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大桂1893年出生在金寨县古碑镇七邻湾一个贫苦农家，一家人生活困苦，衣食不周。17岁时，她被嫁出家门。没过几年，丈夫因病去世，她又改嫁给燕子河金坪岭上一位刘姓木匠。夫妻两人互相体贴，苦日子过得还算融和。

    1929年冬，燕子河地区革命武装暴动成功，六区(当时燕子河属霍山县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翌年初，红三十三师在流波成立。贫苦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沉寂的山村沸腾起来了。这时，袁大桂虽然已经37岁了，但是她毅然走出家门，参加革命，成为拥军优属的积极分子，不久便担任了拥军慰劳队队长。她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替红军家属挑粪、播种、插秧、打场、栽菜。她还积极地向乡亲们宣传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以及革命成功后的远景。因此，群众都喜爱她、尊敬她。

    1930年4月初的一天傍晚，春雨蒙蒙，山区寒气彻骨。一队红军露宿在袁大桂家门前的草堆边、山坎下。他们穿着杂色破衣、瘦骨嶙嶙，但却有说有笑、有拉有唱、精神抖擞。袁大桂挤进人群和红军拉起家常。她看到很多红军还是十几岁的娃娃，有的脚板打起了一层层血泡，有的脚后跟裂开了一道道血口。袁大桂非常心痛，仿佛小战士的伤痛是在自己身上一样，于是她决心为战士们编草鞋，帮他们缓解痛苦。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慰劳队的姐妹们，大家都说一定要保护好红军的脚板，让他们走得稳、跑得快，多消灭敌人，多打胜仗。

    袁大桂不分白天黑夜，不管严寒酷暑，在家编草鞋，出门收草鞋、送草鞋。饿了，咬几口玉米粑粑;渴了，掬一捧山涧清泉;病了，也顾不得休息。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草鞋队长”。

    每当草鞋队长来到红军营地时，大家就一片欢腾，有给她端凳的，有给她递水的，有给她盛饭的，像迎接久别归来的亲人。袁大桂应接不暇，连声说：“不喝水，不吃饭。我要大家换双新草鞋，准备打胜仗。”接着她向红军战士介绍一番群众拥军的热乎劲，再讲一段生动的拥军故事。红军战士深受鼓舞，情绪更加高涨。然后，在一片亲切的呼唤声和热烈的掌声中，袁大桂又迈开大步，登山攀岭，继续去完成新的任务。

    1930年下半年，袁大桂入党了，并担任了六区苏维埃常委。她的担子更重了，但她并没有放弃草鞋队长的责任，同时承担了红军伤病员的护理工作。当时，环境极为艰苦，红区和白区交叉，往往是一涧一岗，没有固定的界线，双方“拉锯”，战斗频繁，红军时有伤亡。袁大桂帮伤员们包扎伤口，端水喂饭，洗涤鞋袜衣物等，照顾得十分周到细心。

    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被迫西撤川陕。袁大桂恰在此时生了严重的眼病，几乎失明，无法随军转移，只得留在家乡坚持斗争，不幸落入地方的恶霸地主余景高之手。

    “刘家嫂子，受惊了!”余景高假惺惺地说，“你留下来就好，改恶从善，既往不咎。就你一个?不会吧，听说还有不少伤病员，他们在哪里?只要你说了，我们一概以礼相待。嘿嘿，都是地方人嘛!”

    袁大桂一声不响，昂首望着遥远的天边，心里祷念着：“红军伤病员啊，你们快快地走远吧，不能再落入这群野兽的魔掌里……”余景高催促：“嗯，刘家嫂子，快说嘛。”

    袁大桂从容而坚定地回答：“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坏蛋，不可能知道红军的秘密!”余景高气急败坏，象疯狗似地拍案而起，大声嘶叫：“来人，我要看看这个红匪婆子有多少秘密！”

    匪徒们如狼如虎，应声将大桂捆绑在圆柱上。“打，狠狠地打！”棍棒齐下、急如雨点。她不喊不叫、不呻吟、不低头。衣服破了，血肉模糊，遍体鳞伤，袁大桂昏迷了过去。

    匪徒们的手嗦嗦发抖，是累的，更是吓的。余景高倒抽了一口凉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赤化的女人，难道是铁打的!”说着，沮丧地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匪徒们走了，余景高走了。他们去和刘氏族长刘良伦密谋更毒辣的手段。

    第三天，快近黄昏的时候，匪徒们赶来许多老百姓，刘良伦也来了。余景高站在台阶上，阴阳怪气地说：“父老兄弟们，乡亲们，休怪我余某不仗义。做个善良老百姓，安分过日子，多好！你们看看，这个刘家媳妇，不安守本分，跟共产党瞎跑，落得这种下场。哪个再不安分守已，就和她一样！”

    刘良伦从座位上站起来，也装模作样地说：“乡亲们，这是我刘门不幸，这个匪婆子，玷污了我刘家祠堂的门槛，我要用烈火来清洗污痕。来人，照规矩办！”顿时，袁大桂被通红的铁钳烙昏了过去。几盆冷水泼过后，她苏醒了过来。如此反复几次，袁大桂被折磨得奄奄一息。面对敌人的残酷刑讯，袁大桂视死如归，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最后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