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谢子长》、《西北星火》、《南梁烽火》等五部图书及其手稿被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分别收藏,这是社会对我奋斗结果的认可,我十分荣幸!
今天,在这个捐赠收藏仪式上,我首先要感谢使《谢子长》一书能问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马文瑞、贺晋年、雷恩均、王世泰、吴岱峰、曲子贞等老前辈及冯又新老先生。
大革命时期同谢子长一块儿从事农民运动的原安定特支书记冯又新老先生70多岁高龄,在煤油灯下给我书写了数十万字的史料;1925年同谢子长同年入党的原西北军委作战科科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雷恩均同志领着我上陕北、下西安、去兰州,寻访老战友,调查采访;原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团长、甘肃省人大主任王世泰同志,80多岁高龄,拿着放大镜,花一年多时间看完全稿,又多次把我叫去,当面核对事实,反复推敲文字;薄老为我书题词:“风范长存”,马老、曲老为我书写序;贺老、吴老、尤老看了初稿,提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又审读了修改稿,真可谓字斟句酌!
子长夫人尤老、儿子谢绍明同志都为此书出版付出了心血,没有这些老前辈的支持和帮助,《谢子长》一书写不出来,写出来也难以问世!我这里感谢他们,不是客气话,而是发自内心的老实话,还有许许多多关心和帮助我写作的老朋友,如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女婿张光等同志都先后去世了!我也得感谢他们!老实说,我的这几部书问世都凝聚着这些老前辈的心血!
下面我再讲几点感受:
一、真实地再现谢子长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一生的努力和追求
我出生在庆阳革命老区,从小就听说过刘志丹和谢子长闹革命的故事。
从我懂事的时候,就听母亲说:“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土匪,他们才是土匪!共产党八路军是好人,你爹常给他们送货,他们说话和气,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们家的一个麦草垛,一夜之间就被马匪抢光了。那时刚生下你,没柴火做饭,几乎饿死。”
我从小就知道共产党好,毛主席亲,在解放初蓬勃向上的社会环境中茁壮成长。
我喜欢读书,也萌生了将来要写本好书的念头。鲜艳的五星红旗上没有我的鲜血,但我有责任和义务把革命先烈的业绩写出来。
二、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
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还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
毛主席一生为谢子长三次题词,并亲写碑文,称其为“谢青天”、“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享此殊荣,在我党历史上,仅他一人。
但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发传单,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小说《刘志丹》也对他任意褒贬。
我在帮助雷恩均副主席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了解到的真实谢子长,完全不是小说《刘志丹》写的那样!对此,我不能不发声,我不能让有人给谢子长先烈泼脏水、抹黑!我要把真实的谢子长写出来,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
三、用谢子长的革命精神写谢子长
《谢子长》一书写了8年,审读核对花了10年,1993年才正式出版。
谢子长常说,革命就不能怕失败,要有三起三落的精神。他先后两次被撤销总指挥职务,但他从不气馁,“败不丧志”!
我三次到陕北,多次到南梁、太白、三嘉原等子午岭山区调查采访;到太原、西安、兰州、北京查档找人,白天上班,晚上写稿,节假日、业余时间都被写书占去了。
1983年第一部初稿《谢子长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写出后,送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后,因《刘志丹》作者闻讯赶到出版社质问:“为什么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树碑立传?”而搁浅。直到1983年中央28号文件出来,薄老1989年题词以后,1993年8月甘肃人民出版社才出版。
我是顶着压力写这本书的,当时小说《刘志丹》刚平反,作者不可一世。
四、让西北革命的红色文化在新时代传承
以前写西北革命史是我的业余爱好,退休后成了我的专业。学习、调查、研究西北革命史是我的终生追求。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感到西北革命在中国革命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是不可替代的。
试想,长征途中被张国焘逼得连夜出走的毛主席带领的七千中央红军如果没有西北这块根据地,到哪去落脚呢?
难怪毛主席1960年10月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1935年9月9日,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说:“9月19日,我和林彪紧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从这张包锅盔的旧报纸上得到的消息,令聂荣臻元帅欣喜若狂:“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赶紧派骑兵通讯侦察员把这张给毛主席送去。(在这之前的前两天,毛主席已从派去找精神食粮的骑兵侦察连长梁兴初找回的旧报纸中,得到了陕北有刘志丹红军的消息。)
连夜出走走投无路的红军找到了落脚点怎能不是天大的喜讯?怎能不令人欣喜若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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