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完古田会议之后，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镇赖坊村的协成店，写了一封在中国革命史上非常著名的信。这封信后来被命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收入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对当时的革命形势是这样形容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对革命形势的形容，非常适合用来形容闽西红色金融的历史。闽西红色金融实践就像是母腹之中快要成熟的婴儿，革命行程中的航船，喷薄欲出的太阳。闽西的红色金融实践为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发展播下种子，开创了先河，迎来了曙光。

    一、闽西工农银行的红色基因

    闽西是一块红色的土地，闽西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早在1921年，闽西就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邓子恢、陈明等同志，成立“奇山书社”，组织社员阅读《共产党宣言》以及《新青年》、《向导》等进步报刊。1923年，他们又在“书社”的基础上，创办《岩声》期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后来在闽西建立党的组织、革命政权和发展武装斗争作了思想方面的准备。1926年，闽西各县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1928年的春夏，闽西人民便在中共福建省委、闽西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罗怀盛、邓子恢、郭滴人、朱积垒、傅柏翠、张鼎丞、阮山、卢肇西等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后田、平和、蛟洋、永定四大暴动，建立了地方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并在永定溪南里13个乡、近两万人口的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闽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1929年的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进入闽西。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和各县县委、区委立即发动工农群众，普遍举行暴动，积极配合红军，击溃了国民党驻在闽西的反动军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创建了纵横300里，人口80多万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苏区的经济建设。早在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进入闽西之后，10月，上杭县北四区就成立了中共蛟洋乡支部，以傅柏翠为首的共产党员，按照党关于建立工农武装的指示，领导农会收缴反动民团和地主的枪械，组建农民自卫军，于1927年冬成立了蛟洋农民银行（图1），发行纸币——蛟洋农民银行流通券，面额有一角、一元两种。1928年3月，中共北四区委成立，蛟洋农民银行便成为区委的直属金融机构，区、乡所征的杀猪、宰羊、土地税都存入蛟洋农民银行，不仅充实了银行的信贷资金，也为区委的经费开支提供了资金来源。

图1   蛟洋农民银行旧址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次进入闽西以后，于7月，在蛟洋（上杭县北四区所在地）文昌阁指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对闽西的土地改革、政权建设、苏区经济发展制定了各种策略。

    9月30日，中共闽西特委发出《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第七号通告，分析了闽西“剪刀差”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确定了调剂“剪刀差”的政策，提出县区苏维埃政府要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并帮助鼓励群众创办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所剥夺，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

    10月，在闽西特委的倡导和组织下，永定县、上杭县率先创办了信用合作社。湖雷信用合作社发行伍毫、二毫、一毫（图2）三种面额纸币；太平区信用合作社发行了一元的纸币；上杭县北四区信用合作社发行了二角和伍角的纸币。此后，永定县10个区中有9个区办起了红色信用合作社。

图2   永定县第三信用合作社壹豪纸币

    闽西各地创办信用合作社取得很大成功，不但苏区老百姓互通有无，扩大了商品流通，消灭了高利贷，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确保了红军部队的供给。还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驱逐了劣币，去除了不法商家的盘剥，稳定了苏区群众的情绪，巩固了红色政权。同时，通过创办信用合作社，造就了一批管理红色金融事业的干部，为创办更高级、更大型的红色金融机构筹备了人才。

    1930年6月，中共闽西特委、红四军前委在福建上杭的南洋召开联席会议，提出要成立闽西工农银行，发行钞票，以维持金融和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准备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 9月在龙岩召开的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修正财政问题决议案》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目前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以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唯一的办法是设立闽西工农银行，各县设分行，总行随闽西政府所在地而定。”“资本定二十万元，分二十万股。”大会选举阮山、张涌滨、曹菊如、邓子恢、蓝为仁、赖祖烈、黄维仁等七人为银行委员会委员，阮山为主任，成立筹备处，着手进行工作。

    经过二个月的筹备，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并且对外营业。行长阮山，会计科长曹菊如，出纳科长陈寄今，营业科长兼秘书赖祖烈。发行一圆、二角（图3）、一角的银币券。

图3   闽西工农银行贰角券

    由此可见，闽西工农银行是在各地创办信用合作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股份制创办信用合作社的方法，直接被闽西工农银行应用，闽西工农银行的资本金，也是靠群众入股筹集的；闽西基层创办信用合作社的主要领导，直接成为闽西工农银行的领导和主要骨干；信用合作社各种管理制度及其创办经验被直接用于闽西工农银行。所以，永定县和上杭县北四区信用合作社，是闽西工农银行创办的前奏与基础。闽西工农银行传承的是闽西信用合作社的红色基因。

    二、闽西工农银行的保护过程

    闽西工农银行旧址是目前龙岩市区唯一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图4）。国家层面的重视，表明闽西工农银行旧址的文物地位可见一斑。

图4

    闽西工农银行旧址在龙岩市新罗区街心花园东侧，解放初期是“新民东路104号”，这个地方叫龙岩南门铜钵巷下井。旧址原来为两家店，一家叫泉利布店，一家是连用周的药店。1927年“改良市政”，两家店合并改造，泉利栈负责出钱，由两层升为四层，合并后为布店，设为3个股份，其中连用周1股，泉利店2股。

    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在这里正式成立并对外营业，树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成为红色金融的摇篮。      

    1933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来到龙岩，组织了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在这里办起了闽西农民银行。闽西农民银行的历史很短，1934年1月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之后，闽西农民银行就关闭了。

    1938年7月，龙岩设立中国银行驻龙岩临时办事处，这个时候还没有对外营业。1939年10月9日改为办事处。1940年8月1日改为中国银行龙岩支行。一直到解放前夕。

    抗日战争结束后，泉利布店卖给华侨李萍，房屋所有权归李萍。

    1950年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龙岩支行在这里正式成立。

    1954年8月1日，这里租给中华花纱布公司龙岩分公司。

    1958年租给龙岩新华书店。由于墙基不好，李萍自己于1966年花了2940元修缮费。李萍死后房产由女儿李秋霞继承。1982年7月2日，人民政府用15345.12元征用，从此所有权正式归人民政府。

图5   1982年7月2日龙岩市（现在为新罗区）城市建设征用办公室出具的征用李秋霞房屋的费用发票

    1982年政府买过来后，于1984年9月拨给工商银行使用。2000年7月新罗区对中山街进行改造，人代会已经通过要拆掉闽西工农银行旧址，还在7月20日《闽西日报》上刊登了拆迁公告。原龙岩人保公司的科长叶冠同志看到后很着急，刚好在7月底，叶冠与龙岩人民银行领导去福州开省钱币学会。于是他们给省钱币学会会长汇报了此事。又刚好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戴志强也来福州参加福建钱币学会。他们又专门给戴志强秘书长作了汇报。戴志强秘书长非常重视，当场答应回北京以后，马上会给总行领导汇报，叫龙岩赶快写一个报告来。叶冠他们回来以后，中国人民银行龙岩支行正式向国家银行写报告，要求保护闽西工农银行旧址，以供人民参观，传承红色基因。人民银行总行接到龙岩支行的报告和戴志强的汇报后，感到事情严重，打电话告诉当时的龙岩市政府要求给予保护，不能拆掉。并且很快就拨付了30万元修缮费，为闽西工农银行旧址修缮保护。这才有了现在这个样子。

图6   修缮后的闽西工农银行旧址

    闽西工农银行由于存在的时间不长，过去很少人知道，1975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人员对革命文物进行了一次普查。叶冠同志全程陪同，根据他了解的关于闽西工农银行的情况，向普查组汇报后，普查组充分肯定闽西工农银行旧址是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应该加以保护。当时龙岩县文物部门才引起重视，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闽西工农银行在这里办公营业时间并不是很长，1930年12月15日，闽西工农银行随闽西苏维埃政府撤离龙岩城，先是流动于小池、大池一带，至月底，转移至永定虎岗，行址设在虎西村德和店。1931年7月上旬，闽西工农银行随闽西苏维埃政府撤离永定虎岗，辗转于上杭的白砂和长汀的涂坊。1931年10月23日，闽西工农银行由涂坊搬到长汀县城，行址设在十字街永华洋货店。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1934年10月中旬，闽西工农银行随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由长汀县城搬到长汀的四都山区。由于历史原因，1935年春，闽西工农银行停止营业。

    三、闽西工农银行的历史贡献

    闽西工农银行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中国红色金融事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为红色金融事业培养了大量骨干

    闽西红色金融事业的伟大实践，造就了大量的金融人才。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大胆创新，开拓红色金融事业。

    如曹菊如同志，1930年6月回国后参加革命。同年9月和邓子恢等一道筹建闽西工农银行，被任命为闽西工农银行委员会委员。11月任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后兼总务科科长及营业科科长，并任闽西工农银行党支部书记。1932年初调至瑞金，协助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国家总金库，整顿税收，统一财政等。3月国家银行正式营业，先后担任会计科科长、稽核处处长、国库处处长、业务处处长，以及党小组长、党支部干事、党支部书记、银行学校主任教员。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副行长，兼任西北办事处财政部会计科科长。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银行行长。解放战争时期奉命赴东北，参加晋察冀边区银行冀热辽分行筹建工作，任命为经理。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总会计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图7    年轻时的曹菊如同志

    赖祖烈同志是福建永定人，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是永定信用合作社创办的具体负责人。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后，任营业科科长兼秘书。1932年初，与毛泽民等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任福建省分行行长兼福建金库主任。1933年随军到各地筹款筹物，积极为党和红军筹集经费，受到中央表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周恩来总理的财务秘书、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政务院参事、政务院苏联专家招待处处长、国务院专家工作管理局局长、中南海管理局局长等职。负责管理中共中央特别经费和协调使用全国各地党组织的经费，代为保管办理毛泽东主席的个人稿费等。

    阮山同志，也是永定人。福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创建人。1929年5月红四军入闽后，任湖雷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0月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3月任闽西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委员会主任，闽西工农银行行长。1932年调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参与领导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回到中共福建省委工作。

    还有曹根生、黄亚光、陈寄今等同志，都是土生土长的闽西人。

    毛泽民与钱希钧虽然不是闽西人，没有在闽西工农银行工作过。但他们滞留在永定县虎岗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时。毛泽民担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负责红军部队供给工作过程中，经常与闽西各个财政金融机构打交道，非常熟悉闽西工农银行及其信用合作社的各项工作。根据曹菊如回忆，毛泽民非常关心闽西工农银行工作，为改进闽西工农银行的记账方法，托地下交通员从广东购买《银行簿记实践》给他。说明毛泽民与闽西工农银行、与曹菊如的关系非同一般。

    李六如虽然是湖南人，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因交通阻隔滞留在永定虎岗，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直接领导了闽西苏区信用合作社和闽西工农银行工作。也曾经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兼内务部长。到达瑞金以后，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税务局局长，后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副行长、代理行长。

    1932年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最初的5个人，可以说都是从闽西过去的。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就没有红色金融的历史。

    （二）、直接支援了国家银行开办资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非常特殊时期，非常艰难困苦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是凭着一种坚定信仰，一个顽强意志，一股满腔热血，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艰苦奋斗、舍生忘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开办地点，租用的是瑞金叶坪一家农民简易的两层土墙楼。楼下的堂屋是营业部，一间侧房作库房；楼上三间，一间是毛泽民的办公室兼卧室，另外两间是工作人员的宿舍。就是在这样非常简漏的屋子里，包括行长在内的5个人，却管理着中央苏区二三百万人口、五六万红军部队的金融供给。

    据曹宏、周燕所著的《寻踪毛泽民》一书记载：“按章程规定，建立国家银行需财政部拨款100万元。实际上，其中80万元是债款，到位的仅有20万元，还是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不久也被财政部调走了。”

    国家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所以，国家银行在各红军部队设立派出机构，重要的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都要派人随部队到前方筹款。

    1932年4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入闽作战攻克漳州。从4月下旬至5月底，红军在漳州分兵活动，筹集到100多万光洋及其大量物资，为国家银行的开办起到决定性作用。

    从上述记载的历史情况可以看出，闽西工农银行不但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建立，输送了人才，还在国家银行建立之初直接转去了20万元，在资金上为国家银行的建立提供了支持。

    （三）、各项规章制度被红色银行采用

    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成立时，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当时没有办银行的经验，规章制度也是闽西各地信用合作社般过来的，他们采用的是中式账簿和旧的记账方法。后来部队从豪绅家得到一本银行簿记讲义，曹菊如就把一张复杂的记账表画下来，进行研究。后来，毛泽民托地下交通员从广东买来一本《银行簿记实践》，经过研究，才初步获得现代银行会计、营业和出纳等制度的知识，从而建立起闽西工农银行的各种工作制度、业务制度、管理制度。1932年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时，曹菊如把这套制度带了过去。

    根据史料记载，红色政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式颁布银行章程的只有《闽西工农银行章程》（1930年9月）、《湘赣省工农银行简章》（1931年12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1932年5月）三个。可见，《闽西工农银行章程》是红色政权最早的的银行章程。此外，闽西工农银行管理委员会还制定了《闽西工农银行业务运营规则》，明确了会计核算、负债管理、工商（农）信贷、资金汇划、转账结算、金银兑换、货币发行、金库保卫等业务运行制度。

    曹菊如带着这些制度到瑞金，参照这些制度拟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国家银行特别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国家银行透支暂行规则》等规章制度。并在此后逐步建立起了金库制度、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等一整套银行管理制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曹菊如在回顾、总结红色金融历史时，非常肯定地说：“从制度上和技术上来说，闽西工农银行为国家银行的建立是做了准备工作的。”

    （四）、货币体制一直沿用到现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发行什么货币。20世纪30年代的闽西与赣南地区，货币体制非常混乱。市面上流通的货币非常复杂，不但有中国、交通、中南、裕民等银行发行的纸币，而且还有地方军阀发行的不兑现的纸币以及各种地方银行、商会遗留下来的杂钞劣币。货币的种类也多种多样，有银元、铜板、银币券、铜元券等。各货币品种之间的相互兑换非常复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之前，红色政权发行的货币也有两种，一种是以闽西工农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信用合作社发行的银币券，即以元、角、分为计价单位。一元等同于一个大洋，即一元纸币可以兑换一个银元，包括“袁大头”“孙小头”“鹰洋”等。十角为一元，十分为一角。银本位货币体制的好处，就像闽西工农银行行长阮山在庆祝《工农银行周年纪念》诗歌所说：“工农政府设银行，纸票通行各地方，到处都有兑换处，随时可以换光洋。”

图8   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壹圆券，兑换说明“凭票兑付通用银圆”

    另一种是以江西工农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发行的铜元券，用枚和文为计价单位。从东固平民银行到东固银行，发行使用的都是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壹百枚面额的铜元券。江西工农银行发行使用的也是拾枚、伍百文、壹仟文面额的铜元券。虽然江西工农银行建立初期使用了壹角的吉安临时辅币暂借发行券，但很快用自己印制的拾枚铜元券兑换回收了。后面也曾经印制过壹元的银币券，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发行流通的记录。有史料记载的江西工农银行长期使用的是铜元券。

    铜元券币种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麻烦，尤其是随着时间及地点的变化，换算成银元存在不少困难。在中央苏区，群众日常生活比较习惯使用银元和银毫，铜元券在使用过程中多了一个换算层次，所以铜元券的货币体制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彻底否定。红色政权国家银行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到西北农民银行，直至中国人民银行，都使用银币券，没有再使用铜元券。说明铜元券这种货币体制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