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 年 4 月，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重庆召开。时在天长县文化局基层任职、担任罗炳辉将军研究任务的宋霖，面对与会数百位代表，其中不乏资深的党史工作者，详细介绍他研究工作的状况，着重讲述他在 1979 年至 1980 年间独自一人背掮行囊，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路为主干线，连续 10 个月进行实地调查采访，获得许多珍贵史料的情况。他的刻苦、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博得与会人士的高度赞扬。

    从此他以“发现未知，检验已知；复原全相，揭示本质；忠于史实，秉笔直书”为自己治史的鹄的，怀着虔诚的心情走进史学厅堂。

    舍得下苦功夫搜集史料，以发现未知、检验已知

    我国史学界历来有详尽搜集相关史料而后书成信史的优良传统。史学泰斗司马迁就曾遍览“石室金匮之书”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而后才有巨著《史记》问世。宋霖对此深受启示。他在接受罗炳辉研究任务时，适值“文革”刚刚结束，这方面有价值史料甚少。宋霖在粗编罗炳辉的年谱时发现：这位曾任新四军副军长的高级将领，在他叱咤风云、令敌人闻风丧胆、充满传奇色彩的 30 多年辉煌战斗岁月中，竟有十几年资料基本空白。有的史料任意“演义”，以讹传讹，甚至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改铸”历史。这使宋霖痛下决心，一定要下笨功夫、苦功夫详细搜集史料，去发现未知，检验已知，于是才有了“小长征”之行。

    1979 年 10 月，宋霖在县文化局的支持下，走上了穿越十数省区的实地调查之路。每到一地，访问老干部、老红军、当地老居民，查阅档案、报刊资料，有时还到重要历史发生地作实地考察。白天奔走采访，晚上整理材料。走过了千山万水，度过了春夏秋冬，克服了经济上的窘困，强忍住身体的极度疲乏，终于获得了丰硕成果。携回重达 160 多斤的相关史料，其中包括逾千万字的手抄资料和访问记录、200 多帧照片，发现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史事，解开了许多历史疑团。

    宋霖在“小长征”中虽然十分辛苦，但豪情满怀。1980 年 6 月 1 日在云贵交界的公共汽车上吟诗一首：“黔滇两省一望中，千里流云万里风。榴火飞扬枇杷熟，岚光绰约山茶红。铁笔镇日逗秋雨，情思终夜起蛟龙。将军伟绩谁为记？炳辉城西后生宋。”

    罗炳辉将军的民族、出身、家世原本是清楚的。但自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上映后，“罗炳辉是彝族奴隶娃子出身”的误传就不胫而走。一些颇有影响的大报先后发表误导的报道，遂使这一误传成为众口铄金。宋霖对此认真作了考订。罗炳辉生前亲笔《自传》中写道：“祖父时代是富裕家庭”，曾一度贫困，但后来又“日渐升到富农”，载明家有土地、房屋和财产。显然这绝非奴隶家庭所能拥有的。再访罗的亲属，被访者无一不是汉族。宋霖又在别人的陪同下攀上险峻的阿都山，在罗氏祖茔的荒草中找到了立于清道光年间罗的高祖父罗凤鳌的墓碑，得知罗家原籍江西，1820 年罗凤鳌携家迁至云南，到罗炳辉是第五代。由是迷雾消散，误传澄清。

    在长征中，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抢渡湘江后，辖有以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为军团长的一、三、五、九 4 个军团。罗炳辉所率的第九军团一直走在后面掩护主力。行至乌江时，因情况突变，未能跟随主力一起渡江，而是主动单独北上行军3000里至四川礼州与主力会师。红九军团单独行军的路线，地图出版社和《辞海》曾先后刊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宋霖原以此为向导，但发现图上路线有些不符实际，遂选择重点进行核对，结果发现两图基本上都是不正确的。据宋霖核对，红九军团经过的地方有：贵州省的金沙、遵义、大方、毕节、纳雍、水城、盘县，云南省的富源、沾益、宣威、会泽，四川省的会东、宁南、普格、布拖、昭觉、西昌共 17个县境（以上县名均用现名）。而地图出版社出版的路线图丢了盘县、沾益等 7 个县境，《辞海》出版的路线图丢了毕节、会东等 9 个县境。为了辩明正误，宋霖绘制了一张三条线路对照图，可谓泾渭分明、正误立见。随着行军路线的订正，也纠正了多处战斗地点的误记。如著名的老木孔战斗，宋霖到达老木孔，当地老人说这里没有打过仗，打仗的地方是在其以东 20多里的菜子坳，那里还出土过锈蚀的手雷和步枪。他的研究得到红九军团健在的老同志的认同。

    经过深入的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宋霖着手撰写 6 万多字的《罗炳辉》，刊于《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第 37 卷的首篇。负责审定该传的编委、中国人民大学戴知贤教授在审稿记录中写道：“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力作。传奇人物，百战将军，为丛书增光，为党史增色”。丛书主编胡华教授和彭明教授多次说：“这是一篇范文”。

    对占有的史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力求复原全相、揭示本质

    由宋霖承担的李大钊家族史的科研任务，2001 年立项，2006 年出版项目的第一部书，他在这块史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了 5 年。

    这项科研的对象从一个传主扩大到一个群体，包括李大钊和他的妻子赵纫兰；他们的 5 个子女及配偶：长子李葆华和田映萱夫妇，长女李星华和贾芝夫妇，次女李炎华和侯辅廷夫妇，次子李光华和李永兰夫妇，幼子李欣华，以及第三代中的佼佼者；还有李氏家族在艰苦奋斗中涉及的现代当代多位历史人物。时间跨度近百年，涉及重要人物达百人，历经战争烽火遍地、政治风浪迭起的磨难，要把这样一部人们期望值很高的家族史准确而鲜明地呈现给读者，对宋霖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他认为完成这个研究项目的基础仍然是广泛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他运用发散性思维和方法，将可能与传主相关的人和事都考虑进来，编织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征集史料网络，然后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挖掘第一手资料。采访要天南地北一个一个去寻找，查阅报刊档案要青灯黄卷一页一页地翻阅，史料空白要一点一点地填补。因为有了大致的征集网络，征集时就能触类旁通，有目标地拓展线索。在艰苦征集史料的基础上，对采集到的史料认真地进行梳理和考订，融进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然后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编织成这部浩气凛然的《李大钊家族史研究》。

    这是一座革命伟人的巍巍丰碑。

    自 1915 年起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了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开启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潮，经过百转千回，最终形成震天卷地的巨澜，至今汹涌澎湃，奔腾向前。1927 年 4 月 28 日李大钊英勇就义。此前他在《牺牲》一文中写道：“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表现了他为革命视死如归的伟大胸怀。

    这是一部革命家族前仆后继的壮丽史诗。在近百年的艰苦历程中，李大钊 5 个子女及家族成员，怀着先烈的遗志，踏着先烈的足迹，艰难地奋勇前进。在烈士就义后政治经济巨大压力带来的灾难面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的残酷岁月，在“四人帮”横行、全家遭到深重劫难的时刻，他们都以李大钊烈士的亲属自励，为实现理想而坚忍不拔地奋斗不止。家族史记录着他们的兴衰荣辱、成败得失和曲折演进。犹如自然界奔流千里的江河，穿越山区平原，抵抗浊流侵蚀，经历沧桑岁月，仍不改其清沏洁净的本色。

    这又是一部时代的缩影。家族史透过家族成员不同的奋斗经历，折射出时代的剪影，听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从李葆华在三 一八惨案中血溅满身，险遭杀害，到开国大典时以北京市委负责人身份光荣地登上天安门城楼；从 11 岁的光华和 8 岁的欣华由寄托的香山慈幼院悄悄走到附近香山公墓依偎在父母的坟前，到新中国成立后光华担任唐山钢铁厂党委书记在接待周恩来时，总理动情地说“你的眼睛比你哥哥更像你父亲”；从解放前夕李葆华参与领导晋察冀武装斗争使傅作义如针芒在背，到新中国成立后两位水利部负责人在沿淮泥泞的小路上一起徒步实地调研；从李葆华“文革”中成为第一个在北京被挂牌游街的省委第一书记，到改革开放后出任央行行长所进行的气势如虹的金融改革……凡此种种都显示共和国虽然历经磨难，但由于包括李大钊家族在内的全体人民的不懈奋斗，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崛起矗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又是一部纠舛辨误的学术著述。有一影响甚广的专著说，在李大钊被捕后，张学良曾向其父张作霖进言，劝其不要杀害李大钊。宋霖举出多种资料，尤其是 1927 年 4 月连续多天刊于北京《晨报》的张学良反赤声明，证明此说不能成立。宋霖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立下不朽功勋，被称为“千古功臣”。但不应因此而粉饰其在 1936 年以前的历史。又如李大钊遇害后，全家遇到巨大困难，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周作人等对李家伸出援手，尤其是周作人援助的次数最多、力度最大、成效最显，但过去史著中他们都少见踪影。宋霖认为历史应该真实，不论后来蒋、周做过什么事情，当时他们确曾倾力帮助过李家，就应该如实记载。

    在对远古重要历史人物蚩尤的研究中，宋霖在力争复原全相、揭示本质方面同样取得了重要成果。1995 年他应一位国民党抗日将领、烈士的后裔之请，就蚩尤与阚氏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他查阅了合肥阚氏家谱，研读了《史记》、《淮南子》、《龙鱼河图》、《兵书》、《管子》、《世本》、《路史》、《太白阴经》、《皇览》、《拾遗记》、《说文解字注》等数十部古代典籍，走访了安徽肥东县阚氏家族聚居地阚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遨游于古籍的海洋，写成 3 万余字的《合肥阚氏与“中国战神”蚩尤》的论文，终于让蚩尤从误传的重重迷雾中走了出来。根据宋霖考证，蚩尤是一位骁勇善战、威望很高的部落领袖；他是铸铁技术和多种冷兵器的最早发明人；他被秦始皇册封为“兵主”（战神），命建祠祭祀。宋霖还从阚氏家谱中发现世人罕知的我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中称蚩尤为“中国第一革命家”的史料。从而有力地排除了强加给蚩尤的“残暴”、“作乱”等不实之词，还他以本来的历史面貌。

    他对蚩尤的专题论文先后刊于《江淮文史》、《华夏纵横》、《北京日报》和台湾《历史》月刊等报刊。

    严守实事求是，坚持秉笔直书，务求以信史传世

    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学界的优良传统。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提到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无数甘冒杀身之祸也要秉笔直书良史中的杰出典范。宋霖认为治史必须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阿不谀，不避不讳。他在撰写《朱理治传》时就严守这一原则，客观、公正地记述朱理治在陕北肃反中的态度和后果。

    1935 年 10 月，陕北奉由王明把持的党中央之命进行错误的肃反，由中央代表团书记兼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主持。几十年来，对陕北肃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党史治理中的一大难点。宋霖本着他一贯坚持的力求“穷尽”搜集占有相关史料的初衷，对陕北肃反的发动原因、酝酿、决定、开始、经过、停止、纠正和处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相关人物的言行与作用，以及 1942 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等几次大争论，都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厘清。然后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从肃反全过程看朱理治的基本态度。陕北肃反一共进行了 8 天。宋霖逐日排出事件发展的过程。起初保卫局负责人隐瞒了刑讯逼供的真相，向朱理治谎报未经动刑被捕者即供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是“右派反革命”，朱理治信疑参半；但他在了解到刘志丹从前线归来途中，已知自己遭诬，即将被捕之后，仍旧坦然回到后方接受党的审查时，感到“事情不对头了”；接着他亲自审讯先前虽受重刑但至死不供的张秀山后说“肯定是弄错了”；再逐一审问原先作了口供的人，结果全部翻供；于是朱理治果断决定停止肃反、捕人、审讯。在此 11 天后，即1935 年 10 月 19 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才到达陕北的吴起镇。第二、从各个苏区肃反状况看陕北肃反。中央苏区肃反持续 4 年，1930 年在黄陂进行的第一次肃反中，在有 4 万人的中央红军中即打出“AB 团”4400 名，错杀红军指战员 2000 余名。而陕北肃反时间最短，损失最小（后方未杀 1 人），并且是由领导人自己发现和主动纠正错误。第三、从朱理治对党的事业一贯表现来看他的功过是非。他原为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放弃了“留洋”以及日后富足美好的前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投身革命事业。他在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期间，始终以赤诚之心为党的事业奋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他主持陕北肃反的错误受到严厉的清算。他在诚恳承认、深刻检讨错误的同时，坚决否认不实的指控，维护了客观事实和自己的尊严。从此以后，他的大半生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守正不移，无怨无悔。正如中共中央批准的悼词中指出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由于宋霖在传记中翔实具体、客观公正地记述了陕北肃反的真相及朱理治和刘志丹、高岗等人真实态度，获得党史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淇教授致函宋霖：“你写的书稿很好，有可读性，有说服力，文质并茂。西北苏区两个山头，内部关系错综复杂，有些问题即使中央做了原则结论，仍然认识不一，多少年来扯不清，这真是历史沉重的一页。然而读了你的书稿，有‘举重若轻’的感觉。何以故？盖掌握了全部史实真相，理出了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正所谓‘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朱理治传》出来后可能把某些重大分歧摆平。”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出版单位）郭洛夫编审也致函说：“ 《陕北肃反》3 万多字正文，就加了 160 处注释”，“读了之后，使人不得不信服‘这是真的’”。刘志丹的女儿、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女婿、原《陕西日报》总编辑张光也当众说：“书稿写得很好，我们也从中了解了许多情况，宋霖同志是真正公正严谨的历史学家。”这正如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所说的：“直则万世之公道伸，平则天下之人心服。”

    在红九军团单独行军原因的问题上宋霖也依据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九军团在后面掩护红军主力渡过了乌江。在跟进途中，天下大雨，路滑难行，俟赶抵乌江时，迟到 6 个小时，守桥部队已将浮桥破坏离去。面对后有追兵、前横天险的严峻形势，军团领导果断决策单独向乌江北岸的西北方向前进。这原是九军团单独行军的真实原因，也就是当时红军中传说的“九军团掉大队了”。在单独行军中，由于罗炳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九军团在黔西、滇东北和川南的万山丛中忽隐忽现，时南时北，沿途布疑阵、出奇兵、打伏击、占重镇，缴获甚众。在礼州与红军主力会师时，不仅扩大红军 2000 余人，改善了部队装备，而且向中央上缴了 700 多匹骡马、几千块银元和几千两烟土。对这样一支胜利之师，就有人动脑筋编造其单独行军的缘由。于是史料中出现“中央军委（应为中革军委）电令：留九军团在乌江北岸牵制敌军，起特别游击支队作用。”

    宋霖考证了这段历史。在现存的中革军委 1935 年 3 月 27、28 日两份电报中，都是指令九军团紧跟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前进，3 月 29 日电讯中断。他查阅了九军团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的回忆录，去北京访问了供给部部长赵熔，他们均高度一致地表述：九军团到达乌江岸边，浮桥已断，处境危殆，军团领导研究决定单独行军。惟有原红九军团军团部参谋彭寿生的回忆录《在乌江北岸》所说不同。他写道：“3 月 31 日下午我们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罗军团长立即集合队伍说，中央军委指示我们在乌江北岸甩开敌人，活动于贵州、云南一带。第二天我们就向贵州北部进发。”

    宋霖觉得可疑，遂专程前往江西省赣州市访问了彭寿生。他的回答令宋霖惊愕不已。他说，“中革军委根本没有电令九军团留在乌江北岸单独行军。《在乌江北岸》那一段是他们编的。好像不这样编就不能证明中央英明似的。”原来这一段“历史”竟是这样改铸而成的。对此宋霖认为：治史，首先要有史德，秉笔直书是最重要的史德。历史毕竟不是可以任人妆扮的小姑娘，史实也不是一团可以捏扁，也可以搓圆的无锡惠山泥。

    勤奋努力，百倍其功，为史学研究做出奉献

    宋霖对下述名言深信不疑，努力践行：成功的因素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他认为要高质量地求得学术研究成果，必须投入比正常支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在他帮助张恺帆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有了更深的体会。张恺帆是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确定由史学工作者帮助撰写回忆录的安徽 3 位老同志之一。经省党史部门研究，征得张恺帆的同意，由宋霖担任这一任务，于 1987 年 2 月开始采访，至同年 12 月告一段落。

    这次采访撰写回忆录采取口述史料的方式进行。由回忆录当事人（受访人）口述，史学工作者（访谈人）记录整理，经口述者审阅定稿。按照口述史料的规则，在口述者定稿之后，记录者除个别文字技术问题外，对回忆录内容无权进行改动。但是在定稿之前，受访人和访谈人之间可以充分进行交流、互动和合作。访谈人（笔录者）有着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

    按照这个规则，宋霖在正式采访前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以张恺帆的履历表为线索，从档案、报刊、其他人回忆录中，广泛搜集同张恺帆经历相关的历史资料，“走近了”张恺帆的历史，为采访打下了“能够对话”的基础。此后在采访过程中，宋霖又不断查找相关资料，推动口述者唤起记忆，深化、细化所述历史。

    张恺帆是一位阅历丰富、学养深厚、记忆力强、思路清晰的老革命和文化人，他口述自己的经历，总是条理分明，能够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偶尔岔出，自己也能很快收回，没有出现跳、断、漏、乱的现象。但他毕竟是一位老人，平生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要他完整、详细、准确地回忆叙述漫长的革命历史，确有一定难度。这时宋霖的提醒和帮助，或提供历史背景资料，或告知同时期报刊档案记述的内容，或对口述者粗放叙述提出细化的要求，对张恺帆就很有帮助。经过口述者和记录者之间的交流、探讨、询问、核对、印证等良性互动，使采访活动不断深入，双方思想感情也更加融洽、和谐。

    在采访期间，宋霖不仅要发挥上述积极作用，而且要担负起记录、整理、誊抄的繁重工作。他回忆当时的工作流程是：每天下午 3 时至 6 时在张家采访，采访结束立即赶回家中，最迟 7 时开始进行快速追忆追记，整理成文，同时研读相关文献史料，将可用部分融入回忆录中，连续工作 12个小时左右，至次日清晨誊抄完毕，上午睡三四个小时，午饭后熟悉与下午采访相关的资料，3 时再投入新一轮采访。效率最高的一夜撰成文稿 1.5万字，直写得肘关节抽筋。在第 6 次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天，宋霖把有 4.5万字且字迹工整的文稿送呈张恺帆夫妇时，两位老人均深感意外而为之动容。

    采访结束后，张恺帆用两年时间对文稿进行逐字逐句的审阅、订正和亲笔修改，最后交给宋霖时说：“不要动了，就这样。”不久张恺帆就去世了。

    按照规则，对文稿已不能作任何修改，这使许多相关史料无法充实进去，为弥补这一缺陷，也便于读者了解相关的史事和人物，宋霖和助手刘思祥用了几年时间，作了 352 条注释，计 15 万字，与回忆录正文字数相当，成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