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4日是邓颖超妈妈诞辰120周年，虽然我只在年幼时见过她一面，但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像亲人一样扎根在我心里。这是因为我爸爸黄霖妈妈胡瑞英总是跟我提起周总理和邓妈妈。

    特别是我妈妈，早在1938年，她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过邓颖超，并受到她亲切地关怀。她对邓大姐非常崇敬和热爱。

    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妇女从苦难中觉醒，以英勇的姿态出现在抗战的各个工作部门，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这与当时一些妇女界领袖的提倡、宣传是分不开的。而邓颖超便是当时妇女领袖之一。

    1938年初，邓颖超在武汉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直接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妇女工作，为维护妇女统一战线、发动妇女参加抗战救亡、抢救保育难童、推动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等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成为国统区妇女抗日运动的一面旗帜。

    在邓颖超的积极活动下，聚集在武汉的妇女界领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逐渐消除了一些隔阂和隙怨，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共识。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我母亲加入了由何香凝倡导、胡兰畦为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走上了抗战前线。当时我母亲是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学生、共青团江苏临时团省委组织部长，根据临时团省委书记陈国栋的指示，我母亲所在的第十八军罗卓英部1938年春撤到南昌之后，她即和在南昌组建新四军的陈毅同志接上组织关系。陈毅批准了我母亲率领的10名共青团员和服务团里原有的一名共产党员任秀棠，组成了一个在罗卓英部队的地下党支部，并由我母亲担任党支部书记。

    1938年7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步步紧逼，要打通粤汉路。从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撤出来的各界抗日进步人士云集武汉，“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响彻云霄。此时罗卓英部整编为十九集团军，罗卓英任19集团军司令兼武汉卫戍总司令，服务团随罗卓英部队乘火车调防到武汉。

    服务团先驻在武昌蛇山脚下一所女子中学里。后来转移驻在汉口。敌机不断空袭，扰得人们日夜躲避空袭，惶惶不安。服务团就抓紧向民众展开抗日宣传。有一天，我母亲和组织委员任秀棠去汉口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到邓颖超大姐，与邓大姐接上了组织关系。因为事前陈毅同志曾指示，服务团不要和地方党组织横向联系，只和新四军、八路军办事处联系。邓大姐还介绍她们认识了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同志。当我母亲她们汇报完服务团工作后，马上就反映了服务团员们迫切要求去延安的心情。邓大姐和蔼亲切地说：你们都想去延安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共产党员干革命，目标要着眼全中国，不能都挤在延安。党中央要求共产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服务团的岗位就是前线，你们要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在友军中工作。我们听到各方面对服务团的反映很好，这就是你们的成绩，也是你们工作下去的有利条件。党要求你们要为实现抗战胜利而坚决奋斗。

    事后，邓大姐和钱瑛同志还特地到服务团住的旅馆看望了服务团员，向大家讲话，给予了服务团员很大的鼓励。临走时，邓大姐还提醒服务团党支部要注意国民党内部亲日派暗中与日本勾结，散布抗战必亡的反动论调，企图破坏抗战；要服务团加紧工作，鼓舞军民斗志，坚持抗战到底。

    服务团的党支部遵照邓大姐的指示，听党的话，为了抗战的胜利，坚持自己的岗位，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战斗。

    邓颖超在国统区开展妇女工作，十分重视同具有执政优势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建立统战关系。宋美龄听说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来武汉了，也亲自接见了服务团，夸赞服务团员是“上等的妇女”。

    此后，服务团在汉口大戏院，一连数日地宣传慰问抗日军民，并举行义演，把以抗战为内容的话剧、京剧、舞蹈、歌剧、大合唱、独唱，全部上演了，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许。戏剧界老前辈田汉同志，也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服务团还将义演的钱，全部捐给了抗日将士。

1938年战地服务团成立一周年进行公演

    1940年10月，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三周年后，根据当时的形势，遵照党的指示，服务团党支部率领党员和进步群众撤出了国民党部队到桂林。经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批准，一部分人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另有胡瑞英、任秀棠、陈凯、尹峰等4人经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为了分散目标，我母亲和《救亡日报》的冯烨同行，坐长途汽车经贵阳去重庆。终于在1940年12月底到达重庆。

    她们找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门口时，只见周围特务密布，用凶恶的目光扫视着她们，但她们手挽着手，非常沉着地走着，只装没有看见，但心里很紧张。正好这时有位战士臂上佩戴着“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的臂章，在门口井边打水。她们喜出望外，急步走过去打招呼。我母亲说“同志，我们是来找八路军办事处的，请你带我们进去。”这位战士先迟疑了一下，看了看她俩，然后迅速将她们带进办事处院内。这时我母亲和冯烨才松了一口气，同声说道：“我们可到了家啦”。

    我母亲曾回忆说：在红岩村，邓颖超大姐亲切地拉着我们的手，关怀地询问了我们一路上的情况。大姐还说：“你们的组织关系已转来了，但不见你们到来，我们很担心，很着急。现在形势很紧张，真怕你们在路上出事。”我母亲就向大姐汇报了一路上的经过和在罗卓英部队的工作情况。

    邓大姐立刻指示我母亲赶快搬进招待所住，一边读书读报、学习文件，一边等待机会再去延安。

1940年9月邓颖超同周恩来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留影

    有一天，大家在办事处小礼堂集中，听周恩来同志作重要的形势报告。周恩来同志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告诫大家，面对敌人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要做最坏的打算，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坚持与敌人作斗争。

    大家听报告后都感到很震惊，非常气愤和悲痛。大家非常怀念新四军遇难的同志，我母亲更是惦记和怀念那些去皖南的服务团战友。

    周恩来同志的报告，是紧急动员令，他告诉同志们，现在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反共反团结，要向人民开刀了。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大家更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周恩来同志还指出，《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封闭了，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要果断疏散一批同志。办事处人员也要分散，做好与敌人斗争的准备。

    恩来同志报告后不几天，邓大姐找我母亲和冯烨同志谈话，她说：“国民党已封锁了去延安的路，你俩不能去延安了，办事处也要撤退，人员要疏散到北碚去，你俩也分散到北碚去做地下工作”。我母亲一听急了，即对邓大姐说：“我和冯烨都是江浙人，不会说四川话，在四川又没有社会关系，言语不通，不好掩护；而且我是从国民党军队撤下来的，恐怕有尾巴，对地下工作不利，还是去延安为好。”大姐听了瑞英同志的话，觉得确实有困难。我母亲马上提出：“我与冯烨、陈凯（陈凯因去广东探亲，约好在重庆会合）三个人可以到朝鲜义勇队去联系一下，同他们一起去洛阳八路军办事处，”邓颖超说：“好嘛，你们先去找朝鲜义勇队金大队长联系。”

    朝鲜义勇队在江西活动时，与我母亲的服务团有过联系。他们在前线主要是用日语向日军喊话劝降。金大队长与我母亲相互认识。

    我母亲去重庆江北，在一个院子里找到了朝鲜义勇队的金世日大队长和他的夫人，商谈一起去洛阳的事。大队长和夫人都满口答应我们三人装扮成朝鲜人，和他们的队伍一起去洛阳。同时还约好了集合出发的时间和地点。

    我母亲将联系结果向邓大姐作了汇报，邓大组叮嘱我们：“你们装作朝鲜人一定要少说话，千万不能被国民党发现。一路上行军要小心，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她还告诉我母亲会把她们的组织关系直接转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去。

    出发时，邓大姐为了我母亲和冯烨的安全，特派周恩来同志的小汽车，把她们从办事处一直送到朝天门码头。下车后，我母亲和冯烨随即登上渡船开往江北，与陈凯一起在朝鲜义勇队总部会合。大家装扮停当，就开始去洛阳。

    我母亲跟随朝鲜义勇队的同志从重庆坐轮船到巴东下船后，就开始步行去洛阳。三位中国姑娘都改名换姓，取了朝鲜名字。当时朝鲜义勇队虽有国民党发的护照，但一般也不敢走大路，一路上跋山涉水全靠自己两只脚。平均每天要走六，七十里路。到洛阳后，又等待了一段时间，我母亲随另一支朝鲜义勇军队伍终于到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我母亲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好在等到了路过太行、去延安的山东干部大队，就一起随行，突破了封锁线和封锁沟，在1942年元旦后才到达延安，进中央党校五部学习。

    在延安整风的日子，我母亲的日子很不好过，因她在国民党军队的经历，被打成了“特务”。还好陈毅、邓颖超到延安来开会，才为我母亲做了证明，她在国民党部队是经组织批准的、是地下工作、统一战线的需要。

1945年，邓颖超在延安机场送毛泽东去重庆

    解放后，我母亲先后担任南昌市妇联主任、江西省妇联副主任，做妇女工作。正好邓颖超在全国妇联工作，是我母亲顶头上司，故她们一直有工作关系。我母亲去北京开会，总能见着邓大姐。1959年、1961年庐山会议，我母亲也能在山上见着邓大姐。
她们曾在庐山留下几张合影。

1959年7月在庐山合影。左起：张茜、康克清、不详、朱旦华、邓颖超、胡瑞英

1959年，邓颖超大姐与朱旦华、胡瑞英合影

    1965年，我母亲代表中国林业工会去印尼访问前夕，在北京集结，我父亲黄霖率江西省体育代表团参加第二届全运会到北京参赛，他俩有幸在京受到周总理和邓大姐的邀请，一起吃饭。我上中学时还看过这张请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