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袁鹰（左）在书房交谈

    2023年9月1日早上7点43分，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家袁鹰先生在秋日里走了，享年99岁。是日，秋风秋雨中落叶飘零。这是适合怀师追往的情境。

    袁鹰，本名田钟洛。在人民日报社大院里的老报人都亲切地称他“老田”。他与出生在江苏淮安的周恩来总理是同乡。袁鹰先生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历任上海《世界晨报》记者、编辑、编辑室主任，上海《联合晚报》副刊主编，上海《解放日报》记者、编辑、总编室秘书、文教组组长。1952年调《人民日报》任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主任，兼任《人民文学》编委，《散文世界》主编。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风帆》《海滨故人》《昨夜星辰昨夜风》《袁鹰自述》《灯下白头人》《抚简怀人》《袁鹰散文六十篇》，随笔集《一方净土》，传记文学《长夜行人——于伶传》，报告文学《玉碎》，回忆文集《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儿童散文集《春雨》和儿童诗集《袁鹰儿童诗选》等四十多部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读物、少年儿童文学、中国新时期优秀散文、杂文、纪实文学等多项重要奖项。

    散文《井冈翠竹》《小站》《渡口》《白杨》等先后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其中，《井冈翠竹》已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井冈山五百里林海里，最使人难忘的是毛竹。”“当年用自己的血汗保卫过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战士们，谁不记得井冈山上的翠竹呢？”“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正是用井冈山毛竹做的扁担，挑着这一副关系全中国人民命运的重担，从井冈山出发，走过漫漫长途，一直挑到北京。”

    我知道，包括我在内，应该有很多人背诵过他的这篇名作。

    袁鹰先生虽然高寿，当我获悉他离世的消息，心里仍然十分哀伤，凄然良久。找出他在2017年秋送我刚出版不久的散文集《生正逢辰》一书，却不能读下去一个字。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谢华同志惠正。袁鹰敬赠”。其实，我是一直读着袁鹰的文学作品长大的读者。

    回忆过往，十分幸运的是，我曾在1990年和2017年，中间横跨27年与袁鹰先生有过两次面对面。

    初识袁鹰受益多

    与袁鹰先生交往的第一个画面是1990年春天。那时候，我作为鲁迅文学院第六届进修班年龄最小的学员，那时学院常规的教学安排是上午进修班上课，下午研究生班上课。所以，在没有进修班课程的时候，我就经常离开校园，去拜访在京的各报刊社一些文学编辑，从而与他们建立联系，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去拜访袁鹰那天，提前给他打了电话。人民日报文艺部当时是在10号楼的二层。老楼较旧，长长的走廊里几乎每个编辑室的门口都堆放着纸箱、旧报刊还有书稿文件等，从这一间到另一间办公室，有时候还需要侧身而行。当敲门走进副刊组的一间办公室时，里边有三位老师正在看稿，其中一位问我找谁，我说找袁鹰老师，他就起身带我到走廊，指了指走廊尽头倒数第二个门说：“没挂牌的就是袁鹰的办公室。”我谢过那位老师后，径直走到袁鹰办公室门口，轻敲了几下门，里面应声说请进。推门进屋，才知道袁鹰的办公室只有他一人。我自我介绍是鲁迅文学院的学员，有过电话预约。他马上起身，与我微笑着握手，说欢迎年轻人。握着他的手，我感觉很厚实、温暖。看上去他60多岁，神态安详，身材富态，温文尔雅。随后，他让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仔细了解我的情况。我那时候还不到20岁，在袁鹰先生的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名副其实初踏文坛的新作者。面对一位为人宽厚，性格温和，说话也幽默风趣且一点架子也没有的大作家，我感觉到了什么是羞怯和紧张。

    其时，那一次我去拜访袁鹰，主要目的是请他为我即将出版的诗集《蓝色的小伞》写几句话。当时他戴着花镜，很热情地接过我递给他的诗稿，看到了原稿纸首页粘贴着冰心题签的复印件，然后默默地看了我的几页诗稿，用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和我微笑着闲聊，亲切而随意，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亲切如挚友谈心。先是闲适、散淡地讲述了他与冰心交往的鲜为人知的故事，言者从容，听者动容焉。然后十分鲜明地表示他自己的看法，他鼓励我说：“无论如何，诗不能只写花花草草、山光水色。诗应该反映时代，成为时代的强音。”

    当时给我的震撼就是他不仅分析评论了我的诗，鼓励我，最重要的是指点了我未来创作的方向。他说：“要想在写作上不断长进，除了深入生活获取尽量多的素材之外，还必须熟读古今中外的名篇，能多多背诵下来最好。”交谈中，得知他对郁达夫的“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和高尔基的“写你最熟悉的生活”最为赞赏。

    一般情况下，请袁鹰写序或题词，因他为人厚道，很少拒绝。那一次，他虽然没有给我写序或题词，但给题了他的签名。

    当我离开时，走到长长的走廊一半了，忍不住回头一望，袁鹰先生还在他那间办公室的门口，目送着我，微笑着挥手，我心里不禁一动。

    实际上，在1987年，人民日报文艺部领导就开始大换班了，袁鹰已经超期“服役”两年。退休后的袁鹰，并没有彻底回家休息，因为家就在报社院里，他仍旧是每天上午到报社来坐坐，报社领导没有让他将自己的办公室腾空，始终给他保留这一块小阵地。新进文艺部的人，也经常向他请教如何能够把报纸副刊办好。

    回到鲁迅文学院以后的一段时间，我给袁鹰先生投寄了两次诗稿，其中有一首是写北京亚运会的抒情长诗《来，听一首亚洲雄风》。原作大概有130多行，他收到作品后，特意写信指出这首诗的毛病在哪儿，他说你重写一遍，相信一定能提高很多。我照办了，果然在1990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神州”副刊上发表了。因当时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不了那么长的诗歌作品，袁鹰就转给了“海外版”发出。后来，我在“大地”副刊也发表了诗歌作品。就这样，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荣幸地成了《人民日报》（含海外版）副刊的一个作者。

    自从《来，听一首亚洲雄风》发表以后，他始终善待我这个初学写作的“小朋友”。那时，做梦也不敢想，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生活经历的普通作者，将一些稚嫩的文字写在粗糙的稿纸上，不厌其烦地投寄给他，能够得到他的关注，更没想到首次在《人民日报》发表作品能够有那么多的诗行。那首长诗发表以后，他在一次来信中告诫我：“要多读书，多体验生活，不要急着写。要多看多想，然后慢慢写。”

    此后的学习、创作、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袁鹰先生的鞭策。他的宅心仁厚，待人之好，助人之热诚，犹如温暖的灯光，在灰暗中照亮了我眼前的路。

    在他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那些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艺勃兴的年代，那时的报刊不多，人民日报的文艺评论版和大地副刊是评论家和作家的重要园地，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在这里刊登，文艺新人的处女作在这里发表。袁鹰先生为人真诚，待人和善，发掘优秀作品，奖掖青年才俊，那时几乎整个中国文艺界都是他的朋友，如今六十岁以上的著名作家至少有一半是袁鹰先生和人民日报文艺版的作者。

    明月清风怀朴老

    2017年10月，我再一次拜访时年93岁的袁鹰先生，他还记得当年我这个“小作者”。这一次我们见面，谈过往，聊副刊、文学和收藏，也谈家庭儿女。那次拜访，我是受中国佛教协会的嘱托，主编《赵朴初全集》，去他那里征集一些有关他与赵朴初交往的文献资料。值得欣慰的是，90多岁的老人，他的记忆力还是那么好。接受采访过程中，依旧侃侃而谈。

    我问：您是什么时间认识朴老的？

    袁鹰先生说：那大约还是1951年，我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有一次为了一篇稿件去相距一箭之遥的上海市文管会主任夏衍同志办公室。他正同姚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商量接待一个外国友好代表团的事，他们两位念叨着一个个名字，似乎正在商量由谁出面接待为妥。夏公最后拍一下桌子：“我想来想去，还是请和尚出来的好。”姚溱立即拍手说：“我也这么想。我打个电话找他怎么样？”当时夏公摆摆手：“不用了，我刚才已经打了电话，请他来一趟。”我不禁纳闷，接待外宾何以要请和尚出面？莫非来的客人是宗教界人士？我同他们两位虽然比较熟，但是领导人的工作也不便多问。此时只见办公室房门被推开，进来一位中年人，满脸红光，微露笑容，身上穿的干部服整洁熨贴，很像那时民主人士的装束。夏公一见就笑起来：“说曹操，曹操就到。”说着，向我介绍一下：“赵朴初，红色和尚。”

    这是我第一次在夏公的办公室里见到朴老，但是熟识起来还是近三十年间的事。有一次，我在朴老寓所闲谈这件事时，朴老还有点惊讶，眯起眼微笑对我说：“是吗？我真的不记得了。”

    我问：朴老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袁鹰先生说：他是我们景仰服膺的一位博学多才而又谦逊平和的文化前辈，一位古典文学造诣精深的诗人、词曲家和书法家，对我们报纸副刊编辑来说，又是一位极受大家感佩的热心作者和支持者。他常常主动寄来诗词新作，为报纸副刊增添光彩。有时候副刊不免要刊登一些应时稿件，大多是出题作文，限时交卷，对作者确实不够尊重。但是朴老都笑嘻嘻地满口答应，一挥而就，很少推辞。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手法多样，技巧娴熟，风格清新。诗从古风乐府到五七言律诗绝句，词曲从长调、套曲、散曲到小令，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这正是最使编者和读者心怡的。

    我问：朴老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造诣，但广大人民群众熟知他，应该是《人民日报》您编发的《某公三哭》曲牌之后吧？

    袁鹰先生说：1965年初，我忽然收到他寄来一组套曲《某公三哭》，大伙刚刚诵读完，全办公室同志都不禁同声击掌叫好，大快人心。三段三个曲牌：《哭西尼》是《秃厮儿带过哭相思》，《哭东尼》是《哭皇天带过鸟夜啼》，《哭自己》是《哭途穷》，都用得涉笔成趣，让人会心一笑。《某公三哭》在《人民日报》副刊刊登后，顿时传诵一时，脍炙人口，友朋相见，都谈《三哭》。那最后几句：“俺这里尚存一息，／心有灵犀。／同志们啊！／还望努力加餐，加餐努力。／指挥棒儿全靠你、你、你／耍到底，／没有我的我的主义。”读到此处，几乎人人拍案叫绝。

    我问：朴老与您差不多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先后调入北京的，你们在夏公办公室相识后，在京期间见面的多吗？

    袁鹰先生说：不多的。记忆最深的是1972年暮春的一天，老诗人林林约我一起去看望从大风暴兴起后已睽别几年的朴老。那几年林老和我都住在北京安定门内一条名叫净土寺的巷里，他从“五七”干校回来治病，我也被宣布“解放”不久，做点处理读者来稿工作。特殊历史时期，朴老的处境比我们稍稍好些。他是宗教界名流，民主党派高层人士，受到周恩来总理细心呵护。他的寓所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东绒线胡同内一个小巷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倒也十分安宁清净。劫后重逢，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把晤之际，有喜有忧。

    我们问朴老近来可写点诗词，他苦笑说现在也只能写点小东西消遣消遣了。那时的政治气氛发生一些变化，人们闷郁了好几年的心情稍稍有点好转。朴老接连写了不少诗词，有的是写文化界人士交往的，有的是借古讽今的，如《读李贺诗》《读〈韩非子〉》《读骆宾王集》《读史杂诗》，也有直抒胸臆，讽喻时局的，如《反听曲》。不过这些诗歌词曲当时都不能公开同读者见面，只能藏之名山，在友好间私下传阅。

    我问：虽然你们见面不多，但书信往来肯定是多的吧？《赵朴初全集》里面不能缺少你们之间尺牍情深，恳请您支持一些朴老给您写的手札好吗？

    袁鹰先生说：好的。1972年1月，陈毅同志逝世，他写了《陈毅同志挽诗》，表达了对陈老总这位老领导、老市长、老朋友的深情厚谊。我从林林同志处见到传抄件，诵读再三，衷心如沸，即去信致意。朴老遂又写成一幅小立轴见赠，并附带一信问候。

    袁鹰同志：
    数年不见，顷得手书，欣阅良晤。我近年因患心脏病，经常在家休养。仍住旧址，惟巷名门牌改为“南小栓胡同一号”（东绒线胡同内）。陈毅同志逝世，国家少了一位第一流人才，主席、总理少了一位得力助手，可胜伤痛！拙作承奖饰过当，愧不敢当。遵属录请指教。并致
    敬礼。
    赵朴初
    七二年一月十六日

    袁鹰先生接着说：1974年夏天，我听林老说朴老近来多病，曾经住院治疗，就寄去一信问候。8月中旬，接到朴老复信：

    袁鹰同志：
    近自医院归，始获奉手示，承赐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极所欣感。出院后殊忙乱，环境一变，骤不能适应，因而发病又较频繁。屡思奉访，辄未能如愿，先此复谢。附呈近作小诗一首聊博一粲（阅二十五号文件后作），并请指正。林林同志已返京否？晤时请代致候。得闲当图与两兄一晤。此致
    敬礼
    赵朴初
    八月十七日

    袁鹰又对我说：朴老逝世的当天晚上，他曾对着电视荧屏上熟悉的面容，泪眼模糊，一时哽咽，并说道：“从今何处觅仙踪？明月共清风。”

    沪上党报酣畅谈

    在那次与袁鹰晤面时，我与他交流了我收藏了很多的老报刊这一爱好，其中就有袁鹰编辑的《解放日报》。他对我说：“这个爱好很特别，但收藏一定规模了，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也需要贵在坚持。”

    袁鹰回忆说：“《解放日报》是在原《申报》的社址上，利用《申报》的印刷设备创刊的。老《申报》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创刊的，至上海解放前停刊，有70多年的历史。而《解放日报》自1949年5月28日创刊至今也快70年了，该报见证了上海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

    1949年5月25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占上海市区，狼狈溃逃的国民党军队残部还盘踞在苏州河北一些高层建筑里顽抗，机枪声时疏时密，零落不断。我接到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夏其言同志电召，从曹家渡华模中学匆匆赶到汉口路309号《申报》社报到，与早已抵达这里的上海地下党文委姚溱、陈虞孙、冯宾符等同志共同编辑解放军进上海的第一份报纸——《上海人民》报。

    第二天下午，就在原《申报》老板的办公室，身着军服的恽逸群同志带领随军进入上海的一部分同志与我们会面。他们有的原是熟识的，胜利重逢更加欢快。只见恽逸群同志一面从皮包里拿出一只木托锌板报头，一面说，“中央决定将两个党报的名字，《解放日报》给上海，《新华日报》给南京。两个报头都是毛主席亲笔题的。《解放日报》这个报头是范长江同志从北京带来的。”有人问：“中央的党报以后叫什么呢？’恽答，‘中央党报由现在华北的《人民日报》担当。”1952年底，我调北京《人民日报》后，依然保持着每天阅读《解放日报》的习惯。

    如今，袁鹰等人编辑的《上海人民》报、《解放日报》均在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3号馆显著位置上展陈着。

    未了斋中未了情

    在交谈中得知，2013年春，袁鹰先生在家不慎摔了一跤，导致股骨颈骨折，因延误手术而卧床。没法出门，同事们朋友们也常去看他。好在有保姆赵成贵夫妇照顾左右，老人家的精神还好。

    2019年底，一直心念着安排时间再去拜访很久没见的袁鹰先生。于是，联系上了照顾袁鹰的赵成贵，得知袁鹰先生体弱病重住进了协和医院。接着，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医院不允许任何人去探望。

    2023年2月，北京疫情逐渐变的好转。遂立即安排时间进京，但刚到北京，就获悉到他前两天病情加重，据说他已经插了许多管子，医院再次不允许任何人探望。我在北京等了几天，一直无法进入医院看望。所以只能先回家。但心情特别沉重。此后，只能一直祈祷他能好起来……

    是年8月末，我决定再去北京能够探望他，一切准备就绪。临行前，我与《人民日报》文艺部现任副刊主编张健微信交流时提到要去探望袁鹰的行程。他回复我说：“你去探望袁鹰先生跟他家人事先联系了吗？因为他年纪大了，现在住院，我怕打搅他休息。他现在这个年纪我们也不敢贸然去打搅。我可先通过部门办公室问一问，看他愿不愿意接受您们的探访，好不好？我明天给您答复，看怎么联系他现在的家人。”

    第二天上午，张健兄回复我说：“老干部局刚跟田老女儿老师电话联系，称：现田老状态不好，过敏症状救治中，不方便探视，家人去看现也很谨慎。感谢单位、组织的关心，谢谢领导和同志们！”

    三天后的9月1日，令我尊敬的袁鹰先生带着百年的人生岁月，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拿着手机，呆呆地愣了好久，心里的悲痛，无法用言语表达。

    “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我猜想他走得一定很平静、很安详。

    在我心里，袁鹰的名字，就是“大地”的化身。通过多年和袁鹰先生的交往，让我真正懂得了文人之间的真诚、平等和互相关心应该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