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梁革命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座的东、西、北三侧分别镌刻着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相继牺牲的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杨琪等609位烈士英名。609位革命烈士中，华池本地籍的革命烈士有142[ 《庆阳党史人物》]位，他们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义无反顾投身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枪林弹雨中，用平凡的身躯谱写了人生的悲壮，用坚定的信念撑起了西北革命的天空，用激昂的斗志铸就了不朽的丰碑，谱写了一曲曲改天换地的英雄赞歌，铸就了伟大的南梁精神。

    纪念碑上，刘志丹、谢子长等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之外，还有梅生贵、赵国华、史八牛，甚至还有像狗蛋、毛女、三娃……这种充满乡土气息的名字。2009年6月7日，习近平同志冒雨走进南梁革命纪念馆，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详细了解纪念馆建设情况，边走边仔细聆听讲解。参观中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党在长期奋斗的历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厚的政治资源，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加以弘扬。”当他走到纪念碑前，看到这些名字后说，“这不是落后的文化，而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文化”。                                                               

    如今90多年过去了，这些名字正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笔者通过讲述华池县山庄乡尚湾村革命烈士梅生贵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窥探陕甘边南梁革命时期本土革命英雄的光辉历程。

    一、童年时期：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压迫

    梅生贵的祖辈曾在今华池县山庄乡一带久居，1862年至1873年[ 《甘肃省志监察志1950—2007》]，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回乱，为躲避灾祸，梅氏举族外迁。而梅生贵的父亲梅浩因身有残疾而无奈留在本地。失去家族庇佑的同时也失去了自由和土地，成为当地佃户，饱受剥削。

    1903年，梅生贵出生。作为“生”字辈的第一个出生的男孩，他的到来，为这个贫苦的家庭带了喜悦和希望。一辈子都生活在最底层，命如草芥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有不一样的命运，“富贵”起来，不再遭受压迫，所以取名“生贵”，希望他能生而富贵、衣食无忧。他们一边辛勤劳作，忍受命运的安排，一边悉心教养子女成为一名顶天立地有担当的人。

    作为佃户的孩子，幼年的梅生贵不仅要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还要成为地主子女的跟班、侍从。常年四季穿着破衣烂衫饿着肚子在山里放牧牛羊。

    1920年，17岁的梅生贵按照当时的传统，迎娶同样17岁的赵氏为妻，婚后第二年开始，父母先后去世，留下了比他小2岁的二弟梅生荣，比他小3岁的小弟梅生奎，以及两个更年幼的妹妹。加上梅生贵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不到20岁梅生贵和妻子赵氏就挑起了养育九口之家的重担。

    二、青年时期：意识觉醒寻求反抗道路

    1928年至1930年，持续三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导致百姓流离失所，1300多万人死亡。陕甘两省尤甚，加之陕甘军阀连年混战，匪患横行肆虐，国民党官府苛捐杂税林立，地主豪绅乘机变本加厉盘剥，人民群众陷入了天灾人祸的深渊。

    此时的梅生贵25岁，正值壮年，为了让全家人填饱肚子吃上一口肉，闲暇之余常带着村里的“穷弟兄”进山打猎。尚湾村地处子午岭边缘地带，山高林深，长满了各种野果和菌类，其中不乏山鸡、兔子等小动物，也有野猪、狼、豹子等大型动物混迹其中。为了防身，他们还自己制作了土枪和弓箭、大刀等工具。在生活和大森林的双重磨砺下，梅生贵练就了一身本领，包括双手同时射击的精准枪法，这让他一度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受到拥护，在最底层，有了一定的号召力。闲暇之余，大家常聚在一起说古道今，舞枪弄棒，谁家有困难，他总是带头帮忙，想办法一起解决。

    与此同时，作为陕甘两省广为流行而又深受穷苦大众喜爱的“说书”（流行于陕甘的民间表演形式，表演者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说唱相间地叙述故事），是梅生贵最为之痴迷的娱乐活动。只要听闻方圆百里谁家请了书匠说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半夜三更，梅生贵都要呼朋引伴去听上一听。书匠说书常以宋元话本及演义小说为主，他们口中的惩恶扬善的盖世英雄，以及救民于水火的人民领袖让梅生贵尤为痴迷向往。也由此结识了当时名震陕甘的说书匠朱志清。

    朱志清怀抱三弦边说边唱，梅生贵蹲坐在他脚下听得忘乎所以，表演结束，梅生贵常追着朱志清询问“下文”，一来二去两人便成了挚友。朱志清身高马大，常年游走在陕甘，见多识广，又身怀绝技，几乎符合梅生贵心目中“大侠”的形象，受到梅生贵热情的追随。两人相见恨晚，惺惺相惜，都对眼前这个穷苦大众饱受欺凌而当权者肆意作威作福的世界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不满。

    而此时的朱志清已经是南梁一带哥老会的大爷之一，梅生贵追随朱志清加入了哥老会，企图通过哥老会，改变自己，改变家族，改变身边穷苦大众的命运。

    三、革命初期：迷雾中投身革命寻求解放

    1929年前后，刘志丹多次来到南梁一带，宣传革命真理，播撒革命火种，积极团结改造当地民团武装。在“哥老会”大爷郑德明的带领下，梅生贵和朱志清，以及200余名“哥老会”成员加入南梁游击队，在今南梁、山庄、林镇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刘志丹等人“吃大户”“闹翻身”的革命宣传，与梅生贵一直以来对地主豪绅的强烈不满，以及自身不愿屈服的思想不谋而合，为他一直以来苦苦探索的“救世之道”明确了方向。

    而以维护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为宗旨[ 《华池县志》]的哥老会，并不能实现梅生贵改变命运的初衷。不久，受到革命思想启发，在红军后方特派员张策等人的领导下，梅生贵带领一直追随自己的的穷兄弟，制作长矛、大刀、梭标为武器，并筹款购买了步枪，在二将川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开始在山庄、周园子、尚湾、小河沟一带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小股土匪，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穷苦大众。梅生贵的革命生涯，由此开始。

    四、革命中期：英勇战斗快速成长

    1933年10月，刘志丹、习仲勋、王泰吉率领红26军42师来到南梁，开辟革命根据地。此时的梅生贵经过前期的革命活动和思想洗礼，军事水平得到迅速提升，并且已经拥有了成熟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由时任中共陕甘特委委员张策、蔡子伟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

    1934年2月，红二十六军42师在南梁一带建立起5个赤卫军大队。梅生贵任第四大队大队长，下编5个中队，负责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监视土豪、捕捉敌探、转送伤病员等工作。

    为进一步壮大赤卫军力量，梅生贵率先垂范，动员胞弟梅生奎、梅生荣都参加了赤卫军。随着革命活动的持续开展，南梁一带的农民较全国率先实现了翻身做主，拥有了土地，不再受到地主豪绅的剥削，劳动所得不再上缴。但本就积贫积弱的家庭在失去了梅生贵这个主要劳动力之后，生产生活皆力不从心。刚成长起来的两个劳动力又被带走，只剩下缠着小脚的赵氏带着一群年幼的孩子，日子过的异常艰难。不仅如此，梅生贵三人参加革命后，家里还要负担他们部分口粮和衣服鞋袜。赵氏虽是一介女流但深明大义，全力支持梅生贵的革命事业，家里收获的粮食，总是要先留足梅生贵三人的口粮，换购来的粗布，也是先给梅生贵三人做好衣裳鞋袜。供应他们之后，家里人就只能吃糠咽菜，穿破衣烂衫了。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4年，国民党从陕甘两省聚集了8个团的兵力，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梅生贵带领赤卫军在陕甘边区特委和第二路游击队的指挥下，利用熟悉当地地形的有利条件，一面带领赤卫军打击袭扰来犯之敌，一面组织群众疏散隐蔽、坚壁清野，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并协助红军党政机关及后方人员安全转移。

    战斗中，贫农出身而又大字不识的梅生贵表现出优秀的指挥才能和战斗能力，他总是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和敌人展开拼杀，期间数次负伤，但始终坚持战斗，表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

    反“围剿”的胜利，使得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梅生贵任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统管南梁根据地18个赤卫军大队，负责保卫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安全工作。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及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时的阅兵大会上，梅生贵受到了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检阅。

    期间，梅生贵参与制定了《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明确了赤卫军的性质、任务和纪律，对赤卫军进行严格训练并加强思想教育，除经常执行任务外，他还带领赤卫军帮助老百姓种地收庄稼，受到老百姓的拥护。使得老百姓送子、送夫参军的积极性一度高涨，陕甘边区的赤卫军数量和战斗能力迅速提升。到1935年初，最初的几百人已经达到了5000[ 《华池县志》]多人。此时的梅生贵已经成长为南梁革命根据地地方武装的优秀指挥员。

    五、革命后期：挺身而出壮烈牺牲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南梁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东起洛门，西至柔远川，南达葫芦河，北到豹子川，革命的烈火向四面八方燃烧。1935年2月，蒋介石亲调陕甘宁晋等省军阀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红26军主力北上陕北，只留游击队和赤卫军就地坚持战斗，保卫南梁革命根据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掩护党政机关转移。

    期间发生了南梁革命史上著名的老爷岭阻击战。这次阻击战，虽然规模不大，但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了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1935年3月7日，国民党宁夏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北上柔远城，修工事、筑碉堡，打算步步为营，向东推进。陕甘边区党政机关从南梁向洛河川转移。根据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周密部署，命令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和副总指挥梅生贵带领庆阳、合水各支游击队和赤卫军在老爷岭阻击敌人。

    面对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赤卫军采用疑兵之计，带领赤卫军在老爷岭南北各山的烽火台和密林里竖起许多红旗，搭起许多毛毡帐蓬。白天各游击小分队在各山顶上一边挖掩体工事，一边举红旗四处游动；夜间，在漫山遍野里点燃星星点点的篝火。他们还把一些破旧衣服挂在树杈上伪装成红军战士。大家时而喊着操练声，时而欢歌笑语，有时还派部队突袭来侦察的敌人。饭点一到，游击队员还四处伪造埋锅做饭的“炊烟”，加上各山号角呼应，似有千军万马隐藏在老爷岭的密林深处。使得敌军坚信老爷岭有我军大部队驻扎，随即他们修筑军事战壕，不敢轻举妄动，以至于在老爷岭以西滞留了一个多月，为大部队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一月之后，1935年4月，马鸿宾部抢占了老爷岭，进驻二将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军委所在地荔园堡、寨子湾失守。敌人派出500余人的兵力，四处追寻陕甘边区政府机关。

    4月16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张岔村被马家军以及合水而来的100余名便衣包围。梅生贵奉命阻击，掩护习仲勋等人转移。他率领赤卫军用大刀、长矛和土枪土炮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习仲勋带领的机关工作人员得以转移到白沙川。

    不料在白沙川又遭敌人三面包围，形势更加险恶。在这极端严峻的时刻，梅生贵沉着指挥。经过激烈的战斗，赤卫军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梅生贵一人。他藏身山头有利位置，继续阻击敌人，弹尽粮绝之际，仍不撤退，为政府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顺利脱险争取了宝贵时间。最后不幸右腿中弹倒地。气势汹汹的敌人冲了上来，当看到阻击他们的人仅仅只是一名弹尽粮绝，浑身是伤的土八路时，他们恼羞成怒，对他严刑拷打，企图问出政府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去向，但梅生贵宁死不屈。

    梅生贵被折磨致死后，敌人仍不愿意放过他，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荔园堡城门上，并悬挂告示：敢于劫头者，诛其全家。而尸身，则被扔到了茫茫的子午岭深处。年仅33岁。

    1947年，华池县白马区政府为其颁发了烈士牌，1984年，国家民政部正式为梅生贵颁发了烈士证。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梅生贵被评为“感动甘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