年，徐特立被聘请为湖南一师学校教员，教授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和修自等课程。而毛泽东也从这一年在该校读书，前后共做了5年半的师范生。期间，徐特立渊博的知识、进步思想、高尚的品德，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有相当的帮助和影响。

    徐特立教育学生、非常注重言教与身教相一致。虽然他住的地方离湖南一师来回有好几里路程，但他总是步行往返，无论刮风下雨，他始终坚持步行。徐特立担任校长，一个月拿20元工资，他把所有工资用在投资教育，几年下来欠债六七百元。人们说他“傻”。给他取到一个绰号“徐二镥锅”对此，毛泽东曾有精辟的见解：徐先生办长师，不顾利害，不怕牺牲，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这是那些自命聪明，善于计算的人所不肯做的，所以笑他傻。徐先生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担在自己身上，惯于摆烂摊子，顶烂斗笠；在没有一间房子，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居然创办一所规模不小的师范学校，这真是镥锅精神。这种对他的讥笑，实际上是对他的赞扬。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徐特立感到“国家有前途、有办法，自己也觉得年轻了”。在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中，徐特立通过健学会带领教师向张敬尧索薪，并在城乡揭露张氏兄弟的罪恶，其后张敬尧以“通匪”罪通缉徐特立。是年9月28日，徐特立乘法国“波多斯”号货轮赴法勤工俭学。师生一别就是多年，再见面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又是另一番景象。

    1926年12月中旬，徐特立在长沙望麓园与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会面，师生促膝长谈，探讨国家的命运走向。徐特立向学生介绍了法国、比利时、德国的教育相关情况。毛泽东向老师介绍了大革命的性质、宗旨、目的、目标和他对革命方法、手段、道路的探索性意见，并向老师建议“走出书斋，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考察一下，体验一下”，看一看农村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变化。

    1927年春，徐特立到长沙县五美乡进行了一周的调查，他发现农村“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农民协会的作用下，农村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久，徐特立放弃了他奉行多年的“教育救国论”，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5月，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局下，50岁的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徐特立同老友朱剑凡来到武汉，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了他的学生毛泽东。徐特立听从了学生的意见，动身前往湖南，以团结更多的进步人士跟共产党走。之后，徐特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他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任党务整顿委员会委员。起义部队遇到重大挫折后，队伍南下，他任第20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5月，徐特立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0年12月30日，53岁的徐特立风尘仆仆、昼伏夜行，终于来到中央苏区宁都小布，指挥第一次反“围剿”的毛泽东、朱德热情地迎接了徐特立。师生久别重逢，倍感亲切，一见面，毛泽东就用亲切的乡音爽朗地说:“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起来了!”

    其后，徐特立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苏区教育工作，提出“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夫教马夫，伙夫教伙夫，识字的教不识字的”扫盲方法。徐特立回忆说，毛泽东很关心当时的识字运动，为着“怎样教文盲写字，模范字怎样写法”，就曾跟他讨论两次，直到彻底得到解决才结束讨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57岁的徐特立与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编入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从瑞金出发长征。

    1937年1月31日(农历12月19日)是徐特立60大寿。毛泽东早在1月30日就为老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贺信称赞徐特立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祝愿他健康长寿，“成为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楷模”。毛泽东的这封贺信高度评价了徐特立坚定不移、老当益壮的革命精神。

    抗战胜利后，随着蒋介石“假和平，真独裁”面目的揭露，解放战争随之爆发。正值蒋介石调集大军进攻延安之际，中央决定隆重举行徐特立70大寿庆典，以显示边区军民从容不迫、临危不惧的气度，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的信心。1947年1月10日，延安各界人士冒着严寒，来到中央大礼堂，参加徐特立的祝寿大会。大会由朱德主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会祝贺。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贺信。贺信称徐特立“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忠诚”，把徐特立的“一切优秀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毛泽东为徐特立70大寿题词:“坚强的老战士”。

    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徐特立根据工作安排，到华北解放区工作。在撤离延安前几天，毛泽东来到杨家岭徐特立的住处，询问老师需要什么。徐特立的干女儿徐乾知道毛泽东有两个热水壶，考虑到徐老年事已高，一路需要喝些热水，便脱口而出说需要一个热水瓶。毛泽东笑着点点头，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毛泽东走后，徐特立严厉批评徐乾不该向主席要热水瓶，说:“毛主席很辛苦，又在斗争最前线，更加需要，我要什么热水瓶呢?”不一会儿，毛泽东捧着热水瓶来了。当得知徐乾受到批评后，毛泽东对老师说:“徐乾做得对，不应该批评，我还要表扬她呢!”同时，毛泽东再三叮嘱老师:“年纪大了，沿途要骑牲口，少走点路。”毛泽东对老师的爱护之心可见一斑。

    徐特立非常敬佩他的这位有着救国救民理想的学生。一次，徐特立听见有人对他孙女说:“你爷爷是毛主席的老师。”他连忙摆手说:“快莫这么说，快莫这么说，毛主席是我的老师。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听过我的课，我只是他的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在旧社会，我想对人民贡献一点力量，但摸索了几十年，找不到出路。1927年我读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到启发，看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就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懂得了革命，从此以后，我总是向毛主席学习。”徐特立不居功，不扬己，不以主席的老师自居，而是处处以身作则，教育身边的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毛泽东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仍然牵挂着老师徐特立。一次他邀请徐老到中南海的家中做客，并专门叮嘱厨师炒了老师最爱吃的家乡菜——湘笋、青椒，做了两菜一汤。他抱歉地说：“徐老，请您来，没有好菜吃。”徐特立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毛泽东恭请徐老坐上席，他谦和地说：“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做上席。”毛泽东连忙说：“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应该做上席。”毛泽东拉着徐老坐了上席。师生话别时，毛泽东见他的穿着仍然像当年那样朴素，便将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他，说是以表弟子孝心，感动的徐老一时语塞。回到家里，他把大衣交给妻子悉心收藏起来，只有在庄重的场合才舍得穿。

    1950年春，中共中央在香山召开中央供给部干部会议，毛泽东小心的搀扶着徐老上主席台，并为他泡茶、倒水。当徐老做完报告、全体人民起立退场时，毛泽东又端起徐老杯中剩下的茶水一饮而尽。亲密之间的师生情谊，在此体现的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二、携手同步，诚意浓浓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韶山，感慨万端。6月26日晚，他自掏腰包，在韶山招待所专门宴请当年的塾师、老党员、赤卫队员、军烈属、亲朋好友和乡亲们，并与大家合影。宴会开始时，毛泽东将自己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安排在上座，并让随行的中央、省的主要领导陪同，他起身第一个举杯向老师毛宇居敬酒，老人非常激动，连忙起身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扶老师坐下也笑容满面的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小心翼翼的搀扶着回家的毛宇居慢慢行走，他生怕毛宇居摔倒，便让毛宇居走小路中间，自己则走在长满杂草的路边，边走边谈，当时随行的摄影师侯波及时抓拍了这一珍贵瞬间，毛泽东的右手紧紧牵着时年78岁的毛宇居聚的左手，小心翼翼的走在小路上，师生携手同行，心知诚意之浓，令人动容。

    毛宇居字先假名，字先甲，名泽启，禹宇是号清光绪七年（公元881年）元月生，他是毛泽东的堂兄，比毛泽东大12岁。在毛泽东的人生道路上。毛宇居不仅以一个兄长的身份对他关照有加，作为私塾教师还对其求学之路多有提携，两人都热衷于革命和教育事业，亦师亦友。

    毛宇居自幼好学，尤工诗对。曾在家乡井湾里设馆授徒，从1906年开始教过毛泽东10个月的书。那时候，毛泽东喜欢在课堂上偷偷地读《三国演义》《水浒》《说唐》等当时认为是“杂书”的小说。等毛宇居走过来，他就把课本放在小说上面。毛宇居让毛泽东背诵教授的内容时，毛泽东都能倒背如流。毛泽东后来对此也回忆: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读的。

    在此期间，毛泽东因反对私塾陈规和厌烦毛宇居的教法，偷偷溜出室外，到山上独自看书，末了摘一把毛栗子回来，也孝敬先生一份。毛宇居大怒，知道背书难不倒他，便望着天井罚他作诗。毛泽东略一思索，出口成诗:天井四四方，周围是围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尽管有一些叛逆，但是天资聪颖的毛泽东，依然得到堂兄毛宇居的格外赏识和关照，学到了许多难得的知识。特别是毛宇居专门为他点读的《左传》，大大拓宽了他的历史知识和视野。

    当后来毛泽东不满足于在家务农而要去湘乡东山小学堂求学时，毛宇居还专门来到上屋场，向堂叔、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极力赞赏堂弟:天资过人、不同凡响，将来定成大器。正是在毛宇居的劝说下，毛顺生终于同意了儿子去湘乡求学，毛泽东才得以走出闭塞的韶山冲。

    1926年,毛宇居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韶山坚持斗争，冒险保存毛泽东的听课笔记，冒死保护毛泽东的祖坟，尽力保护和照顾毛泽东的亲属，如毛泽覃的妻子周文楠等。抗日战争时期，他协助党组织照顾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还曾任《韶山毛氏四修族谱》总纂，在谱中赞扬毛泽东“闳中肆外，国尔忘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韶山的亲朋故旧，纷纷投书北京，既有反映乡间各种情况的，也有请求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的。对此，毛泽东或者自己直接处理，或者写信委托毛宇居协助解决。他们之间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毛宇居通过给堂弟写信，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带去了韶山乡亲们的祝福和问候，传递着乡间的信息;毛泽东则通过和堂兄毛宇居书信联系，也顺便了解了韶山的乡情社情。每逢遇到毛泽东交办的事情，毛宇居总是尽心尽力，实实在在地为堂弟分忧，让毛泽东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国事。

    对毛宇居这位兄长，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多次邀请他到北京做客。1952年和1958年,毛宇居受家乡人民所托，两次专程赴京，请毛泽东先后为家乡的韶山小学、湘潭大学题写校名，毛泽东都欣然答应，更是挂念于心。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湘潭大学创办一年便被迫停办。1974年11月，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特意询问湘潭大学的办学情况。湘潭大学于1975年9月10日得以复校，成为“文革”后期国务院批准建设的全国第一所大学。并于北大、复旦、南开等大学一起入选16所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6月27日，毛泽东回京之前，毛宇居颤颤颤巍巍的前来送行，两人握手话别，热泪盈眶。毛泽东叮嘱“大哥”一定要“善自珍重。”那种依依不舍，惜惜相别的场景令人感动。毛泽东尊重老师、体贴老师、孝敬老师的美德由此可见一斑。

    三、“没有他，就没有我”

    1952年，毛泽东邀请众多兄弟姐妹一起到中南海过春节，吃家宴。期间，他拉起身边王季范的手对众人说：“这是我的九哥，是我的姨表兄。”“没有他，就没有我”。王季范早已感动得红了眼眶。

    王季范（1884——1972）名邦模，字季范，著名教育家。湖南湘乡县人。是毛泽东的二姨妈文六妹的次子，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长他9岁.是毛泽东幼童时代非常崇拜和钦佩的楷模。也是他在湘乡住省中学堂和湖南一师上学的老师。因他在众多表兄中排行第9。所以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

    为啥毛泽东会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王季范利用自己的聪颖、知识，热情和勤奋学习上进的模范行为，为毛泽东树立了一面旗帜，在毛泽东的幼小心灵中播下了积极上进的种子，催生了他读书求学的自觉意识和坚定信念。而且在其父毛顺生强烈反对他读书上学的状态下，仍顽强地据理抗争，坚决要求上学读书。但专横的父亲却坚持把他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为此，正在长沙优级师范学堂读书的王季范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回韶山和文正莹一起，专程到毛泽东家里，设了个“鸿门宴”，会同毛麓钟，毛宇居、李漱清等一起对毛学生耐心劝说，巧妙选斡旋，替渴望读书毛泽东说情。当毛顺生以交不起学费搪塞时，王季范马上答道：“侄儿可以资助”最后，碍于各位私塾师和亲友的情面，其父也勉强同意毛泽东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继续求学。这是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王季范应该说功不可没。

    毛泽东进入东山学堂学习后，与表哥王季范书里信往。王季范经常给毛泽东介绍长沙的情况，向他推荐各种有益的书籍和文章。毛泽东读书受益匪浅，由崇拜孔夫子到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是他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飞跃。

    一个学期转眼就到了，东山学堂的老师李元甫、谭咏春和贺岚岗，为不耽误毛泽东的前程，推荐他到长沙读中学。1911年春，毛泽东到了长沙，经贺岚岗老师的推荐，并顺利的考上了当时他认为了不起的”湘乡驻省中学”。

    来到长沙，毛泽东非常兴奋。他是第一次来到省城，看到这里比湘乡、湘潭更热闹，眼界大开。在湘乡驻省中学，他又只读了半年书。又报考了师范学校，终于以第一名的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后四师并入一师，他来到了一师。这时，表哥王季范正在第一师范当监学。毛泽东对这位姨表哥非常敬重，经常去他那里聆听教诲，借阅书刊。王季范对他也是多方关照，生活上给予帮助，学习上给予指导，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挺身而出，想方设法的保护毛泽东。

    1915年，由于毛泽东带头，发起了“驱张”运动，令校长张干大怒，要开除以他为首的几名“闹事”学生，幸亏。王季范、杨昌济、徐特立、袁吉八、黎锦熙、方维夏等教员群起抵制，毛泽东才未被开除。毕业后，毛泽东在长沙从事工农革命运动时，几次被反动军阀追捕，都得到王季范的及时救援和掩护，使他化险为夷。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前，曾专程去和王季范告别，说要出一趟远门。王季范没有料到，此次分手直到1950年才再次相见。

    往事，就如昨天，历历在目。昔日的学生、表弟，今日已是共和国的主席，地位变了，然而感情依旧。这叫王季范怎能不心潮起伏？面对毛泽东的介绍，王季范没有说话，只有深情而有敬仰的望了望毛泽东，此时无声胜有声。

    王季范到北京后，成了毛泽东家的座上客，帮助他接待和陪伴来自湖南家乡的父老老乡亲和各界人士，与他们一起谈古论今，叙述旧情。还满怀热情的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认真积极的献言献策。1972年7月11日下午，王季范先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国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献了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花圈虽小，然而内涵丰富，这是一个学生给老师带上的一朵花！这时表弟向表兄奉承的！这是人民主席向知识分子献上的一份礼!

    四、亦师亦友亦兄弟

    黎锦熙（1890——1978）字邵西、号鹏庵，湘潭县晓霞乡石潭坝人。长毛泽东3岁。是他在湖南四师和一师读书的历史和国文教员。黎锦熙与毛泽东两人亦师亦友亦兄弟。是与毛泽东密切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师，他俩师生友谊长达64年之久，实属难得，传为美谈。

    黎锦熙，著名语言学家，早年参加同盟会。其祖父黎世缓任过清朝山西盐运使。父亲黎培。近代诗人、书法家黎锦熙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1905年中秀才。1912年从湖南级师范高等学校史地部毕业，1913年1月，担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历史教员。

    黎锦熙在治学和做人方面，都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影响。1913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一班读书期间经常和黎锦熙谈古论今。次年，湖南四师和一师合并，黎锦熙、毛泽东也转入到一师。当时，黎锦熙住在芋园，毛泽东经常来芋园向黎锦熙、杨昌济及各位老师求教，讲学论道，互阅笔记，或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毛泽东甚至假期不回家，移居芋园，与老师一起切磋学问。毛泽东对黎锦熙非常尊重与信赖，称呼他“邵西先生”，称他夫人为“黎师母”。

    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曾致信黎锦熙说“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由此可见两人志同道合，同求进步的美好希望。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再次致信称“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1920年，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更赞他“弘通广大，最所佩服”，更是表达出了对黎锦熙的敬重之情及对其渊博学识的青睐。因黎锦熙年长毛泽东三岁，所以毛泽东经常以“弟”自称。黎锦熙和毛泽东亦师亦友亦兄弟，关系非同寻常。

    1915年9月，黎锦熙应教育部之邀，从长沙赴北京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兼文科主任。临行前，毛泽东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前去送行。黎锦熙到北京后仍与毛泽东保持着通信联络。当时袁世凯正在收买政客、招揽名士，准备复辟帝制。毛泽东担心黎锦熙被袁世凯拉拢，因此曾劝说黎锦熙不要在袁世凯政府做官，希望黎锦熙急归勿恋。该时期，黎锦熙远离政治，到北京后他提倡白话文，反对小学读经，力主改小学和中学的“国文科”为“国语科”，1916年参与
发起国语研究会，积极推广普通话。1916年7月，毛泽东再次致信黎锦熙，对先前劝黎锦熙不要在袁世凯政府做官表示歉意。

    从1918年到1920年3月，黎锦熙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毛泽东因为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驱逐张敬尧等活动到过北京多次，每次来京都到黎锦熙处谈心谈学、谈文化运动、谈社会改造。毛泽东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黎锦熙深知毛泽东工资微薄、生活清苦，每逢周末毛泽东来时，黎锦熙就准备好饭菜，让毛泽东改善生活。黎锦熙深知毛泽东烟瘾大，所以每次都准备好几盒香烟以满足毛泽东的烟瘾。茶余饭后，师生谈论时政、学问和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的春节，毛泽东在黎锦熙家度过。11月中旬，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北京。1920年1月4日，黎锦熙去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喇嘛庙毛泽东住处看望他时，毛泽东在平民通信社接待了黎锦熙。在这里，黎锦熙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逝世，黎锦熙与毛泽东等一起处理后事。2月19日，旧历新年，毛泽东到黎锦熙家过年，毛泽东与黎锦熙讨论了“驱张”斗争和“文化运动方法”的等问题。此后，二人还讨论了湖南改造、湘事善后事宜和现代哲学派别等问题。毛泽东与黎锦熙的交流，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坚定了斗争的信心，加深了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后来，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辗转各地，忙碌奔波。黎锦熙也潜心学问，两人未能取得联系。但是二者之间始终在关注着。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北京师范大学迁到陕南城固，改名为西北师范学院，黎锦熙随校南迁继续任教。毛泽东得知黎锦熙来到陕西后，非常兴奋，从延安给黎锦熙邮寄了一本《论持久战》。黎锦熙收到该书后，即同西北师范学院同仁们共同对此书进行了深入学习和研究。黎锦熙也将自己的新著《建设的大众语文学》寄予毛泽东。这是自从1920年一别后两人的第一次间接接触，然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师生再次见面，这一别就是30年。抗战胜利后，黎锦熙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组织九三学社,团结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外围开展反蒋斗争。

    黎锦熙热爱自己的学术研究事业，一生致力于文字与教学改革运动，对汉语语法研究颇有贡献，著述颇丰。为推进改革，黎锦熙不畏艰险。1925年，黎锦熙针对教育部总长章士钊恢复读经课、取消白话文等复古措施，著文进行猛烈抨击，并发起成立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出版《国语》学刊，维护新文化运动的成果。1930年，黎锦熙出任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副所长后，配合民众教育运动，倡行“大众语文”，参与编写民众教育读物。1942年，黎锦熙出版《国语文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白话文的专门著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到了北京。毛泽东看望时任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时，特别邀请了黎锦熙及家人会面、聚餐。这次会而毛泽东想请黎锦熙出任教育部长，因为黎锦熙只想从事文字改革及教书工作，因此他婉言谢绝。晚饭后，毛泽东用汽车送黎锦熙回家，这是师生阔别三十年后的第一次会面。

    新中国成立后，黎锦熙被推举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黎锦熙与吴玉章、郭沫若、马叙伦等筹组中国文字改写协会，任委员。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方面，并且就相关问题与毛泽东多次交流。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在怀仁堂的晚会上，黎锦熙将其所著《国语新文字论》亲呈毛泽东。1950年5月16日，黎锦熙就中国大词典编纂处有关机构归属、人员编制及辞书事业的合理发展问题致信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和主张得到毛泽东的复信肯定。1951年1月1日，黎锦熙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毛泽东见面，席间黎锦熙和林伯渠共商文字改革问题。毛泽东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对黎锦熙的新作进行了肯定。1954年元旦，黎锦熙再次致函毛泽东，希望推广注音字母，并赠送自己著作四种。7月23日，毛泽东复信黎锦熙同意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并告知黎锦熙同文字研究会商洽。
    1956年6月21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开会期间，黎锦熙利用会议休息时间，向毛泽东汇报文字改革委员会讨论拼音字母的情况，并赠送自己新著《四十多年来的注音字母和今后的拼音字母》给毛泽东。毛泽东对黎锦熙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也充分表现出毛泽东对黎锦熙深厚的师生情谊、挚友情谊，充分表现出毛泽东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1953年，黎锦熙因病停止讲课，毛泽东非常关心恩师的身体健康状况，1953年1月3日，毛泽东派人把各族群众送给自己的人参果、阿胶、麝香、虫草等珍贵礼物送给了老师一些。一个月后，黎锦熙在怀仁常参加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时，毛泽东得知恩师身体有病，叮嘱老师要好好休养，注意身体。1953年五一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及1954年年底在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多次问起恩师的健康状况，让老师注意休息。1954年国庆节后，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黎锦熙家中慰问，以后多次派人慰问恩师。“文革”期间，黎锦熙也受到了冲击，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指示要保护他。1972年，当得知恩师居住条件较差的情况后，毛泽东立即责成中央组成“五人小组”落实老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与关怀下,黎锦熙住进了朝阳门内北小街的一所四合院，黎锦熙在此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六年。

    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黎锦熙万分悲痛，身体日渐衰弱。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黎锦熙撰写了《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动》一文,表达了对毛泽东深切的怀念之情。1978年3月27日，黎锦熙逝世，享年89岁。

    五、不计前嫌、以德报怨

    张干是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曾被学生时期的毛泽东赶下台。解放后他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关怀，毛泽东不仅派人给他送面、送钱，还邀他进京观礼。

    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担任数学教师的张干一直如坐针毡，惴惴不安：当年他曾给予“记过”处分的学生毛泽东，如今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并且自己土地改革时期也被划为地主，成了革命对象。他对此很羞愧和惶恐，担心毛泽东会泄私愤，报复于他。然而，毛泽东却豁达大度，不不仅讲嫌，而且以德报怨。邀请张干进京，并帮他解决实际困难。

    10月5日，丰泽园，毛泽东的客厅溢满了欢声笑语。这是毛泽东在举行家宴欢宴自己青年时代尊敬师长徐特立、谢觉哉、熊谨玎和青年时代的好友周世钊等。毛泽东和自己的老师、同学一面饮酒，一面回忆着一师那古朴简洁的教学楼，谈论当时每一位清苦的老师。

    毛泽东认真地问周世钊:“我们的老校长张干还健在吗?”“在”，周世钊见毛泽东主动提出这问题，便乘机向毛泽东详述张干的情况，“他一直在教书，现在还在妙高峰中学教学……”“哦”，毛泽东放下筷子，情不自禁地打断了周世钊的话，“还在吃粉笔灰?张干这个人办事果断，很有魄力，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才三十几岁就当上了我们一师的校长，不简单啦!解放以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难能可贵!”毛泽东真诚赞赏着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是的,润之。”徐特立放下酒盅,看着毛泽东,“张干年轻有为,而且有股韧性。”“嗯”,熊谨玎微笑道，“当时我常说‘张干张干，肯干肯干’。他有一种湖南人特有的蛮干精神。”

    王季范接过话头说，“当年你与萧三他们一起在君子亭起草驱张宣言，张干怒发冲冠，依我看，这主要是因为你们触犯了他的尊严，他的自尊心是很强的，说他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倒并不见得。”毛泽东略带歉疚地说，“当时规定每个学生要多交十元学杂费的事，不能归罪于他，至于要我们多读半年书，这是一件好事嘛!我现在只恨自己书读少了呢!”几位老师看到自己学生认真的神态，都呵呵笑了起来。

    “润之”，老同学周世钊止住笑声，有点难过地说，“张干一家六口现在十分困难，他目前身患重病，整日卧在床上，一家大小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工资，有时竟几天无以为炊呢!”毛泽东站起来，用略带责备的目光望着自己的老同学，“享元，你怎么不早说?对张干这样的老教育家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直接致函湖南省府主席王首道:“首道同志:张次仑(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在平均70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位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 70岁饿饭等语，亦请省政府酌予接济。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袁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顺致敬意!毛泽东10月11日。”

    王首道接信后,立即先后两次派人给张干一家送去救济米600公斤和人民币(旧币)50万元。张干看到毛泽东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的信，接到王首道送去的大米和钱，激动得双手微抖，泪流满面。他连忙找出笔墨，伏案写信:“润之吾弟主席惠鉴:敬启者，近接懋齐、享元(周世钊)诸弟及弟致汉溟(罗元鲲)先生函，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干服务教育界42年，小有储蓄，已屡为去岁30秋征(实收谷182担，征去72石)及今年减退消耗殆尽，不得已来省教书，又旧病复发，卧床月余，几无以为炊，幸王省主席奉吾弟之命，厚赈兼金(人民币50万元)。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言喻?今乡里既不可居，省垣又难工作，六口之家，贫与病迫，无实至为可虑。本年2月16日，闻吾弟签订中苏条约，当时曾作贺函，闻未收到，兹另纸补呈，敬希钧鉴。专此布谢，并颂政祺。1950年10月30日。”

    张干给毛泽东写信后，日夜盼望复信。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却音信杳然。一天，他的儿子拿着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缄”等字的信件交给愁眉不展的父亲。张干匆忙拆开信封，信是用熟悉的笔迹写的。“次仑先生:10月30日惠书及为中苏条约所致贺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帮助。此复，敬顺教祺!毛泽东。1950年12月24日。”

    张干读完信，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将全家召集起来，将信高声读了一遍。读完信后，他喃喃自语道:“极为系念!”他小心翼翼地将信折好，然后抬起头来，对家人说:“孩子，这是一字千金呐!”自己给毛泽东记一次大过的事，他对儿子们从来是讳莫如深的。这时，他唠叨地向孩子们说:“你们可知道，毛主席在一师读书时，我还记过他一次大过!只有毛主席这样伟大，才不记前怨啊!”

    人们听说毛泽东亲自给张干复信，纷纷涌到张干家来想看个究竟。张干热情地接待了一个个好奇的来访者，向他们讲述自己在一师当校长时，自己的好学生毛润之如何刻苦学习，如何旁征博引论述问题，如何栉风沐雨锻炼身体，甚至连他如何起草宣言，聚众“闹事”，都毫无顾忌地向来访者倾吐出来。从此，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不断地给长沙妙高峰中学教书的老师张干捎来问候。

    1951年秋，正值暑假期间，张干接到北京寄来的一张请贴。请贴是毛泽东专请自己尊敬的老师到北京叙别后之情。

    张干到了北京，毛泽东当时正日夜忙于处理抗美援朝等紧迫问题，暂不能接待他。9月26日上午，张干正和毛泽东的师友李漱清、罗汉溟、邹普勋一起游览故宫，毛泽东派来陪他们的中央办公厅干部告诉张干一行:11时请在招待所稍候，毛主席要派专车来接各位老师到家里吃饭。张干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抖着半白的胡子说:“啊，终于要见到润之了!”11时整，一辆浅绿色的小轿车停在张干的住房前，张干一行鱼贯进入小轿车，不一会便进入新华门，行到毛泽东住房丰泽园前。车一停，便见满面红光身材魁梧的毛泽东笑着迎上来。

    “张校长，您好!”毛泽东握住张干的手，凝望着自己30多年未见的老校长。“你好!润之!”张干苍老的眼里噙满了泪水。“请进!请进!"毛泽东微笑躬身。老人们走进客厅，毛泽东谦让着，一定要张干、李漱清坐上席，他自己坐下席。谈了一会儿话，毛泽东便回头向屋里喊道:“来，来，你们都来见见我的老师。”“这是我的老师。”毛泽东指着张干和李漱清对子女们说。毛泽东的子女向父亲的老师恭敬地深深一鞠躬。“他们是你们的太老师。”毛泽东诙谐地说，“你们平时常常跟我说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我的老师也很好。”

    12时15分，正式开席。毛泽东不断替四位老师夹菜送汤。晚上，毛泽东又派人给四位老人送来礼物，每人一份。这些礼物是布鞋、褥子、盖被各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巾一方，袜子一双，枕头一对，香皂一块，牙刷各一支。送礼物的工作人员特别对四位老人说明,这是毛泽东用自己稿费买的礼品,不是用公款。张干听后赞许地点点头:“还是青年时期那个脾气，一丝不苟，一尘不染!”

    国庆节到了，张干他们每人接到一张天安门观礼的请帖。观礼完毕，毛泽东派专车送他们游览京津各个名胜古迹，还派飞机让他们饱览长城的风光。陪同参观的人还再三代毛泽东向他们致歉，说毛泽东实在太忙，不能亲自陪老师游览胜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