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平县政府  密令

民国黄平县政府  密令

1994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耿飚的回忆录《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 文章 原件

张闻天和王稼祥“橘林谈话”情景图（廖尚刚  提供）

黄平县革命历史陈列馆内毛泽东（右）、张闻天（中）和王稼祥的塑像（廖尚刚  摄）

1934年10月2日，萧克将军在旧州天主堂获得的法文贵州地图（廖尚刚  摄）

1934年10月2日红六军团攻克旧州后设天主堂的指挥部旧址（罗勋 摄）

摆街营红三军团黄平战斗作战指挥部旧址（杨东 摄）

黄平县新州镇东门村三里湾中国工农红军黄平战斗遗址（罗勋 摄）

    黄平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北部。东界施秉，南接台江、凯里，西连瓮安、福泉，北同余庆接壤。跨东经107 °37’~108°11’，北纬26°43’~27°14’之间。全县总面积1669平方公里。东西长约60公里，南北宽约57公里。

    县历史悠久，据前《黄平县志》考；牂牁江即今县境湃阳河。今黄平县境属古牂舸国地。早在春秋时期，牂牁国已与中原大国有国事交往，事见《管子·小匡篇》。战国时，为且兰国地，《后汉书》载：楚顷襄王遣将庄蹻由沅水上伐夜郎，军至且兰，栎船于岸而步战，遂灭夜郎。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遣唐蒙通夜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且兰，改建牂牁郡，黄平旧州为郡治所在。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南伐，遣其将马忠为牂牁太守，郡治黄平。见《成都武侯祠记》。唐中叶后，为加固南疆边防，于黄平新州地置新兴县，并手其邻旧州置诏明县，见《新唐书、地理志》。宋大观二年（1108年），土酋骆世华、骆文贵献地，因其地置珍州，以乐源县为州治。据《黄平县志》载：乐源即今旧州。南宋理宗保佑六年（1258），因元兵屯大理，取道西南，诏枢密院编修吕逢年诣蜀，“相度黄平、思、播诸处险要缓急事宜”，黄平之名始见于史。同年11月筑黄平城，赐名镇远州（即今旧州，非今之镇远）。开庆元年正月（1259）吕文德筑黄平城竣工，为黄平有城之始。元至元二十八年六月（1291）置黄平府，别置上塘、上塘骆罗家、平溪、葛浪洞等处长官司。明洪武七年九月（1374）置黄平安抚司，隶播州宣慰司。十一年正月（1378）置黄平守御千户所，十五年正月（1382）改所为黄平卫，二月复为千户所，隶平越卫。明洪武二十二年五月（1389）傅友德平狼洞苗，置兴龙卫，隶贵州都司，随后更名兴隆卫。万历二十八年平播后，废黄平安抚司为黄平州，与黄平千户所隶平越军民府，黄平从此：始彻底置于中央权力之下。清康熙十一年（16 72）省黄平千户所入黄平州。二十六年（1687）裁兴隆卫，移州治于卫所，新州从此得名。原黄平州治改设巡检司，称旧州，仍统属于平越府。嘉庆三年改黄平州隶镇远府。民国三年一月一目（1914）改黄平州为黄平县，县治新州。

    黄平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据万历《黔记》记载：兴龍卫（黄平新州），明洪武二十二年五月（1389）颖国公傅友德征南，以地当西南要害始置兴隆卫。

    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先遣队探路西征，1934年9月29日进入黄平谷陇地区，10月4日离开黄平旧州，前后6天时间。红六军团进入黄平在东坡与阻截红军西征的王家烈部队进行激烈的战斗，攻克旧州在天主堂得了一张珍贵的“法文版贵州地图”，为红六军团西征转战贵州起到很好的“向导”作用。中央红軍长征1934年12月25日进入黄平谷陇，红三军团28日攻打黄平县城，后卫红五军团1935年1月1日上午离开旧州，中央红军经过黄平前后8天时间。中央红军长征过黄平发生了“智取谷陇”“毛主席41岁生日”“黄平战斗”“黄平整编”“黄平橘林谈话”等影响较大的事件，特别是“黄平橘林谈话”是变换中央军事领导人富有决定意义的人事酝酿，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组织和时间上的准备。红二、六军团长征，1936年1月初到1月19日创立了“石镇黄革命根据地”。红六军团西征和中央红军、红二、六军团长征四次转战过黄平，现将红军西征和长征转战黄平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史实简述如下：

    （一）红六军团

    1.东坡战斗

    新厂战斗的胜利，保证红6军团顺利进入贵州。9月20日，红6军团到达黎平。在潭溪经5个小时激战击溃黔军周芳仁部阻击后，经鳌鱼嘴进至锦屏县的龙里司(今隆里)，并一路向西北方向行进，经婆洞(今启蒙)、干塘、韶蔼、塘东，进至清水江南岸的河口。

    贵州境内的清水江流域，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阀的欺压蹂躏，民族隔阂很深。每当有反动军队欲入山寨，他们就会手持利器，成群结队地扼守山险，进行阻击。

    为争取苗、侗两族群众的支援，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指示部队向少数民族同胞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同时命令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红军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对群众秋毫无犯。尽管黔东山区此时已是秋风习习,寒气逼人，但是为了不扰民，部队每到一地都在野外露营，不进民房:凡借用群众东西都完璧归赵，如不慎损坏则照价赔偿;如用了躲避在外的群众家的东西，都在原地留下足够的钱款并附上感谢信。同时，还积极开展了争取山寨寨主和土司头人的工作。

    广大的，侗族同胞从红6团指战员们的行动中，消除了对红军的误解，转而热情地帮助红军。9月23日，红6军团由河口西渡乌下江，进人剑河县的南嘉堡（今南加镇），准备由这一带北渡清水江。苗、侗族同胞积极为红车指引渡口，带助红军寻找船只，捆扎木排、许多群众还拿出自家的门板为红军架设浮桥。24日晨，红6军团在南嘉堡附近的里格顺利渡过清水汀。之后，部队经锦屏县彦洞乡的西月寨进至剑河县的大广，准备继续北进，争取与红3军取得联系。

    早在红6军团未入黔境之前、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的代表即在贵州紧急会晤，协商“会剿”红6军团的行动计划，三省军阀各怀心思：广西军阀力求送“客”以远，使广西免受红军威胁;湘军则欲力阻红6军团与红3军会合，以免增强湘境内的红军力量;贵州军阀对红军可能入境十分恐惧，企用借湘、桂两省军队的力量将红军堵在黔境之外或把人境的红军及早赶走。经三方协商，由湘军派独立第32旅2个团、补充总队3个团、第55旅2个团和湘黔边“剿匪军第1团”共8个团入黔，桂军派第19、第20师和独立第1团共8个团人黔，与黔军联手“会剿”红6军团。湘桂两省入黔部队由桂军第7军军长廖磊统一指挥。

    9月25日，红6军团于北进途中，在凯寨、孟优地区与国民党湘军独立第 32旅和第 55旅遭遇。由于湘军先我一天到达，占据了周围山头高地等有利地形，并构筑了野战工事，作好了截击红军的准备。当红军先头部队进人敌火力范围后，立即遭到敌人猛烈的火力拦截。红6军团连续组织了几次进攻，企图冲破敌人的阻击。但因处于河谷低地中地形不利，虽给敌以一定杀伤，却未能突破敌军的阵地。此时，桂军第19师正迅速赶来增援。在此情况下，红6军团决定撤出战斗返回大广，准备改由大广或沿清水江北岸西进，尔后寻机北上，相机北渡潕阳河。部队随即连夜南返。然而，此时跟踪追击红军的桂军第24师已经抵达大广，占据了有利地形并完成了战斗准备。26日凌晨3时，红6军团在翻越大广坳口(又称凉亭坳)，准备进至大广寨子时，埋伏在坳口附近的桂军突然向红军发起进攻。红6军团已经翻过坳口的前卫部队与本队被桂军截断。

    此时的红6军团，刚刚经历激战，又连夜在崇山峻岭中长途行军至此，部队十分饥饿疲惫。在前有桂军堵击、而凯寨、孟优地区的湘军又随时可能从后面追击而来的危险情况下，军团首长决定，由第18师第52团和第 54 团担任掩护，主力迅速向西转移，以摆脱敌军。红52、红54 团接到命令后，即从大广坳口北面的山脚向守在坳口的敌军发起进攻。双方在黑夜中展开了生死搏杀。经反复争夺，红军于天亮时终于攻上坳口，将桂军第24师全部赶到坳口南面的山坡下，为主力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红52、红54团完成掩护任务，准备撤出战斗时，退路却被桂军切断。此时，湘军补充第1总队也赶来增援，红52、红54团身陷重围。经奋力拼杀，红军终于突破敌人的阵地，在大广坳口西侧的红52团率先冲出包围圈，而位于坳口东侧的红54团因撤离在后，遭受严重损失。

    大广战斗，是红6军团入黔后的第一仗。红军在战斗中伤亡近150人，第54团团长赵雄牺牲;第52、第54团的政治委员和两名营长负伤。由于减员较大，后第54团建制撤销，人员补人其他各团。然而，局部的牺牲，换来了军团主力的安全转移。9月26日晚，红6军团进至高丘；次日继续西行，经滥木桥、巫龙冲进人三穗县良上。28日，过剑河县岑松到达镇远县南端的报京。

    这时，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分路向红6军团紧逼而来:廖磊率桂军第19师和湘军李觉部第55旅及独立第32旅沿三穗通往镇远的大道平行追击;桂军第 24师和湘军补充第1部队则在红军之后尾随追击;黔军4个团在施秉至黄平一线进行正面堵击。国民党军企图南北夹击，将红军围歼于镇远以南的清水江与潕阳河之间。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企图，红6军团在报京未作停留，兼程疾进。经一天一夜急行军，部队到达施秉东南的冰洞，连夜组织力量抢搭浮桥，渡过清水江。9月29日下午，红军到达台拱县(今台江县)施洞口;30日又由施洞口再次渡过清水江。然后，部队分两路行动：一路往北，经施秉县马号、岑沟、把岑、花山、瓮塘等地，于10月1日乘虚占领施秉县城。一路向西，由王坳进入黄平县，经平寨、新城到达瓮谷垄(今谷陇镇)。10月1日，经黄飘继续西行。部队在穿越黔军施秉滥桥至黄平东坡防线时，与黔军4个团（即第一（江荣华团）、五（李维亚团）、六（刘鹤鸣团）、特务团（团长赵兴鉴））发生激战。从中午战至天黑，红军突破黔军封锁，经罗朗、大翁连夜向旧州（即黄平老城）前进。

    黄平战斗，共歼黔军200余人，第6军团第18师第53团第3营营长林瑞牺牲，部分战士受伤，这是红6军团入黔后打的第二仗。10月2日，红6军团西行部队攻占旧州。当天，北路红军由施秉经平宁、金坑赶往旧州。3日两部在旧州会合。

    史实

    1.《民国贵州省政府关于“追剿”红军情况的通令》(1934年10月4日)和《王家烈发布防堵红六军团、红三军的通令》(1934年10月4日)记录:（一）萧匪众约八千、枪约五千，于东(1日)晨由翁谷陇、 王坳、旁海等处窜至黄平、施秉间之东坡、滥桥一带。我军五、六团（杜肇华旅的李维亚团和刘鹤鸣团）由施秉西上，东日(1日)午正十二时与 匪激战于滥桥一带，该匪向我三面包围，均被我击溃。战至冬(2日) 日拂晓，萧匪一部北窜老黄平。（二）本职东(1日)晨亲率一、特两团驰赴五里桥附近，由下午三时起，我五、六两团东西向匪夹击。激战至冬日(2日)拂晓，萧匪不支，向老黄平方面狼狈溃窜。是役萧匪伤亡七八百名，我军伤亡二百余名，俘虏二十余名，夺获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一挺、步枪二百余枝。（三）现在本职已率一、五、六、特务团经老黄平、瓮安、余庆一带向匪跟踪追击，已电令李指挥、柏师长痛剿贺匪，截堵萧匪；并令蒋指挥、侯指挥等驰赴乌江北岸截堵萧匪，以收夹击歼灭之效。除呈报中央，通报邻省，布告民众并通令外，合行令仰一体知照。

    2.《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七卷（1934-1936）记载：（1934年）10月1日，萧克、王震红军长征先遣队由雍谷陇、螃蟹、黄坳、施洞口向西北猛攻施秉、黄平大道。王家烈往黄平督战，急调龙质彬、江荣华两团迎击，并令王天锡率李维亚、刘鹤鸣两团从施秉配合。红军与黔军激战一昼夜后，攻占地主武装盘据的黄平城。次日，红军续进老黄平（旧州）。

    结 论

    1.黄平东坡战役发生时间为1934年10月1日下午到10月2日凌晨，参加战斗的是第6军团第18师第53团。其中53团3营营长林瑞（1906年生，湖南省茶陵县腰路镇芙冲村仓下人）牺牲。

    2.攻克旧州

    1934年7月23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作为红军西征先遣队向西突围后，10月1日，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的领导下进入贵州黄平县境内，当天黄昏并马不停蹄向旧州古城进发。

    当时黄平县城守敌见红六军团突破东坡防线，急派人抄小路赶到旧州通知旧州分县县长方壁斋和区公所迅速调剂壮丁，设法保住旧州城。旧州区长石用彬和民卫队长石品良接受上司堵截红军的命令后，吓得胆战心惊，连夜召集分县、区官员和地方绅士商议对策，组织地方团队把守旧州城。当即鸣锣通知每家出一人，有梭标的持梭镖，有刀子的拿刀子，没有武器的准备石头，上城墙，站垛口，将四方城门关闭，以城墙作为工事。

    子夜时分，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到达旧州城东门外的报恩寺。不久，后续部队陆续到达，红军兵分三路将旧州城包围，一支占领南门外高地，一支顺冷水河向北门迂回，另一支占领东门外的血沦坡，并架设机枪对准城内。随后，红军一百多名手枪突击队开始向东门进逼，在东门牌坊边一带与守敌接火，并找来树木、竹子做成云梯，在冲锋号的鼓动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红军先头部队踏着云梯冲上城墙。敌人见红军势如雄狮下山，锐不可当，只得胡乱打了一阵枪就狼狈逃遁。红军攻占东门后，没有开枪追击，而是从东向西搜索残敌，并迅速下到河边，以河坎作掩护，等待进攻命令。突然，红军架在血沦坡上的机枪响起来，其他各制高点上的机枪、步枪也随即开火，呼呼的子弹直飞敌阵。隐蔽在河边的红军勇士一个个跃身跳出，迅速爬上城墙。守城团丁和被裹胁而来的群众，早被红军的机枪吓得无影无踪。此时，南、北门的红军也相继攻进城里。原来城中的富豪、地头蛇、国民党头目在听到红军来的消息后就纷纷外逃，一些受反动派谣言煽惑的老百姓在红军进入东门后就向西门疏散，因城门上锁，故不少人用绳子从城墙上往下跳，越过城墙直奔大河。这场战斗，前后只用了半个钟头左右。之后，红军一面追击逃跑的团丁，一面将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劝回城里。

    红六军团进入旧州城后，住寺庙、祠堂、会馆，在得到群众同意后才住到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家里住不下，有的战士就躺在屋檐下。军团司令部设在天主堂，政治部设在富商卢润庭家。无论在哪里，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买卖公平，对群众态度和气，不打人，不派款，不拉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坏群众的东西。红军在大街上书写“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打倒军阀王家烈!”、“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工农红军是人民子弟兵!”、“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取消苛捐杂税!”等标语。

    红军驻扎在旧州期间，全体指战员在这里给受群众做了很多百姓前所未见的好事。一是打富豪开粮仓，焚烧地主的地契，将没收豪绅地主的资财分给贫苦群众，赈济贫民。据跟随红六军团长征到旧州后定居镇远的老红军杨庆云回忆：红军进城后，除宣传红军政治主张和涂刷巨幅标语外，还打击和没收了大地主的部分浮财。这次没收的名目很多，有谷子、光洋(银元)、布匹、盐巴……等等。这些东西部队除自留一部分作给养外，大部分分给了群众。旧州镇两千多户居民，就有一千多户分到了财物。二是按照党的政策，对民族工商业加以保护。三是在万寿宫召开贫民大会，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号召工农大众起来革命，同红军联合打土豪、军阀，不交一切苛捐杂税，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保太平，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广大群众为红军的模范行动所感动，在红军离开旧州时，200多家工商业户每家还自愿拿出50元大洋送给红军，群众还纷纷募捐钱物为红军送行。

    红六军团在黄平县旧州古镇停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真理的种子。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共产共妻”、“共匪杀人放火”等恶毒谣言被红军的爱民行动一扫而光。从那以后，老百姓才看到了真正的人民子弟兵，懂得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

    史实

    1.（国民党）旧州分县县长万璧斋呈报共军过境情况：

    窃旧城不幸于本月二日晨被共匪约七、八千人围攻，事出仓卒， 不及为备。因闻大军跟剿有所托命，以故璧斋与士绅等均登埤督率团凭城防守，当经阵毙匪徒十数人，满拟勉强支持，以待后援，是以城中民众悉未迁移；匪以是日六时许围攻至八时许入城，迄次日八时，始全数向松硐、老坟嘴、猴场方向而去。

    2.《萧克回忆录》记载：在旧州地区，我们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斗行军时期，对这些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放过，虽然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释放了他们的家人，但还是留下薄复礼和海曼，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越50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结论

    旧州战斗的时间是10月2日，参加战斗的是红6军团先头部队17师49团（团长吴正卿，政委晏福生）。同时还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目的是希望从扣押他们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3.法文版贵州地图

    到黄平，在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近一平方大的法文贵州地图，但看不懂。好在那里有个法国牧师能讲点中国话，不能写，发音也不准，但还能够听得懂，我们就指着地图，他讲我写，迅速译成中文。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的看清楚贵州的山川城乡的大略，行动才开始方便了一些”

    史实

    1.萧克 撰写《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内容摘自该处。

    2.《萧克回忆录》第十一章《先遣西征》）：“1934 年 9 月底，进入贵州后，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形不熟悉。……在旧州教堂，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找到一张晕滃式的贵州地图，有一平方米大，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我们，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我马上把它取下来，但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稍懂外文的张子意和袁任远说不是英文，看不懂。我听说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会汉语，虽然讲得不太好，但能听得懂，就请他来。薄复礼看了地图，说是法文。我让他帮助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于是，两人就在一张四方桌子，展开地图，用一盏煤油军用马灯照明，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我想要知道的与二军团会合的那个方向的 地名都注上中文。”

    3. 瑞士 R·A 勃沙特著《神灵之手》记录：第二天红军向前方

    一个集镇进发。他们经过考虑后将埃米小姐放在队伍后面，不过天黑前也要到达宿营地。当晚我们宿营在一个破庙中。我们被指定在后大殿的地上过夜，房子里已生起一堆炭火，这时年仅二十五岁的肖克将军把我叫去，请我为他翻译一张法文版的贵州地图。他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勃沙特后来回忆说：“1934年10月1日，是我来中国12周年纪念日，是我难忘的日子。那天，我们参加了一次传教士聚会活动后，归来时决定沿小路前行，前方一个小山村遥遥在望，我们兴致勃勃地爬上一座小山包，小村庄一览无余，还没等下山，这时从树林中冲出了一群持枪者，拦住了去路。万万没有想到，这就开始了让我永生难忘的18个月的艰苦行程…

    结论

    红六军团1934年10月2日攻克旧州，在天主堂得一张一平方米大晕滃式的法文版贵州地图，由于红六军团当时没有人认识法文，地图由军团长萧克请瑞士籍英国牧师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复礼）对法文地名进行中文标注。法文版贵州地图对于红六军团转战贵州起到很好的“向导”作用。

    旧州天主堂建于1903年，面积1870平方米，教堂主体分为“诵经堂”和“起居堂”两部分，另有伙房等建筑。它是由法国天主教会及当地群众信徒出资修建。红六军团10月2日攻占旧州后，将天主堂作为红六军团指挥部。天主堂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州古建筑群。诵经堂东西朝向，长约12米，宽约8米，高约8米。房墙全为古方砖修建，且横竖相间排列。东面房墙体超出屋脊1米，顶上中部高两端低，仿风火墙结构，壁上有三个圆形窗子，一大二小。其下有两个拱形门。西面房墙体因屋内设有讲经台，为菱形结构，上有三个圆形窗，下面两侧有两个小拱形门，堂内可同时容纳400余人做弥撒。南北面房墙每边有8个竖长顶尖形窗子。另各有二个拱形小门，排列整齐，互相对称。屋内有六根相距3米的大柱顶住房屋顶众横梁。屋顶内侧天花板结构独特，中部有五处为尖塔形结构，如四把张开的巨伞，极为巧妙。起居楼南北朝向，两层建筑，长约13米，宽约8米，高约9米，房墙砖木相间，用巨大木柱支撑屋脊横梁。东西面都有拱形窗、拱形门。整个房屋上下层都隔有多间面积不一的单间。二层四面设有走廊。房顶木瓦结构，飞檐翘角，气势不凡。

    R.A.勃沙特 出生于1897年，当时他的父母已从瑞士德语区移居英国。 二十年代初 ，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就被教会派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并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薄复礼。1934年，是他他来中国的第12个年头。

    《神灵之手》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1934年年10月在贵州黄平县旧州被红军俘获随军生活18个月后撰写的回忆录。1936年8月，红二、六军团还在艰苦的长征途中，这部长达12章，共288页，约15万字（英文）的回忆录就在英国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了，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中文直译为《神灵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又名《红军长征秘闻录》《长征目击记》），书中附有反映该事件的原始照片和地图。英文原版书全名为《THERESTRAININGHAND-CaptivityForChristinChina》。

    （二）红二、六军团

    石镇黄根据地

    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下达突围命令。当晚，红二、六军团分别从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红军大会，誓师突围。红军指战员1.7万人，在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下从湖南省桑植出发，开始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根据中革军委要求在湘黔边争取建立新根据地的总任务，1936年新年，红二、六军团在冷水铺召开政治工作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提出了在湘黔边境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任务即石镇黄根据地。

    史实

    1.《红军黔滇驰驰风云录》记录：红二、六军团长征1936年1月初顺利进到湘黔边地区。1月9日，六军团占江口县城。12日，二军团占领石阡县城，红二、六军团在江口、石阡及以南地区进行为期7天的集中休整，先后在石镇黄根据地14天，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2.《中国工农红军红二方面军战史》记录：从刘家坪一带出发，向石阡、江口转移，突破乌江章节中，按照原定计划，红二、六军团向石阡、镇远、黄平方向转移，目的在于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以继续发展革命形势。

    结论

    红二六军团长征在贵州东部建立的石镇黄根据地，范围包括镇远、施秉、黄平、石阡、余庆等广大地区，时间是1936年1月1日提出，12日进入石阡县城，正式建根据地，1936年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石阡城召开军团负责人会议，决定放弃石镇黄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石镇黄根据地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制定扩红计划；向广大群众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传播党和苏维埃政策，特别是抗日反蒋的主张；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军民缝制军装、干粮袋；建立临时修械厂，修造枪支弹药等；并组建12支红军游击队，扩红800多人，不断充实和壮大红军队伍。同时在根据地得到部分给养，暂时解决了红二、六军团的生活困难。樊嵩甫纵队、郭汝栋纵队、陶广纵队、郝梦龄纵队以及广西军阀部队15个师的兵力，都围拢过来，红軍处于不利地位，加上该地区地形复杂、居民稀少、经济落后，粮食十分困难，不利用红军久留；从地形上看，这里山河纵横，红军处在狭小地区，机动不便，不利于打运动战；加之便水战役没能打开有利局面。此时，朱德、张国焘也来电指示：“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应离敌军较远活动，但勿入大荒野地带，敌兵力虽多，亦能进退自如，主动在我……”“乌江上游障碍太多，下游障碍较少，黔南、黔北均少大山大河障碍，给养也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态……”，石镇黄地区建立根据地不是理想的地方，因此，1936年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石阡城召开军委分会会议，检讨突围以来的战斗行动，分析了当前的形式，决定放弃在石镇黄建立新苏区的计划，继续西进，到贵州西部创立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

    （三）中央红军

    1.智取谷陇

    1934年初冬，中央红军一举攻克贵州省黎平县城后，挥师向遵义方向进发。蒋介石急令贵州省主席、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要“全省动员，严密阻剿”，将长征到贵州的红军堵截在乌江南岸。12月24日，黔军旅长杜肇华与黄平县长刘藩在县城召集县府官员和地方绅士训话，一边强令青壮年农民立即到城外的五里墩、尖山坡、五里桥等地挖战壕，一边调集兵力到黄平县城东面的谷陇镇防守。

    12月25日凌晨2时，黄平县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刘文钊带着民团由新州城徒步往谷陇赶，到谷陇时已是下午一时。谷陇区长安排刘文钊到床上吸鸦片烟，团丁们也各自找地方“过瘾”。刘要区长带区保警队到斑鸠、平寨一带巡逻，区长因惧怕红军，也借故要求刘派“得力”的民团去才行。

    与此同时，红军已到了清水江东南岸的施洞等地，计划取道谷陇攻打黄平县城，消灭黔军杜旅，然后强渡乌江，直捣遵义，开辟黔北根据地。12月25日中午，红军在悄无声息中到达正逢赶场天的谷陇镇。为不打草惊蛇，也为了减少苗族同胞的损失，红军首长决定让大部分人守在镇口，派两个班的战士化装成当地苗族同胞，进入喧喧嚷嚷的镇内。当后续的红军大队到达脚板坳时，两个在集镇“赶场”的红军装成吵架的样子，互相拉扯着要到区公所找区长评理，其他化了装的红军紧跟在后，你推我挤也跟着看热闹。争吵的两个战士来到区公所门口，岗哨不准他俩进去。他俩没有理会地一个劲往里撞。进得大门，两人立即取出藏在身上的手榴弹，向各个房间扔去，区公所内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后，外围的红军听到爆炸声，马上用机枪对空扫射，场上顿时一片混乱。剩余的民团听见枪响和爆炸声后，也不知来了多少红军，吓得一哄而散，没命地乱跑，有的掉进水沟，有的跌落岩坎。正在吃饭准备上山巡逻的民团官兵措手不及，有几个亡命徒企图反抗，当场被击毙，大部民团作了红军的俘虏，少数逃往山里。刘文钊和区长带着几个勤务兵跑到罗英屯山上，看到红军大队人马进了谷陇，只好逃回黄平县城。

    中央红军在没有损伤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谷陇镇。

    史实

    1.《赖传珠日记》（节选）(1934年10月16日——1935年10月21日)记录：12月25日从平兆出发经江西街到翁古龙（编者注：黄平翁古陇）宿营（65里），部队半夜才到齐。12月26日从翁古龙出发向施秉攻击前进，并在该城宿营。

    2.陆定一编撰《长征大事记》记录：（1934年12月）25日（阴）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经平寨，到翁古拢（翁谷陇）。26日阴，一军团主力占领施秉。三军团向新黄平前进。五军团到台拱。九军团之第四十三团占领镇远。主力及第十五师向镇远前进。军委纵队到施洞口。

    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第二章 转战突围 三 向遵义进军）记载：12月25日夜，红十五师占领镇远县城。右路红一军团二师从施洞口出发，渡过清水江，经平寨、瓮谷陇、白溪(白洗)等地,向施秉前进。瓮谷陇是一个苗族聚居区。红军到达那天正逢一个赶场日，赶场的群众很多，为了不惊动群众，红军以大部同志在寨子的路口把守，以小部同志化装成群众，进入场坝，并且装着吵架的样子，吵吵嚷嚷.拉拉扯扯，你一言我一语，争着说要到区公所找区长说理去。他们一直扭打到区公所门口，嚷着要找区长。伪区公所卫兵说:区长不在。不准他们进去。他们只装没有听见，一直闯了进去。一进区公所大门,他们就迅速取出手榴弹，向各办公室扔去。轰!轰!几声巨响,区公所被炸塌了。外面的红军听到区公所手榴弹的声音，也立即响起了枪声。正在街上的和附近山上的民团被吓得手足无措，他们没想到红军来得这么快，又不知道红军来了多少，于是急忙逃跑。红军大部队立即进街，制止了混乱，维持秩序，保障群众赶场的正常进行。

    结论

    智取谷陇的时间是1934年12月25日，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

    2.黄平遭遇战

    因为红军人员大大减少，部队开始合并。到了贵州省黎平县，把中央军委机关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成一个“军委纵队”。后来在行军中，我为收容掉队的人，常常遇到随中央机关行动的一些领导同志。

    遇到比较多的是毛泽东。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现在无官一身轻，好不自在哟!”

    他的话使我感到别有一种滋味。心中想着:“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

    他的头发很长，留着大背头，人显得清瘦，穿战士服装，只在早晚天冷时，才穿上军大衣。他的马总是由马夫牵着远远地跟在后面。很少见他骑马，更没见他睡过担架，总是同几个战士有说有笑地一块步行。他看见我，有时就问:“这两天部队的情绪怎样？指导员同志能谈点情况吗？”他最关心战士的思想情绪，体力状况，干部们有什么想法和议论。我就尽我所知，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十分认真，不时地提问题，问个究竟。我常常答不上来，他就帮我打圆场说：“哦，哦!这不怪你，只怪我想要知道的太多啦!你看，要是方便，下回等你知道了，再告诉我吧!”

    接着，他又有说有笑地谈起古今来。我们进入贵州省，他讲了许多有关贵州省的掌故，“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啦，“黔驴技穷”啦，“夜郎自大”啦，……他说夜郎是古代的一个小国，国王不知天下之大，竟然问汉朝派去的使臣：“汉朝大，还是夜郎大？”说完，他用手指着西北对我说：“那个夜郎国就在贵州省的西部，离这里不远了。”我很喜欢同他走在一起，在他的说笑当中，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每天总能听到隆隆的炮声，那是红军在同敌人战斗。有一天近处传来枪炮声，我催他骑马快走。

    “怕什么？这是小股敌军骚扰，不会那么快追上来。指导员同志，我知道，你要赶快去照看队伍。我这里，你放心，决不会有问题。”

    他胸有成竹，语气肯定，使周围的人也增添了信心。我不放心，叫几个警卫员陪着他，自己到后面去了解情况，果然是小股窜扰的敌人，已经被后卫的红军部队赶走了。

    宿营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找当地的祠堂住，他有两只盛书和文件的铁皮箱，一个挑夫挑着，总跟他紧随不离。没有桌子，把两只箱子摞起来，就成了他的“临时办公桌”。

    他同张闻天、王稼祥常常结伴，三个人行军、宿营都常在一起。王稼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机轰炸时负伤，一直未好，至今还躺在担架上。不知何时起，大家把他们三人称作“中央队”。一提“中央队”，都知道指的是他们三人。

    张闻天和邓小平、李富春也常走在一起。邓小平这时是党中央的秘书长，也是红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有一次，我见他们同博古走在一起。听人说，博古在渡湘江后，曾举起手枪要自杀，被人拦住了。他现在同过去已有很大的不同，失去了那种专横的神气。

    路上比较热闹的是同女同志们走到一起。蔡畅、刘英、李伯钊…总是说说笑笑，她们说，这样可以减轻行军中的疲劳。

    蔡畅在总政治部负责民运工作，我从未见她躺过担架，偶尔见她骑过马。她大部分时间同大家一起步行，她到哪里总是笑声不断。她唱《马赛曲》这首法国革命歌曲，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刘英热情能干，惹人喜爱。后来组织上要她担任中央队的秘书长，听说她干得不错。我随老总跟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她分开了。

    长征路上，很少见到贺子珍和邓颖超，贺子珍在长征开始时就怀了孕，离不开担架队。她生个男孩，那是在四渡赤水后向云南前进的途中，情况十分紧急，不能停留。婴儿无法带，只好给当地的一家农民收养。她在这次生育后不久，行军路上被敌机炸伤，伤势很重，身上多处弹片一直未能取出。邓颖超当时得了肺结核病，长征开始时痰中带血，身体很虚弱。我很难得同她们见面。

    中央机关的担架队长生了病。军委纵队司令刘伯承命令我临时负责带领担架队，担架队抬的都是作战负伤或生病而无法行走的中央、军委的高级干部，总政主任王稼祥也在其中。有些领导同志像毛泽东、张闻天，不睡担架，也跟随担架队行动。为保证他们的安全，担架队走在红军大队的中间。行军作战中，意外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我感到担子沉重，不敢有半点马虎。抬担架的一半是红军战士，一半是临时雇来的民夫。民夫每天每人一块银洋，很不好管理，而且都是事先说定只抬一段路，就要换人，放他们回去。一路上要不断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我带领担架队平安地走了两天。第三天刚出发不久，在岔路上碰上周恩来打头的中央机关队伍，我忙叫担架队停下，让中央机关先走。周恩来把手一摆说:“用不着客气啦!担架队全是伤员病号，应当走在前边，我们跟着你们走，也省得再去找向导问路。”

    听他一说，我只好听命，急忙带队走过去。身后又多了个中央军委机关，使我更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为了稳妥，我把随带的一个步兵班抽出二人到最前面去做尖兵，又派人同前面的司令部机关取得联系。

    突然，前面传来一阵杂乱的枪声，子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尖兵报告，前面不远处山上有一股敌人向我们射击。

    在我身后不远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焦急地问:“怎么回事？谁在这里？如果是敌人，还不赶快派部队去打!”

    我急忙过去向他报告了情况：“有我在这里，你只管放心吧!”

    我随即命令担架队退到安全的地方，通知中央机关停止前进，带上步兵班到前面观察。我的眼力很好，没有望远镜，也能清晰地看见前面山头上露出来的一个个小黑点。敌人正在射击，至少有几十人，是从侧面袭击我们的。有些小黑点蠕动着像是要冲下山来。必须当机立断狙击敌人，争取时间请司令部和前边的红军尽快派人前来支援。

    我立即命令负责后面掩护的特务排，调两个班上来支援，又派人飞速报告前边的司令部，请尽快派红军击退这股敌人。我自己带领步兵班冲向前面山边的一片坟地，占据几个高大坟包。我大声对大家说：“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就在我们身后，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拼了性命，也不能让敌人越过我们这里，袭击担架队。只要我们坚持个把钟头，红军主力很快就会过来消灭敌人。”

    “放心吧!指导员!有我们在，白狗子休想过来!”

    我们人数虽少，但士气旺盛，这是使我感到宽慰的。我命令：节省子弹，不瞄准目标不开枪；注意隐蔽，打两枪就要换一个位置，减少伤亡。这是我们对付占优势敌人的有效方法。

    有一股约二三十个敌人开始从山上向下冲，我一枪打倒跑在最前面的敌人，战士们也都跟着扣动了扳机，又有几个敌人倒下。剩下的敌人掉转屁股，纷纷爬了回去。

    这时，特务排的两个班上来了，步兵班的同志十分高兴。我觉得必须尽快赶走这伙敌人，解除对中央首脑机关的威胁，需要有部队从侧后打击，使他们无法立足，我命令这两个班从右边向敌人的侧后迂回，然后发起进攻，赶走敌人。同时提醒他们不要同司令部派出的部队发生误会。

    他们刚走，我又赶快派人把这一决定向司令部通报。

    过了不大一会儿，山上的敌人组织了第二次攻击。他们先是集中火力对坟地一阵猛射，子弹吱吱地打在坟头上，四周的小树上，钻进泥土里，冲起阵阵尘土。我要大家暂不还击，注意观察敌人，等敌人冲了下来，瞄准一个打一个。不久，敌人从山上的乱石草丛后面冲下来。我命令先打最前面的敌人，一阵枪响，敌人倒下好几个，有两个跑在最前面的，距离我们只有五六十米。我对身边的班长说:“我打左边的，你打右边的。”话音刚落，周围的战士都举起了枪。一阵枪响，两个家伙先后摔倒，后边的敌人立即返身向山上跑，跑得慢的躲在乱石和草丛后边，他们虽说只有一二十人，但离我们都在百米之内，是个很大的威胁，必须尽快除掉或是赶走他们。

    正当我思考对付他们的办法时，又传来枪声，在离山头不远的右边，有20多人的人影，向敌人冲击。这无疑是特务排的两个班上去了，向敌人的侧背发起了攻击。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接着山上的左后方也传来密集的枪声。听见远处敌人喊：“红军从后边上来啦!”

    那些藏在乱石草丛后边的敌人，全都爬出来向山上逃跑。我们立即瞄准射击。又打倒好几个敌人。看看山上的敌人，早已乱如热锅上的蚂蚁，一阵激烈的枪响过后，枪声逐渐稀疏，转向远方去了。

    我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担架队和中央机关转危为安了，等特务排回来清点人数，只有两人轻伤。整理了一下队伍，继续前进。

    后来知道，军委纵队司令刘伯承、副司令叶剑英接到我的报告后，立即命令司令部通讯连从敌人的左侧后包抄。战斗中他们打死一些敌人，缴到几支步枪，还抓住几个受伤的俘虏。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是贵州黄平一带的民团100多人，正在调防。他们从山上看到下边有不少骡马、担架，又看到有穿军大衣的人，想下来发点洋财，没想到吃了亏。

    史实

    康克清 著《康克清回忆录》，遭遇战的内容从回忆录摘录。

    修养连随中央纵队一道，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一师、二师都是12月25日进入谷陇，一师夜宿谷陇。一军团为右翼，三军团为左翼，中央纵队处于中间，五军团后卫。

    结论

    修养连黄平遭遇战发生的地点谷陇地区，时间1934年12月26日，由康克清指挥修养连进行战斗。

    3.黄平战斗

    黄平战斗发生在1934年12月28日下午，指挥这场战斗的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参加战斗的有张爱萍、杨成武、耿飚等将领。据《旗手的责任》一文载：“长征开始不久，我被调到团部当旗手。团参谋长郑重地对我说：“现在决定调你到团部打团旗。团旗是咱们工农红军的旗帜，你要象爱护自已的生命一样爱护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红旗决不能倒…”团首长亲手把一面红旗授给我，红旗上绣着镰刀斧头。我激动地接过团旗、暗暗下了决心：“只要有我在，决不让红旗倒下！”这年年底，部队进军贵州，来到黄平城下。驻扎在那里的军阀部队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为了迅速向乌江挺进，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攻占黄平。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冲峰号吹响了。团长一声令下：“团旗，上！”我跃出战壕，高举红旗，向敌人的阵地冲上去。我听见身后杀声震天。全团战士个个生龙活虎，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了上来。军阀部队吓得腿都软了。战斗结束以后，我喜悦地抚摸着这面鲜红的团旗，心想：“在战斗中，红旗是多么重要。我，一名旗手，责任有多么重大啊！”

    史实

    1.《朱德关于黔敌情况及我野战军任务和二十七日的行动部署》（1934.12.26）致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刘（伯承）、陈（云）电文：B:我野战军近数日内，有消灭新、旧黄平地域黔敌及占领该地域的任务，同时与（于)镇远及其与施秉之间的地域钳制周、吴两敌前进的部队，以保证我军得经黄平，施秉向遵义前进.C.我野战军明二十七日行动：(一)一军团（缺一个师）应留在施秉城，并即派出侦察部队（不大于一团)，带小电台向余庆方向尾追退敌和侦察前进道路，其四十三团应由镇远开施秉归还主力，并即在通余庆道口之偏桥，向镇远布置警戒。其另一个师（一、二两师之一）、应率迫炮两连于明日直开向老黄平，以便二十八[日]晨协同三军团攻占黄平地域。

    2.《朱德关于红军占领余庆、黄平后的行动部署》(1934年12月28日)电文：今日我一师第一团占领余庆，敌约一团向龙溪退。二师占黄平旧州，该地无白军。三军团攻占新州，敌约两团退向重安江方向之五里墩，与我抗战中。吴敌部队今日午后攻占文德关，我九军团一部在白杨坪①与敌抗战。估计明二十九日，吴敌可能向正[镇]雄关，施秉地域进攻。周敌有可能由邛水直向施秉前进。

    3.《彭德怀年谱》记录：“12月28日指挥红三军团攻占新黄平。第四师协同二师攻占老黄平。”

    4.《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上）第七章：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苏区。第二节：黎平转兵占领遵义（p506）记载：12月28日，右纵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占领余庆，第2师进占老黄平(今旧州)。左纵队红3军团占领黄平，军委纵队进到施秉、黄平之间地区，红5军团进到台拱。

    5.《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七卷（1934-1936）》记录：（1934年）12月26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攻占施秉县城，以一部向黄平、旧州续进。12月28日，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攻占黄平城，大队由小路向罗朗。黔军李成章、杜肇华两旅由五里桥、十里桥败退江口、马场街、老木哨。黔军副总 指挥何知重随令柏辉章师布防重安江、老君关、观音山各险要堵截。

    结论

    黄平战斗的时间是1934年12月28日，参加战斗部队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

    4.血战灯草哨

    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遭到蒋介石约100万兵力的大规模“堡垒主义”围剿后，为了保存实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一、三、五、八、九5个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共8万余人，于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兴国、长汀等地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长征。为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沉痛教训，并从方向上明确红军前进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在湖南进入贵州的一路长征上，除了与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起商谈个人对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的看法外，还多次找红军的高级将领谈话，阐明“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西北进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观点。他的战略主张得到了众多红军领导人的赞同，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会议，通过展开激烈争论，中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关于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正确主张，避免了党和红军陷入国民党重兵包围的危险圈内，使红军在争取主动上向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剑河、台江、黄平、瓮安方向开拔，便向黔北重镇遵义前进。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成两路纵队向西北方向进发：第一、第九军团（长征开始时的左路前卫和左翼掩护）为右路纵队；第三、第五军团（长征开始时的右路前卫、右翼掩护、后卫）和军委纵队为左路纵队。其目标是：12月底，右路纵队占领施秉地区，左路纵队占领黄平地区。12月19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签发了《中央军委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对部队下达了分兵两路，继续向贵州腹地前进，进军清水江上游施秉、黄平地区的命令。并明确指出，在进入黄平、施秉地区后，要“坚决进攻和消灭”这两个地区的黔军，“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面可能来追之湘敌及中央军”。

    1934年12月19日至23日，红军右路纵队经锦屏、剑河、三穗、镇远、施秉等地直抵余庆县。左路纵队先后占领剑河、革东、台拱（台江）等地域。并于12月25日由台拱县的革一和施洞口同时进入黄平县境。其中：由革一进入黄平的红军左翼部队经谷陇区的山凯乡马海和加巴乡牛场到达谷陇的岩鹰屯，由翁坪乡牛岛、王家牌沿重兴乡上翁细、亮寨，经重安区青杠林，翻越1300余米的冷屏山，到半河和梅花五角一带侧攻黄平城和抗击贵阳方向来的国民党援兵；由施洞口进入黄平的红军左路部队经谷陇区斑鸠寨、鸡叫坡、脚板坳到达大寨后，沿翁勇、黄猫、黄飘等村寨到达新庄，攻打黄平县东面尖山坡守敌。

    为了造成红军要进攻贵阳的假象，引诱黔军重兵转向重安江以南的湘黔要道设防。红军从谷陇到黄平的途中，还有意向老乡打听“到贵阳还有多少里程？”或在路边刷写攻打贵阳、活捉贵州军阀王家烈等标语，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战略来迷惑国民党部队。王家烈获得情报后，迅速派出重兵在炉山、马场坪一带堵截红军。

    1934年12月26日清晨，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率领前卫部队在新庄村摆街营前通过一天半的奋战，于夜间10时许攻下盘踞在尖山坡上的国民党杜肇华旅的刘鹤鸣、李维亚两个团和黄平民团刘文钊部后，又于尖山坡上居高临下，打垮了防守在县城三里湾第二道防线的敌人。通过从东、北和东南三面对县城的合围，在红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坐阵黄平县城指挥的杜肇华匆忙电请王家烈后，狼狈地率领残兵败将从黄平城南拼出一条血路，溃退到城南高寒的灯草哨和马场街一带负隅顽抗。27日凌晨，红军前卫部队顺利拿下了黄平县城。为了给后续部队阻挡妄图反扑而来的敌军和钳制贵阳方向来的黔军，红三军团左翼和左路部队在天色刚亮，又马不停蹄地朝逃往五里墩、灯草哨方向的杜肇华溃敌追击。

    当红三军团指战员在五里墩二道坪击破刘鹤鸣部的后卫队后，他们追击敌人到重安镇马场街前1.5公里处的灯草哨和梯子岩时，遭到李维亚部和从五里墩溃逃至此以及黔军独立团马进夫部的亡命顽抗。红军与敌人在灯草哨开展了激烈而胶着的战斗，从上午9时一直打到傍晚，灯草哨和马场街一带国民党“双枪兵”（一为钢枪，一为鸦片烟杆）最终抵挡不住，仓惶逃往重安和凯里炉山与犹国材、黄烈侯部汇合保命。在灯草哨的这次战斗中，红军部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数十名战士的热血染红了灯草哨山坡，他们年轻的生命就此定格于这片黑土地里。

    红军全部离开黄平县城后，国民党部队和政要又耻高气杨地回到县城。他们组织部队和民团把在灯草哨与马场街战死“双枪兵”收尸和下葬后，还强令百姓一律不准埋葬红军遗体。在普查和采访中，当地老农闻大明告诉我们，他在出生一个月后就随母亲从县城投奔到灯草哨，与外祖父解建陆相依为命生活。过去他经常听外祖父说，红军离开黄平县几天后，国民党部队又气势汹汹地回来威胁百姓，要求“不准给红军收尸、不准帮红军说话、不准收留红军伤员”，否则将严惩不贷和杀头示众。当地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和压迫的10多名穷苦百姓，实在不忍心看到牺牲的红军战士暴尸荒野，解建陆等人趁国民党部队在庆祝1935年元旦的夜晚，就悄悄将些血洒他乡的红军战士安葬在灯草哨北面300米处的放牛坪，从此将这里称为“尸地坝”。

    史实

    1.《何知重关于黔军军情电黔军何副总指挥知重艳(29)亥重要电》(1934年12月29日)记录：敛（俭）(28日)晨，匪又向我黄平杜旅猛扑数次，未逞。随向 右翼抄袭。同时由施秉续到匪七千余人，困（因）受侧射、无已于午刻撤退入守马场街、老木哨之线。此役激战甚烈，匪伤亡甚重，我军伤亡百余人。随令李旅长率部增援，令柏师长率部于重安江、老君关、观音山各要隘布防。艳(29日)晨，匪向旧州移动。我现配备于凯里、下司、重安、平越之线，严阵以待。镇远以令我蒋旅速联络追剿军克 复，艳(29日)未在鹅翅膀激战中。周纵队抵施洞口，已派员联络矣。

    2.《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第二章 转战突围 三 向遵义进军）记载：左纵队从黎平出发，到尚重后分为两路前进:一部经南哨向剑河进发；一部经郎洞、台勇、久仰等地，于12月22日占领台拱城（台江）。左纵队占台拱后，即兵分两路进军黄平。一路经台盘、旁海到重安江，任务是掩护红军的左侧翼，并迂回黄平守敌的侧背；另一路经报效、革一、瓮谷陇、黄飘等地，夺取黄平。黄平守敌为黔敌杜肇华旅的第五（李维亚团）、六（刘鹤鸣团）两个团。红军在黄平县城（新州）附近的东坡、五里桥、五里墩、马场街一带击溃杜旅后，于12月28日进占黄平城。

    结论

    黄平战斗的时间是1934年12月28日，战斗部队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

    5.黄平整编 

    十二月下旬，我们到达了贵州的黄平县。黄平是一座山城，象贵州的许多县城一样，座落在山坡上，四周都是山峦，几乎没有平地。但是市面却很热闹，街道上人来人往，各式各样的店铺也很多，人们可以买到贵州的名产茅台酒也可以买到一些有地方风味的零食。我们那些吸烟的同志，买到了烟卷，更是兴高彩烈，如获至宝。因为我们从江西出发，虽然经过粤、湘、桂、龄等好几个省，但大多是住乡村、走小路，住在城市的机会焉很难得的，所以同志们买到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都很细心地保存起来。

    ……“咱们怎么整编呢，玉彦秉同志性急地问道。军团长告诉我们：“军委按照毛主席的想法，决定撤销五军团师一级的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把八军团和五军团合编，两个团并成一个团，两个连并成一个连。这样，每个连队将有一百五六十人，战斗力又会很强了。”

    史实

    1.谢良 编《铁流后卫》根据《红军长征纪实之：红一方面军卷：第三章 黄平整编》。长征时谢良系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政治委员。

    2.袁光 编著《风烟滚滚的岁月》 （黄平改编）。长征时袁光系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分队政治指导员，红八军团无线电分队政治委员

    3.《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1934年12月13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签发的电文：1.八军团全部人员除营以上干部外应编入十三师各团，为其作战 部队。如三十九团尚未归还主力，则应以八军团较强之一团为三十九 团，而编散其余的两团及军团部。2.八军团之工兵连、排，补入十三师各团加强其各工兵排，其余则编入步兵分队。炮兵与五军团在所属炮兵排合为一迫炮连，辖两排、炮四门。机关**连、排并入十三师各团，使每营仍附有机枪排，团有机枪连，轻机枪则给十三师各团及军团直属队，每一连队配轻机枪一 支。 3.十三师师部取消，五军团司令部直辖十三师三个团。十三师师 部全部人员及直属队应编入各团，其工兵排、机枪排如二项办法。4.五军团后方部，应依军委四日电令立即缩小为师的编制，编余 人员亦应编入各团。……

    结论

    1934年12月13日中革军委下发《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和《关于取消第二纵队，合编第一、第二纵队的命令》，红八军团正式并入红五军团，到黄平完成红八军团二十三师六十七团和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整编。

    6.黄平橘林谈话

    ……这件事发生在1934年冬，当时中央纵队已渡过清水江，抵达黄平一带。闻天同志身体不太好，所以行军时坐着担架；王稼祥同志（时任中革军委副生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这时，正是南方桔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桔子长得又大又好。他们叫担架停在一个桔园内，两人头靠头地躺在一棵硕果累累的桔子树下，然后交谈起来。王稼祥问道： “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仲忡地回答：“唉，也没有个明确的目标，看起来这个仗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王稼样同意张闻天的意见，当天晚上首先打电话把它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别的将领。几个人一传，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都知道了张闻天的意见。由于张闻天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既然他有此意见，那么毛泽东重新领导红军这件事就有了希望，所以大家都很高兴，都赞成在渡过乌江后中央举行会议，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史实

    1.《耿飚回忆录》（下册 102-103 页）：以上内容摘自《耿飚回忆录》

    2.耿飚同志的回忆录《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附原文）

    3.《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 ：（1934 年）12月15 日，红军攻占黎平。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次十分紧迫地提到日程上来。12月18日，在黎平城内，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同李德、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中央红军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在会上曾经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恩来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同日，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这时，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2月20日（应为3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这时农历是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橙红的橘子。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4.程中原 著《张闻天传》（第九章 历史转折）第 133 页）这件事发生在1934年冬，当时中央纵队已渡过清水江，抵达黄平一带。闻天同志身体不太好，所以行军时坐着担架；王稼祥同志 （时任中革军委副生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 两副担架走在一起。这时，正是南方桔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 的桔子长得又大又好。他们叫担架停在一个桔园内，两人头靠头地躺 在一棵硕果累累的桔子树下，然后交谈起来。王稼祥问道：“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仲忡地回答：“唉，也没有个明确的目标，看起来这个仗这样打下去不行。”

    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王稼样同意张闻天的意见，当天晚上首先打电话把它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别的将领。几个人一传，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都知道了张闻天的意见。由于张闻天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既然他有此意见，那么毛泽东重新领导红军这件事就有了希望，所以大家都很高兴，都赞成在渡过乌江后中央举行会议，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很受鼓舞。”

    5.傅建文 著《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标题为：桔林里的密谋。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12月30日，中央纵队依计划进至黎平西北的黄平。这天是个好天气，雨后初晴，地面渐干，天空清清澈澈的，太阳显得十分明亮。也许，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这如黄金般稀罕。中午时分，中央纵队驻足休歇，洛甫和王稼祥的担架紧挨着停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这片橘林不下一亩，是南方常见的楠橘树，都有一人多高了，以这种橘树的生长速度来说，橘林的主人经营了不下十多年吧？流传在南方的“摇篮里栽橘”之说，大抵是特指这种橘树的。这种橘树农历三月开花，四月挂果，八月开始成熟，至十一月底仍可停挂在树上。现在，王稼祥和洛甫头顶的树枝上就挂满这种橘子，果实算不得粗壮，比小儿拳头略大一些，但饱满而赋色彩，黄橙橙的亮眼，给人一种垂涎的诱惑。……“不能让他们再继续下去，一定要实质性地解决问题。”洛甫当然不难听懂他的意思：“你是说改换领导？”“是的!”这是一个比改变战略计划更敏感得多的话题，洛甫陷入了沉思中。阳光很好，在橘林间留下白花花的亮点，地上斑斑驳驳。“是全面还是仅从军事指挥上解决问题？”洛甫问。“全面。一定要从全面解决问题。政治和军事领导是不好分割的，一旦分割，就会有后遗症，说不上何时旧病复发。”“在当前却唯军事最关键,我看，我们要尽快把老毛推出来，老毛打仗有办法，比我们谁都有办法。”“这是理所当然的。综观全军上下，全党上下，唯老毛治兵用人无所不宜，学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令，智足以应变”……“这次变动还是要像改变行动方案一样，有步骤，有准备。”“当然。”王稼祥表示赞同，又说：“也还是由你通气，重要的军队干部都打招呼，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林彪、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等，老毛在他们中间威信甚高，推他出来大家都会投赞成票的。”

    结论

    黄平橘林谈话是1934年12月30日王稼祥和张闻天长征行军到黄平旧州东门外的橘林里，讨论红军长征的最终目标和对红军领导变换的人事酝酿。

    有的文章记录时间是1934年12月20日，通过黄平县史志办原主任潘世仁的考证，猴场会议党史已确认是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黄平旧州到瓮安猴场约50华里，正常步行时间一天。还通过大量文献和当时电文来推算和印证，时间应该是1934年12月30日。

    黄平橘林谈话是变换中央红军军事领导人富有决定意义的人事酝酿，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思想、组织、时间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黄平橘林谈话是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