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抗日军政大学在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一所培养人民军队骨干的新型军事院校。毛泽东同志亲自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林彪任校长。1939 年，抗大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离开延安，挺进华北敌后办学，从战争学习战争，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把敌人后方变为抗日前线，创造了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主战场，迫使日军在华兵力百分之75（不含关东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投入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旗帜和中流砥柱。随着党的中心工作转移，抗大奉命迁移到华北敌后办学，并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创办了 14 所分校。抗大深入敌后办学，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毛泽东军事教育思想的伟大创举。从此，抗大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我爷爷杨墨林是抗大六分校指导员。烈士证记载，华北烈士陵园英名录记载，元氏县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中华英烈网都是相一致的。

    杨墨林简介

    杨墨林，男，1906 年出生，河北元氏县人，1938 年入党，1942年牺牲在山西和顺县，生前曾任抗大六分校指导员。

    注：抗大六分校于 1940 年由总校派出 9 个学员队与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在河北涉县固新镇汇合组建，后到山西武乡县办学。

    据当时抗大第六分校政治委员黄欧东、参谋长姚继鸣 1942 年 3月 20 日《抗大六分校反“扫荡”战斗总结》记载：1942 年 2 月 12日至 3 月 8 日抗大六分校共参加战斗 9 次。其中第二营进行了河凹反袭击战斗，福井村袭击战斗和南羊圈伏击战，第三营进行了马鞍山，龙舌山和普子岭遭遇战斗。第四营参加了夏店，西河底和鲍家峪袭击战斗，全校把握战战术原则，不久住一地，经常转移，并加强封锁消息，协同地方政权适时清查户口，防止敌探混入刺探军情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如第三营在反扫荡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中，除在青家岩，东邢庄各驻训 3 天外，每天都要转移驻地，而且每次行军时学员要背 30 多斤的粮食，日行程都是五，六十里路，十分劳累。在这次反扫荡斗争期间，六分校教职学员歼敌近百人，有 40 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14 年 11 月 11 日山西和顺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单独给烈士立了碑

2014 年元氏县烈士陵园英烈墙上刻上了烈士姓名

2019 年 9 月 30 日，光荣的参加了山西和顺烈士公祭日活动，接受了和顺电视台采访。

左五和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王勇，左四杨墨林孙女杨俊玲，左一和顺墓区管理者白某。

    2020 年 10 月 4 日，我到邢台抗大陈列馆寻根，缅怀，抗大陈列馆讲解员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抗日军政史，赠给我们抗大建校 82 周年纪念章，和我们和影留念。終于解开了我们杨家三代人的谜，抗日烈士有铁骨，难道没柔情吗？答案：抗日烈士既有铁骨，当然更有柔情。由于当时抗大六分校处于特朱历史环境，没走一地，必须把资料烧毁，可想他们的流血牺牲是为了赶走日本鬼子，使中国得解放，让中国下一代青少年过上幸福的生活。我是爷爷烈士证的保存者，我认识到爷爷没给我们留下物质财富，而给我们留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抗大精神。听了这段悲壮的历史，我的心情无比激动，热泪盈眶，我们一定要饮水思源。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不忘初心，不忘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不忘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开创新中国。牢记使命，继承先辈遗志，业余时间一定要好好学习抗日军政史，让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使下一代从小培养爱国之情，激发报国之志，在苦在难也得让孩子们完成学业，报效祖国。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很快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无数革命先辈安息吧。

    2021 年 6 月 30 日我到北京丰台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寻根，缅怀，纪念馆史料科主任合影留念

    2021 年 7 月 16 日我到革命圣地延安，踏着祖辈红色足迹寻根缅怀，筑梦，铸魂，捐赠给纪念馆烈士史料，纪念馆赠给我一套书，毛主席纪念章，合影留念，我瞻仰了纪念馆里中共中央在延安 13 年的历史。

    我捐赠延安杨家岭旧址史料，她赠我书一本，合影留念，瞻仰了毛主席住的窑洞

    因为我小时候，奶奶张翠竹经常对我讲抗日战争的故事，爱国主义深埋心中，所以想瞻仰毛主席住的窑洞。

    我捐赠延安凤凰山下抗大学校旧址史资料，他赠我抗大分校研究书一本，合影留念。

    延大纪念馆负责任说，这是一份非常难得的史料，当时由于历史原因，抗大六分校留下来史料很少，抗大六分校是游击战，认字都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道路上，桌子都在膝盖上。我给延大负责人讲我回忆的我小时候奶奶张翠竹给我讲的故事，他看过了史料，说，根据史料，杨墨林烈士是 1938 年做为知识青年到延大，是第四期学员，4 月 9 日开学，12 月毕业，毕业后到敌后抗大六分校任指导员，1942 年在反扫荡斗争中牺牲。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

    抗大第六分校正式成立于 1940 年 11 月，1943 年冬结束，在太行山区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数千名干部，为坚持太行山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第六分校的组建

    1940 年 6 月 3 日，抗大总校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扩大抗大培训干部的指示，派出抗大第一团第三营和第四团第一、二营共 9个队 1000 余人，由第四团团长洪学智、政治委员穰明德率领，前往河北省涉县五堡，与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合并，筹建第六分校。由于 6 月下旬第一二九师进行武（安）沙（河）战役，随后又参加百团大战，致使抗大第六分校的筹建工作被迫暂停，抗大总校派出的9 个学员队与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都先后转入反“扫荡”战斗。其间，抗大第三团的教职员于 8 月 30 日从冀中到达山西黎城抗大总校驻地，随总校进行反“扫荡”战斗行动。

    1940 年 11 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抗大总校从山西省黎城县西井镇、霞庄一代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一带，随后，中央军委命令抗大第三团团长刘忠留在晋冀豫军区筹建抗大第六分校。11 月上旬，刘忠离开总校到达驻灰窑村的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11月 30 日，抗大总校派出的 9 个学员队与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在河北涉县固新镇会合，合并组建抗大第六分校，负责培养第一二九师和晋冀豫军区的初.中级干部。刘忠任校长，黄欧东任政治委员，姚继鸣任参谋长，铁坚任政治部主任，胥光义任政治部副主任。

    第六分校组建后，奉命到山西武乡县一带选择校址。12 月中旬，第六分校进驻武乡县东沟村。1941 年 1 月，日军对太行山进行春季“扫荡”，第六分校转移到山西省黎城县东.西黄须一带。春季反“扫荡”结束后，第六分校于 2 月 15 日由黎城县转移到武乡县蟠龙镇及其附近地区。

    3 月 18 日，第六分校在蟠龙镇义安村召开成立大会暨开学典礼。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及抗大总校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吴格成出席了大会，刘伯承作了关于敌后干部训练问题的讲话。分校设训练部、政治部、供给处、卫生处。学员是从第一二九师选调的基层干部和从晋冀豫边区选调的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另有从抗大总校转来的部分学员，共计 2700 多人，编成 4 个营：第一营训练连级军事干部；第二营训练排级干部；第三营训练营连政治干部；第四营是特种大队，训练炮兵、工兵和供给管理干部。后来成立了第五营，负责训练民兵干部。每个营辖 5 个连。另外，还有校直属干训队、青年队、地方干部队。第一、三营的干部学员，百分之80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军的，这些学员战斗经验丰富，但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

    课程设置为：军事干部营，军事课比例占 百分之60，政治课占 百分之30；政治干部营，军事课比例占 百分之30，政治课 百分之60。由于学员大多来自前线部队，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低，所以一律安排 百分之10的课时学习文化。

    军事课程有战术课和技术课。战术课为步兵战术和游击战术；技术课主要是三大技术———刺杀、射击和投弹，还有土工作业和防空等内容。此外，还学习部队的管理教育、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教材主要是翻印抗大总校的军事课教材，射击教材使用的是第一二九师参谋田牧翻译的日军射击教材。军事教员中有部队的技术专家，当时全军著名的炮兵射击专家赵章成担任炮兵教员，刺杀教员高孚是第一二九师的刺杀尖子。由这些专家担任教员，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政治课有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工作、党的建设、政治常识等内容。由于这一期学员中有来自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一批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但受阎锡山旧军队影响较深，因而政治教育任务很重。政治教员讲哲学课时，专门批判了阎锡山的“唯中哲学”，指出他鼓动的“抗日准备联日”“联蒋准备反蒋“联共准备反共的实质是要当汉奸，帮助学员进一步认清了阎锡山的反动本质。

    杨俊玲:

    第六分校是由两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虽然两个学校的任务与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工作作风、组织形式及工作制度都有差异，人员文化程度、工作能力也不尽一致。为此，学校狠抓了组织建设，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组织，成立了校临时党务委员会和 5 个党总支委员会，建立了组织工作制度和会议汇报制度。对全校 1406 名党员进行考察，对排以上干部学员进行鉴定，从而巩固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政治素质。按师工作会议决议开展了存档工作，初步建立了档案制度，并收集整理干部档案。在发展新党员的同时，注意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给予党纪处分。与此同时，还经常组织排以上干部参加时事报告会，并进行小测验。校宣传队在驻地附近公演 10 多场，观众达 1-5 万多人，散发宣传品 5 万多份，各营，连多次登门听取群众意见，密切了军民关系。1941 年 12 月，学校提出“继续巩固我们的团结”口号，既克服了一团和气的倾向，又注意纠正不团结现象，切实做到互助、互让、互谅，加强了军政干部、新老干部的团结，保证了分校的顺利发展。

    1941 年 4 月 18 日至 19 日，第六分校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132 名。黄欧东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胥光义作了组织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学校成立以来党政工作的经验教训，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研究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中共抗大六分校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指出：目前学校党的任务就是加强学校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保证学校教育方针之实施，完成教育计划，为军队培养大批坚强军政干部；要求全体党员加强党性锻炼，深入马列主义教育，加强党的生活与支部工作，教育干部学员成为模范干部，建立正规的党日制度。会议决定，“七一”前在全校开展创造模范支部、模范干部、模范青年的活动，造成学习、工作的热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20 周年暨抗战 4 周年。会议选举产生了由黄欧东、刘忠、胥光义、朱玉学、张照全、吴恒夫、曾宪池、张进朝、曾德胜等 19 人为委员的中共抗大第六分校党务委员会，黄欧东为书记。

    1941 年秋，第六分校参加了第一二九师召开的运动大会。由于进行了严格刻苦的训练和充分的准备，在 10 多个参赛单位中，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通过参加比赛，学习了兄弟部队的好经验，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推动了学习、训练的深入开展。

    （二）在反“扫荡”中经受锻炼

    1942 年 2 月，日军纠集了 1.2 万余兵力对太行、太岳进行春季“扫荡”。日军对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今左权县）进行“铁环合击”，奔袭扑空后，遂在和顺、辽县、武乡等地进行“辗转抉剔”，实行“三光政策”，”不仅到处烧杀破坏，掠走大批粮食和牲畜，而且惨无人道地释放糜烂性毒剂，残害根据地军民。针为日伪军的“扫荡”，第一二九师制定出军民协力，加强县、区指挥部及游击集团，坚持腹地游击，打击“扫荡”之敌的作战方针。向敌临时补给线实施宽正面破击，断敌运输补给；另一主力一部组成若干轻便支队，深入敌战区，乘虚袭击敌人交通线和城镇据点，迫使“扫荡”之敌撤退。”

    第六分校奉第一二九师命令，以第四营（即特科营）为基础，增配步枪数百支，组成了一个加强营。该营在营长谢光梓、政委邢亦民带领下，分散活动于武乡、襄垣、榆社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他们以精干的小分队，携带机枪、迫击炮，对敌人据点进行夜袭，牵制迷惑敌人，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所谓“总进攻”。由于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保存干部，所以在反“扫荡”中虽然也要以作战为主，但主要是采取回避、突围的办法，以便脱离封锁包围圈跳到外线，到大山区、青纱帐里或游击区分散活动。据当时抗大第六分校政治委员黄欧东、参谋长姚继鸣 1942 年 3 月 20 日《抗大六分校反“扫荡”战斗总结》记载：从 2 月 12 日至 3 月 8 日共参加战斗9 次，其中第二营进行了河凹反袭击战斗、福井村袭击战斗和南羊圈伏击战；第三营进行了马鞍山、龙舌山和普子岭遭遇战斗；第四营参加了夏店、西河底和鲍家峪袭击战斗。全校“把握游击战战术原则，不久住一地，经常转移，并加强封锁消息，协同地方政权适时清查户口，防止敌探混入刺探军情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如第三营在反“扫荡”的两个月时间里，除在青家岩、东邢庄各驻训 3天外，每天都要转移驻地，而且每次行军时学员要背 30 多斤的粮食，日行程都是五六十里，十分劳累。在这次反“扫荡”斗争期间，第六分校教职学员歼敌近百人，有 40 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于敌人的频繁“扫荡”，第六分校的生活异常困苦。为了解决粮食困难，经常组织人力跋涉二三百里的崎岖山路，到平顺、昔阳等游击区去背粮。出发时，每人要背上背包，带上三四天的口粮，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大家用裤管装粮食，用双肩来背负“粮袋”，年轻力壮的同志一次可背七八十斤，体弱的同志只能背四五十斤。往返一次，约需 10 天时间。背回来的大部分是黑豆和高粱，只有少量的小米留给重病号吃。同志们由于体力消耗大，又缺乏营养，患夜盲症的很多，夜行军十分困难。加之疟疾流行，不少连病号达一半以上。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治疗疟疾的奎宁丸很难买到。大家就千方百计找偏方治疗，有的用醋煮鸡蛋，或喝狗骨头汤。大家以革命精神去战胜疾病和困难，不少人实在挺不住时才休息一下，病情稍有好转又去背粮，有的同志为此牺牲在背粮路上。

    食盐也是大问题。学校驻地一带不产盐，外边的盐又运不进来。为了使大家吃上盐，要到 200 多里外的武安县去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