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这样说过。“刘老庄连”前身连连长潘黎明没想到，回到家乡金寨后，自己也干起了枝叶总关情的民政工作，而且差不多二十年，直到退休。

    由于工作出色，1957年，金寨县人民政府正式任命潘黎明为金寨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兼金寨县民政科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民政局局长），分管全县的民政工作。

潘黎明副县长

    一、在调查研究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1959年“大跃进”的全民炼钢、农业产量大放卫星和自然灾害共同作用下，共和国粮食紧张的矛盾终于爆发了。自1959年掀起的全国大办农村公共食堂运动，在金寨也越来越暴露了弊端，主管民政的潘黎明当仁不让、主动请缨要求下乡调查研究。

    选取的古碑公社作为调研点，潘黎明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古碑位于整个金寨县版图的中心位置，应该具有典型性；同时自己又是古碑人，对那里也很熟识，如果有人要弄虚作假糊弄自己，也是办不到的。田间地头拉个大爷、大娘拉上几句家常，也都是真实情况。

    在公社全体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上，潘黎明没有说那些寒暄的客气话，更多的是听大家怎么说，时不时拿笔记了下来。听起来食堂办得还不错，但潘黎明心里明白，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还是到人民群众家去看看吧。

    也不要人陪同，潘黎明将调研组分成两小组，分别撒到了小院生产队和汪畈生产队。公社干部要带路，他拄着拐棍、一挥手：“不认得路，我们长着嘴，不会自己问啊！”

    可是走着走着，走到半路，潘黎明对大家说：“你们先去吧，我在后面歇歇脚，马上就来。”大家本想留下来一个人照顾他，毕竟他的腿在战争时期受了枪伤、如今拄着拐棍哩，但是想到他执拗的脾气，又有点发憷、不敢拉蛮，于是都往前赶路了。

    眼瞅着人都走完了，潘黎明脱下黄胶鞋磕了磕里面的泥巴、石子，重新穿上后，扶着旁边树根起了身，拄起拐棍，一转身就岔进了旁边的小路。

    腿脚不灵便，潘黎明丝毫没有放在心上，想想自己长征时，三过雪山草地，不也是靠两条腿走过来了吗？1950年转业回乡，自己单枪匹马、拄着拐棍，去寻流浪的母亲和弟弟，不也是翻山越岭吗？怎么现在倒要人照顾起来了？

    时值1961年元旦刚过，天寒地冻，光秃的旱地畏缩在山间林下，炫白的日头，怎么晒、身上也不暖和。远远地似乎有个东西趴在山坎上，在掏掘什么。

    多年戎马的潘黎明眼神相当锐利，摸过去一看，倒不是狗獾子之类的野物，而是个人，但是前半个身子已经探进洞里去了，只留两条腿还在外面蹭着地。不一会儿，一只手先从洞里出来了，攥得很紧，紧接着头也探了出来，结果迎面就看到了坐在田埂上笑吟吟的潘黎明。

    老乡有些发愣，然后下定决心、鼓足勇气似地把手往前一抻，手心上是一把橡栗夹杂着几颗玉米，当然还有些枯树叶和泥巴。潘黎明刚要开口，老乡却先说话了：“老哥，分一点给你吧!”,也许是担心潘黎明不要，赶紧补了一句：“洞里面应该还能鼓捣出来一点。”

    这一刻，潘黎明明白过来了，原来老乡在掏挖松鼠之类的动物过冬贮藏。“家里没有吃的了？”“我家六口人，十天只支回11斤稻子，15斤玉米。100斤稻子只能换65斤玉米。”看来食堂是有问题了，潘黎明记得刚才开会时，不是说100斤稻子折合75斤玉米吗？

    转眼，中午吃公社食堂的时候，潘黎明拿着搪瓷碗正随着大家一起排队打饭，这时竟然从门外传来了吵闹声。

    “你怎么少给了我1斤秤，都是头顶一个丁字？”“我家的也少了14两,怎么说？”……

    声音是越来越大，很多社员都端着碗跑出来、挤在四周围着圈看热闹，几个小孩在旁边跑来跑去、撒着欢儿。公社的领导脸上挂不住了，挤了进来，铁青着脸说：“散了，都散了，下午再来补，现在是吃饭时间。”潘黎明在心里默默地记了一下，都是老丁家的社员。

    说是吃午饭，吃的却是泛绿的稀糊糊，碗里也捞不出来几粒米，都是晒干的蕨菜、苦菜、马齿苋之类的，强咽一口下去，都有些反胃，顺着嘴角淌水。潘黎明拿起搪瓷碗里的黑褐色的菜饼，刚要咬，突然一挑眼，不远处，一个癞痢头的孩子正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呢，准确地说，正看着自己手里的菜饼。山里的孩子胆小，他是知道的，走过去，把这块饼递给了孩子，俯身下来准备问问孩子情况。不料，孩子一把攥起饼子，跑到了门外。

    这一刻，潘黎明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这是饿急了眼啊！看了看四周大家的碗，都是稀糊糊，都没有菜饼子。看来这黑不溜秋的菜饼子，还是给自己这位县领导的“优待”哩！

    知道农村缺粮，却不知道已经到这种地步了。饭，潘黎明是吃不下去了，那就把口粮供应本拿来看看吧，看看到底口粮是多少。回到公社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一拉抽屉，一大摞口粮本整整齐齐。顺手拿起几本，他翻着翻着，发现怎么都是小院生产队的。

    晚上调查组开会，大家汇报各自的调查情况，全古碑公社患有浮肿和消瘦的竟然有150多人，治疗或集中或分散在家；古碑公社特别是食堂存在克扣斤两、任意折算等情况；在大搞代食品活动中，也有的社员由于客观原因，只搞了一点，甚至根本没有搞。总之一句话，古碑缺粮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第二天上午，潘黎明带着调查组就直奔汪畈生产队洪贤成家核实情况，也找到了小院生产队付少轩、付少启和付启忠等相关人员，还去了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郭永祥家。昨天晚上汇总的情况万万不能掺水分，否则就会影响县里的决策，自己亲自核实一遍才放心。潘黎明心里一再给自己敲警钟。快吃午饭的时候，他又拄着拐棍去了趟公社医院，见到了医生张少必，掌握了患浮肿和消瘦病人的真实情况。

    中午喝过了稀糊糊，潘黎明交代了公社领导几句话，就赶紧往县城梅山赶路——农村严重缺粮，十万火急——得马上向县委汇报。

    回到县政府办公室，已是6日凌晨，潘黎明感觉自己的伤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另一条腿又肿了起来，酸疼难忍。调查组的其他人神情也很凝重，都洗了把凉水脸。大家就开始商议着起草调查报告。

    清早，调查报告就摆到了县委第一书记冯建华的办公桌上。1961年元月7日至16日，金寨县委立即召开五级干部会议，4000多人参会，全县开始全面纠正“五风”错误，积极恢复已遭受严重破坏的生产力。24日开始，县委开始对全县3786个食堂逐个检查，安排好人民生活。

    二、在调研中，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转眼到了6月下旬，县里安排潘黎明下乡去检查粮食生产。潘黎明选择了白大公社（现在的白塔畈镇），因为这里水田较多，如果能够大面积栽种水稻，到秋收后，全县的粮食问题将会得到极大缓解。

    白大公社和霍邱、六安相连，地势较为平坦，农业种植以水田为主，兼有一部分丘陵旱地。

    一路步行，也不是很热，倒是能够看到有人在田里插秧，让人心里踏实。陪同的公社领导，也没有过多的粉饰。潘黎明看过了插了秧的水田、正在插秧的水田，说：“带我去没有栽种的地看看吧！”

    公社领导也不推脱，因为他听说过，这位老革命副县长当年回乡寻母，可是走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哪个犄角旮栏，他都知道。

    随着一段上坡路，大家爬到了一处土丘，站在上面，摘下草帽一边扇风，一边顺着公社领导手指的东南望去，下面的水田一片葱茏，让人满生喜悦；接着大家转过身来，朝西北一看，山坡上是旱地，间夹着一些沟坎，沟坎处也有不少水田，都没有耕种，黄泥巴、浑水显得死气沉沉。“这是大圩大队的白寺生产队的。”公社领导介绍道。“那我们就在这开个‘诸葛亮’会吧！”潘黎明松掉拐棍，就地坐了下来。

    白寺生产队共12户、42人（男性22人、女性20人），劳力17个（男性正劳力9个、半劳力2个，女性正劳力5个、半劳力1个）。总耕地面积242.2亩，其中水田222亩、旱地20亩。平均下来，要每个劳力负担14.2亩。目前，仅栽秧110亩、种旱地10亩，还有112亩没种没栽。

当时相关调研材料

    大家尽量都把犁、耙、播、种等各种环节考虑了进去，最乐观估计，要到7月21日才能干完，如果再加上拔秧，估计要干到7月底。

    说到底，潘黎明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抱有怀疑态度的。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老师长黄克诚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就让潘黎明挑头做卷烟、到国统区做生意，然后换取急需物资的。

    还是要主动想办法，而不是光喊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粮食够吃么？”“还能怎样，一天2顿，还都是稀糊糊。”看来让生产队加快节奏、提高效率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县里能不能支援点救济粮啊？”公社书记逮着机会赶紧申请。潘黎明就管着民政科，脑海里一扒拉县里的家底，不禁苦笑着摇了摇头，解释道：“城镇也很难。现在全国都在压缩城镇吃商品粮人口，要动员城镇居民和职工家属到农村落户。这个月，县里刚刚成立了精简办公室，要精简3000多职工……”

    讲到这里，他不禁停了一下，是啊，这不就是劳动力吗？抽调精简的一部分身强力壮的职工来种这些地，不就解决了劳动力短缺吗？还有县直单位抽调了不少人在幸福冲开荒拓田，那里的土质根本比不上这里，也可以拉一些人到这里直接种田。晚上，潘黎明和公社、大队的几个领导，还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社员代表再商议了一下，都说这个主意好，而且还有几个生产队也可以按照这个主意来办。

    6月底，潘黎明就把情况汇报到了县委，7月初，白大公社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就得到了彻底解决。秋收时节，白大公社获得了粮食大丰收。

    此外，1964年，金寨县开展给灾区捐献粮食活动，潘黎明结合金寨县实际情况，总结出一套朗朗上口的“三不要”捐献标准：“不要硬性摊派，不要强迫命令，不要动员困难户捐献。”至今读来，还是感觉颇具智慧。

    三、既守得住初心，又受得了委屈

    从1962年4月开始，金寨县县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让人没想到的是，潘黎明被人举报了，罪名不少，相关人员还振振有词、言之凿凿。

    县委第一书记冯建华、县长顾凤成等县领导对潘黎明还是有深刻了解的，这么多年一个战壕的战友哪个不是知根知底，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趁着运动，在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回击那些嚼舌根的人，也便于以后县里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一条罪状是：在分管部门工作时，下乡很少，各科室去得也少，反正一天到晚搞吃的，搞小菜园。当听到这句话时，在会场的县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小组组长，县委副书记尚承恩，真想上去给这个揭发者拉下来。

    前几年是三年自然灾害，全国粮食困难，金寨县情况尤为严重，身为副县长的潘黎明兼民政科长，他不一天到晚去搞粮食生产，发展自留地、种小菜园搞代食品，难道要让老百姓饿死？今年情况刚好转，这些人就过河拆桥，反而指摘起这份功劳了。

    潘黎明喝了口水，想了一下说，自己承认有些官僚主义，下面单位去的少了些，以后保证改正。

    第二条罪名是：在平时工作中，有许多浪费。比如对潘明兴、史泽清、钟国顺这些人救济不当；接待老首长，招待有些过分。

    县委常委、“五反”工作组副组长王西夫和王勇正，这时相视一笑，心想老潘毕竟是老革命、果然能容得了事。潘明兴这些老同志，都是红军、新四军老干部，都是有优抚政策的，估计这是许多人不了解情况或者害“红眼病”满嘴胡沁罢了。

    潘黎明想了一下说，潘明兴、史泽清两位同志，德高望重，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就拿老钟来说吧，他是新四军老战士，他父亲和哥哥接连去世，原来想从他自己的干部福利费中解决。因为没有钱，县里研究从民政科经费救济了他40元。当然，还有组织部的罗中汉同志，他爱人害了一年多的病……

    “全县开烈军属代表会，超支多了些，这个我要负责任的。”基于20多年的革命军旅，潘黎明深刻理解军烈属们的奉献与牺牲，讲得十分动情，“我是这样想的，烈士们的生命都奉献了，烈属们开会吃好一点、给买一点东西，不应该么？军属们吃好一点、给买一点东西，他们自然会写信给部队的丈夫、儿子，解放军战士保家卫国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原还有些交头接耳的会场上慢慢地开始安静了下来，大家都逐渐地被感染了。“还有老首长他们回金寨，我想人家几十年才回家，回到家里连饭都没吃饱，他们心里不难过吗？所以有些超支，是我的责任。”

    尚承恩忍在主席台上摆了摆手，清了清嗓子，接过了话茬，说：“潘黎明同志的发言大家都听到了么？”又敲了敲桌子，“大家还有什么要问清楚的？”

    会场上大家沉默了，尚承恩刚准备让潘黎明下来，一位女同志“腾”地站了起来说，潘黎明家的猪养大了贵卖给食品公司，然后从食品公司买便宜的小猪，猪吃的都是好糠。

    食品公司的张经理在下面坐不住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他经手的，他明白其中内情，坐直了上半身回头一望，心中恍然大悟，原来是她，这位女同志就是有名的“碎嘴子”，隔三差五就爱到食品公司、供销社、粮站去占点小便宜。

    “是的，我家喂过猪。”潘黎明停顿了一下，“1961年，开烈军属会议，县里决定让食品公司供应100多斤猪肉。外面都知道我家有肥猪，这是我老婆和孩子们上山打猪草、下河摸螺丝喂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我家七、八口人生活，我弟在花石农村也有七、八口人，生活困难。这猪原本是准备过年的时候，杀了后腌制，以备春荒粮食不接。”

    张经理这个时候站起来插话了，开烈军属会议，县里想着要招待好点，要大肥肉才能烧出油水来。当时食品站没有肥猪，只有小猪，要杀三条才能够100斤肉。后来，潘副县长就让董庆云上街去问，能不能用小猪换猪肉，好不容易问到李春华家，结果他要两条小猪。

    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打潘副县长家肥猪的主意了。又担心潘县长回家交不了差，答应只买他家100斤肉，每斤0.73元。翻过年，潘县长来食品站买了一条小猪，每斤0.78元。这些食品公司都有账的。张经理一摊手，接着说，因为觉得他因公废私，就卖了点好糠给他，当然这个也是有账的。

    话说完，张经理就坐下了。会场一片寂静，良久。

金寨县委对潘黎明同志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