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宁都苏区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大胜利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自从有了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苏区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就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改变，自从有了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就源源地不断催生了中国革命战争从大胜利走向大胜利，成为了中国革命不可逆转的大胜利，最终全面彻底地取得了中国革命全国性的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个全国性的政权。这个中国革命全国性的大胜利是从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开始一步步走来的。事实表明，宁都苏区不仅是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大胜利的起源地，而且是中国革命取得大胜利的起源地。因此，战天斗地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战火把宁都苏区淬炼成了中国革命大胜利摇篮。可见，宁都苏区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其表述语分为理论语和辅助语。理论语表述为：宁都苏区（宁都）是中国革命大胜利摇篮，简约语表述为：大胜摇篮。辅助语由理论语衍生而来，表述为：大赢都、赤色赢都、革命赢都。

    [关键词]  宁都苏区  农村革命根据地  反“围剿”战争  中国革命  大胜利  摇篮  历史地位  研究

    一、宁都苏区历史地位研究概况

    几十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围绕宁都苏区历史地位、贡献、意义等方面，从不同角度、深度、广度展开探讨和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曾庆圭在1986年第1期《赣南党史资料》发表《略论宁都在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一文，论述了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肖甡在2006年第3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发表《略述宁都苏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一文，认为“宁都作为中央苏区的主要县份之一, 前期是赣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之一,中期是反‘围剿’战争的指挥中心和主要战场之一,后期是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江西省军区等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 ,中央苏区江西省的大本营。”2008年11月9日，廖正本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理论研讨会上提交《论黄陂苏区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时期的中心地位》一文，论述了宁都黄陂在中央苏区的中心地位。2012年9月6日，余路晓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正确认识宁都在原中央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一文，该文从政治、军事、经济层面论述了宁都苏区的重要历史地位，认为：“从政治上看，宁都是我党领导全国苏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等重要机构的‘摇篮’。”“从军事上看，宁都是中央苏区战争的主要决策指挥中心和重要的前沿阵地。”“从经济上看，宁都为苏区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第一保障’。”2013年12月23日，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理论研讨会上，又收到了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宁都苏区历史地位的文章。石仲泉在《宁都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认同“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万义兵在《宁都在中央苏区创建、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认为“宁都是中央苏区初创政权建设的起点。”“宁都是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核心地区。”“宁都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执政的重点区域。”李辉荣在《宁都苏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中主要论述了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革命的政治军事中心和红色摇篮，是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大本营和主战场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地形成地和发展地等。王检生在2015年第3期《党史文苑》发表《试论宁都对中央苏区形成的历史贡献和应有地位》一文，论述了宁都是苏区的摇篮，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无一例外表明，宁都苏区历史地位的重要性。在一个时期里，宁都县一直使用“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历史地位表述语。2013年上半年，宁都县又开始组织力量论证，把宁都苏区的历史地位表述为“苏区摇篮”。这些表述语在使用过程中，褒贬不一。

    正确认识宁都苏区的历史地位，需要对宁都苏区历史进行再梳理、再研究、再定位；需要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科学研究；需要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国革命的历史大进程中去研究宁都苏区历史；需要根据宁都苏区历史的主要特征。用比较精炼的语言提炼出宁都苏区历史地位的表述语，表述语力求通俗、易懂、易记、响亮。

    二、宁都苏区历史的主要特征

    第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宁都苏区是拓展和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标志地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暂时进入低潮，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实践中最先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成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到1930年上半年，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在南方国民党统治着的一些大城市，被农村根据地包围的形势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这就扩大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视野，进一步认识到农村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1930年1月，毛泽东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对农村包围城市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概括，其中就有“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的农民斗争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0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27页。]强调建立“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0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27页。]这些文字实际上确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途径是在农村建立工农政权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从而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问题说清楚了。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此后，在创建宁都苏区、中央苏区及进行的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乃至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拓展和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

    以上事实，从沈谦芳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得到诠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总结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斗争经验，深刻把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系统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只有这条道路，才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 沈谦芳：《大力弘扬中央苏区先行先试的改革精神》，《江西日报》，2020年9月21日第10版。]沈谦芳的研究进一步认为：“拓展了中国革命伟大道路。这条道路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根本依托，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发源于井冈山斗争时期，基本形成于中央苏区时期，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越走越宽广。”[ 沈谦芳：《大力弘扬中央苏区先行先试的改革精神》，《江西日报》，2020年9月21日第10版。]

    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指导下，与宁都苏区都有密切关系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以及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大胜利。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大胜利，意味着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苏区军民以宁都苏区为中心拓展和基本形成这条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大步，标志着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拓展和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无论从实践和理论上都得到了满意的解决。”[ 黄干周：《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形成》，《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第93页。]事实表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宁都苏区是进一步拓展和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标志地。

    第二，宁都苏区是中央苏区的核心组成部分

    1929年2月13日，红四军从井冈山首次进占宁都城，不久，挥师东进闽西。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书面向中央报告：“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尚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惟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1版，第5页。]遵照这一战略，红四军由闽西回师赣南，1929年4月29日，红四军武装攻占宁都城。随后，建立了中共宁都临时县委、宁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宁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表明宁都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和红军的武装开辟取得实效，表明红军从井冈山下山后有处“落脚点”。 这是宁都苏区早期的县级政权组织形态，是红四军自井冈山下山来“最早一批建立的县级红色政权之一。”[ 曾春生：《宁都城攻坚战略纪略》，《百年潮》，2020年6期，第76页。]

    在此基础上，1930年2月，红四军第四纵队进驻宁都，帮助成立中共宁都县委、宁都县苏维埃政府。宁都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表明宁都苏区初步形成。红四军四纵队驻守宁都工作达20多天，不仅推广了苏维埃政权，而且还分配了土地，进一步巩固了宁都苏维埃运动的成果。至1930年冬，全县建立了14个区委、区苏维埃政府，152个乡苏维埃政府。至此，宁都“已经红了百分之九十八”[ 中共宁都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宁都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版，第54页。]“全县横直八九十里都是赤色区域，在赤色区域内，普遍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 中共宁都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宁都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版，第54页。]宁都的红色割据局面基本形成，是赣西南一块稳定的全红县之一。到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大胜利前后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宁都苏区连续驻扎4个月零23天，红军开始拥有宁都苏区这块稳定的革命根据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这是在此之前至红军井冈山下山后，从未有过的；这是红军自井冈山来，拥有的第一个这么长时间且稳定的“扎脚地”。

    正当宁都苏区蓬勃发展之际，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是时，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发展到30余县，拥有宁都等14座县城。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中央苏区开始初步形成。当时的文献上已开始有了中央苏区的称谓，实际上，其开始的范围只有赣西南一块革命根据地，即江西中央苏区。到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闽西苏区才与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大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宁都苏区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表明苏区中央的形成。另外，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少共苏区中央局，这些机构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红军、共青团的最高决策指挥中心和领导机构。从此，宁都苏区在中央苏区的战略地位迅速得到提升，成为中央苏区前期政治军事中心。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认为：“中央苏区的重心在赣南。赣南苏区的全红县有10多个，而就其作出的历史贡献、发挥的历史作用和产生的历史影响而言，根据我的考察，最重要的可能是瑞金、兴国、宁都、于都四县。……我将这四县称为赣南苏区的‘金砖四县’。”[ 石仲泉：《宁都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为红色中华而战——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理论研讨会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20页。]

    中共苏区中央局十分重视宁都苏区的战略地位，为实现向赣东北扩展的战略目标，从1932年底至1933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军区先后由兴国迁驻宁都苏区。

    从红军首占宁都之日算起，宁都苏区历时5年零8月。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持续时间最久的一块核心苏区之一。

    第三，宁都苏区与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都有密切关系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土地革命战争与反“围剿”战争的关系进行了科学总结，指出：“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13页。]换言之，土地革命战争主要就是反“围剿”战争。因为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反“围剿”战争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

    1930年秋到1934年秋，国民党军先后五次调集10万、20万、30万、40万、50万军队“围剿”中央苏区和红军，中央苏区和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正如石仲泉归纳的一样：“这段时期的历史是革命环境最为艰难、斗争形势最为险恶、挫折和曲折最为频繁、党和红军几乎濒临绝境而又发生生死攸关的转折的时期。”[ 石仲泉：《宁都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为红色中华而战——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理论研讨会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16页。] “反‘围剿’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决斗”[ 石仲泉：《宁都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为红色中华而战——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理论研讨会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16页。]，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多次转战宁都苏区进行一次又一次反“围剿”战争，使宁都苏区与历次反“围剿”战争都有密切关系，其中与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关系最为密切。石仲泉归纳了这种关系，“宁都与历次反‘围剿’都有密切关系。它是第一次反‘围剿’的红军集结地、指挥部和主战场之；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决策地和备战基地；第三次反‘围剿’的主要战场之；第四次反‘围剿’的巩固后方；第五次反‘围剿’的后方基地、阻击地和最后放弃的核心根据地之一。相比之下，其他一些县与历次反‘围剿’都没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并能发挥上述那样的重要作用。”[ 石仲泉：《宁都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为红色中华而战——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理论研讨会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18页。]

    此外，多次转战宁都苏区的邓小平于1972年12月12日重回宁都黄陂等地视察，指出：“这是个好地方，是反‘围剿’中心，很重要，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牺牲了很多人。”[ 廖昌义.：《邓小平的赣南黄陂之行》，《.党史文苑》，2009年第4期，第53页。]邓小平一言以蔽之，道出了宁都苏区在反“围剿”战争中的地位、作用、贡献等，也道出了宁都苏区与反“围剿”战争的重要关系。

    确实如此，以宁都苏区为中心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成了中央苏区革命斗争最迫切、最主要、最重心的任务，实际上也成了当时中国革命最迫切、最主要、最重心的任务。在历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宁都苏区还发生了许多与历次反“围剿”战争关系密切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少共苏区中央局，恢复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爆发的宁都起义，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黄陂会议）、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热烈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含青塘会议）、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严坊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中央苏区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组建的红军第五军团、少共国际师，建立的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开办的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迁驻宁都苏区的江西省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军区等。应当指出，这些发生在宁都苏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中央苏区其他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反“围剿”斗争，都是直接或间接服从和服务于军事领域的反“围剿”战争这一重心任务的。

    三、宁都苏区历史地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

    在中共的推动下，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国共两党组成了革命统一战线，进行北伐战争，国民大革命由此兴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告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但不久，南昌起义部队遭到潮汕失败。
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爆发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历经15个月的革命斗争岁月后，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来到赣南、闽西等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壮大红军力量。

    但随着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蓬勃发展，李立三过高估计了形势的发展，他脱离中国的国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极力鼓吹城市工人罢工和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性，批评和反对毛泽东的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和理论，指责毛泽东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起草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必须集中全国红军攻打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进而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立三路线”）的指令下，红一军团别无选择只好向南昌推进。在推进中，红军发现城内守敌早已加强守备，无胜算把握，便向南昌虚晃一枪后，转头西进湖南。在此期间，红三军团乘长沙一时空虚，趁机攻占长沙。但很快遭敌反扑，不得不退出长沙。红一、三军团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镇会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然后，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久攻不克，遭受重大损失。于是，红军果断撤围长沙，回师江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对“立三路线”由怀疑进而开始自觉抵制和反对。

    在回师江西中，鉴于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包括不少高级干部，对“立三路线”认识不清，仍主张打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朱德等耐心说服大家先打吉安。就在此时，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来了中央给长江局要红一方面军返回湖南再攻长沙的严厉指示。毛泽东耐心说服周以栗放弃打长沙，转而打敌人薄弱的吉安。攻克吉安后，因毛泽东、朱德等之前已表示过，打下吉安再打南昌、九江，于是，他们率领红一方面军从吉安向南昌推进。当红一方面军总部行进到清江时，获悉了国民党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的消息。为了研究应敌方略，在罗坊会议上讨论通过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主力红军东渡赣江，逐次向苏区中心腹地作战略退却。1930年11月27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关于到黄陂小布集中的命令》，12月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到达战略退却的终点，即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一带农村地区。黄陂人民扎起彩门，门两边用“黄陂”二字题写张贴了一幅嵌字联，上联是：黄虎出林啃白犬；下联是：陂水深潭养赤龙。黄陂苏区干部、群众和赤卫队员敲锣、打鼓、吹唢呐、放鞭炮隆重欢迎红一方面军进驻黄陂、小布。黄陂、小布一带地区崇山峻林，具有优良的地理条件和人民条件。康克清回忆：“一次反‘围剿’前，红军为什么到黄陂、小布地区集中？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人民条件好，这是首要的一条……第二，就是地形好，敌人进来了，我们可以把它围住，像鸡关在鸡笼里一样。有这些条件，红军就好对付敌人。”[ 康克清：《红军在黄陂、小布地区集结》，《圭璋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1月出版，第234页。]谭震林回忆：“一次反‘围剿’，红军为什么到黄陂、小布集中？第一是人民条件好，第二是地形好。如敌人到小布来，我们可以就地把它消灭。”[ 谭震林：《谈中央红军第一、二、三次大“围剿”》， 《圭璋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1月出版，第235页。]

    主力红军全部战略退却到黄陂、小布一带农村地区后，毛泽东于1930年12月上旬在黄陂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史称黄陂会议）。会议期间，收到了《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公开批评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并风趣地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近在门口的不相信，离得很远的却很相信。”[ 谭震林：《谈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大“围剿”》，《圭璋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1月出版，第236页。]决议指出：“宁都的黄陂会议，更具体的指出党内有两条路线，必须推翻那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执行这条正确路线，革命才能走向胜利的道路”[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教研室选编：《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定——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1931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页。]。决议指出的“执行这条正确路线”，就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次总前委扩大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进一步坚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为红军武装夺取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科学的理论基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主力红军全部到达战略退却的终点黄陂、小布一带农村地区，表明党和红军的工作重心实际上又从城市完成转移回到了农村，表明坚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钢铁意志。

    经研究，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张辉瓒、谭道源两师。1930年12月24日，敌谭道源第五十师在源头村大肆拉夫，计划进攻小布。为此，红一方面军总部分别于12月25日发出《伏击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红字第9号命令、12月26日发出《继续准备歼灭进犯小布之敌》红军第10号命令。12月25日、27日，红军先后两次在小布设伏，准备伏击谭师，但谭师死守源头，设伏未果。虽未果，但设伏奏响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开场锣鼓。12月28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探知谭师仍在源头一带，而敌张辉瓒第十八师主力正向上固、龙冈开进。于是当即改换目标，当晚在黄陂发出《横扫左翼之敌张辉瓒等部的命令》红军第11号命令。12月29日，主力红军从宁都秘密西移，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发出《攻击龙冈张辉瓒部的命令》。12月30日8时许，龙冈战斗打响，至下午4时，歼灭敌张辉瓒第十八师两个旅，活捉师长张辉瓒及其官兵9000余人，缴枪9000余支。龙冈战斗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红军胜利捷报》，捷报称这次战斗为“在龙冈空前的大胜利。”[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胜利捷报（片断）（1930年12月3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1版，第630页。]1931年1月1日和2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宁都南林、小布连续下达两道命令，追击从源头逃至东韶的谭师。1月3日上午，东韶战斗打响，激战至下午5时，歼灭敌谭道源第五十师一个多旅，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获武器3000余件。龙冈、东韶两仗，共毙伤俘敌1.5万余人，缴获武器1.2万余件。

    以宁都苏区为中心的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是一场战役，它主要包括龙冈和东韶战斗，红军在五天内二战二捷。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宁都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苏区中央局“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中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 《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1931年1月15日》》，《石叟资料》影印件。]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大胜利震惊中外，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苏联的《真理报》《共产党人》《革命东方》《共产国际》、日本的《读卖新闻》、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新华早报》《中国军人志》等媒体，纷纷以不同形式在第一时间刊登消息，有的以斗大标题醒目登载，有的抢登头号新闻，有的还发表署名文章，有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地位和介绍他的简历等，中央在上海秘密媒体《红旗》《捷报》等刊物也转载了消息，并发表评论。消息传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后，震动了布哈林、斯大林等领导人，他们都盛赞红军捉到了张辉瓒。

    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和评价。中央政治局指出：“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中央档案馆编：《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43页。]

    毛泽东于1931年2月17日出席了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麻糍石下召开的“热烈庆祝反‘围剿’ 胜利暨迎春大会”。当天正是大年初一，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我们红军四万，只用五天时间就打败十万敌军的大‘围剿’，这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这个胜利，是红军的胜利，是苏区人民积极支援红军、保卫苏区的胜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制：《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33、334页。]后来，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也回忆说毛泽东在小布庆祝大会上称赞这次胜利为“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 吴吉清：《活捉张辉瓒》，《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47页。]。毛泽东把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高度评价为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意味着此前红军的胜利都是小胜利或一般性胜利。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与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和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谈话时，亲口说：“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搞军事更是这样。……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 牟雷：《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形成与发展》，《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3日11版。]

    朱德高度称赞“第一次反‘围剿’打得很好。”[ 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130页。]“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130页。]“胜利还是伟大的。”[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上卷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2版，第210页。]

    刘亚楼赞誉“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一·“八一”的枪声》，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00页。]“这个胜利像一声霹雳响”。[ 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星火燎原全集普及本之一·“八一”的枪声》，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00页。]

    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大胜利也有评论：“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47页。]

    的确如此，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大胜利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意味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苏区军民以宁都苏区为中心拓展和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大步，标志着从理论与实践给合上，拓展和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次大胜利用铁的事实表明，从理论与实践给合上，宁都苏区是拓展和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标志地，并且是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大胜利的起源地。

    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不仅表现为红军军事斗争方面的大胜利，而且还表现为战略方针和红军作战原则、积极备战、政治动员等方面的大胜利。

    首先，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是战略方针和红军作战原则的大胜利。从1930年夏季开始，红军得到较大发展，约有3万余人，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到中央苏区初步形成时，“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来了。毛泽东对反“围剿”战争的初战或序战问题非常注意，在黄陂会议上深入研究了战略反攻方针和怎样打好第一仗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打好反“围剿”的第一仗，至关重要。第一仗不仅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而且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43页。]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慎战思想。同时强调“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41页。]郭化若回忆： “（黄陂会议）主要是讨论怎样待机破敌，打好反‘围剿’的第一仗问题。这阶段是把军队集中起来，由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由游击战转为正规战（运动战），扩大革命根据地。”[ 郭化若：《根据地很重要》，《圭璋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1月出版，第223页。]1930年12月下旬，在小布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上，毛泽东拟写的一副对联张贴在主席台两侧，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期间，红军在战略上成功运用了“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红军作战原则，战术上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作战形式有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追击战、伏击战等。及至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后，“红军开始向运动战发展的新阶段，并坚实地迈出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的伟大的第一步。”[ 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江西党史资料》，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1990年第17辑第117页。]毛泽东指出：“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25页。]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大胜利，证明了 “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红军作战原则是正确的，凸显了 “诱敌深入”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红军作战原则的大胜利。

    其次，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是以宁都苏区为中心的苏区军民积极备战的大胜利。苏区人民坚壁清野，断绝敌军接济。如东韶人民严密隐藏粮食、柴米油盐、锅瓢碗盏、碾米用的砻、碓等，人员进山，使进犯东韶之敌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好觉，找不到向导。敌人进到苏区，就像虾子落到滩头，寸步难行。苏区人民组织军事交通站，形成了秘密交通网。如宁都苏区组织了侦探队侦探情报，将每日所得情报报告红军指挥机关，红军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变成了“千里眼”“顺风耳”“天兵神将”。 红军在宁都苏区展开了紧张的战前练兵活动。1930年1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黄陂发出《三十条作战注意》，简明规定了作战部署和行军、进攻、防御、追击、山地战斗等方面的原则，对指挥员的指挥职责、位置、方法，通讯联络，部队的搜索、警戒、散开、射击、刺杀等战斗动作，以及战场纪律、对敌宣传、战场救护、后方工作和战后注意事项等提出了要求,在军事上为战略反攻作了充分准备。苏区人民积极参加主力红军，发展地方武装，加强赤色戒严，组织站岗放哨、封锁消息，骚扰敌军。大战前夕，黄陂、小布组织了向导队、侦察队、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问队。在东韶战斗中，小布源头村赤卫队和附近群众，在牛角湾成功牵制了敌谭师两个团的兵力，为东韶战斗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紧急通令》，要求筹款60万元，然后又发出“财字第二号”《通告》，要求筹款30万元。红一方面军主力集结地的宁都苏区，及其邻近的兴国县、于都县、于北区等苏区，尤其是黄陂、小布等苏区人民献粮献米、送菜送柴、出钱出物等，筹集了大批的粮油、食盐、木柴、蔬菜等物资，专门在黄陂的大夫第设立供应站，光为三四万红军供应粮食就达到七、八百万斤。黄陂、小布还设立了兵站，负责转运支前物资、枪支弹药，收容伤病员，在军需保障上为战略反攻作了充分准备。红军军需保障，从以红军保障为主转变到以地方苏维埃党政保障为主。郭化若回忆：“我们从汀州向长沙进军的途中，一边行军一边筹款。每个战士都背粮食。到了袁水流域筹得更多了。到黄陂、小布以后才改为红军粮、款统由地方党组织供给。”[ 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史料选编——纪念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中共吉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2010年9月编印资料，第180页。]因此，宁都苏区是红军就地进行军需保障开端的地方。对此，萧克回忆道：“那时候，我们的部队驻在黄陂、小布一带。时间那么久，但吃饭、吃菜一点都不困难。那里的人民条件确实好。”[ 萧克：《向赣南、闽西进军和第一次反“围剿”》，1970年10月29日曾庆圭访问萧克记录，宁都县博物馆藏资料。]康克清回忆：“那里是中心区，工作做得好，红军去了有吃的，住得下。”[ 康克清：《红军在黄陂、小布地区集结》，《圭璋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1月出版，第234页。]正是有了以宁都苏区为中心的苏区军民积极备战，才使得敌人士气低落、战斗力减弱，为武装夺取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大胜利准备了条件，这应该归功于以宁都苏区为中心的苏区军民积极备战的大胜利。

    第三，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是以宁都苏区为中心的苏区军民政治动员的大胜利。毛泽东认为：“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既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胜利的志愿，我们的工作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22页。]并要求“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22页。]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和苏区人民以宁都苏区为中心进行了紧张的思想政治动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布了《宣传动员令》，公布了对敌军宣传的12个口号。部队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人人开口宣传。康克清在小布街上向群众演讲：“我们红军从赣江西岸转移到小布这一带来，并不是害怕敌人，而是为了诱敌深入，攥紧拳头痛打进犯苏区的白军。”[ 李志民：《第一次反“围剿”》，《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2期，第49、50页。]在敌军的必经之地，到处张贴涂写瓦解敌军斗志的标语口号，这些到处布满的每一条标语如同红军增加了一个军的力量，威力无穷。苏区军民还将对敌宣传品寄送或直接散发到敌人队伍中去。这些政治动员措施似无形的武器，大大动摇和瓦解了敌人军心。宁都、兴国、于都、赣县、吉安、泰和、永丰等苏区人民，采用召开紧急动员会、印发政治宣传动员材料的各种办法，迅速将广大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投入到反“围剿”斗争中去。1930年1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黄陂印发《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其中说到：“我们又大贴标语，又做白军士兵宣传，敌人又很动摇，还没有开始打仗，敌人就步步失败了，我们就步步胜利了。敌人又恐慌又动摇，给他一个猛打，哪有不胜之理。”[ 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工作紧张起来，争取决战胜利（1930年12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610页。]以宁都苏区为中心的战前政治动员达到了“唤起工农千百万”，苏区军民同心同德，斗志昂扬，同仇敌忾。人民群众支援红军、拥护红军，积极支前、参军、参战，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大胜利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这得益于以宁都苏区为中心的苏区军民政治动员的大胜利。

    总而言之，国民党军纠集10万之众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战争，妄图把苏区和红军扼杀在摇篮中，对苏区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场大考，是一次重大的挑战和危机。在苏区和红军的危急关头，区区只有三四万的红军在以宁都苏区为中心的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和配合下，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敢打必胜，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和化枭为鸠、化腐为奇、化危为机的经典战例，实现了八大转变。一是党和红军工作重心的转变。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党和红军的工作重心在城市。到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党和红军的工作重心实际上又完成转移回到农村。实现了党和红军的工作重心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二是根据地中心的转变。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形成后，根据地以东固苏区为中心。随着红军主力全部集结在宁都苏区，根据地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以宁都苏区为中心。实现了根据地的中心从以东固苏区为中心到以宁都苏区为中心的转变。三是红军稳定性的转变。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大胜利前后，红军开始拥有宁都苏区这块稳定的革命根据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这是在此之前至红军井冈山下山后，从未有过的；这是红军自井冈山来，拥有的第一个这么长时间且稳定的“扎脚地”。实现了红军稳定性从流动状态到稳定状态的转变。四是战略战术的转变。罗坊会议前，红军以游击战为主。在罗坊会议上通过的“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运用成功。实现了战略上从游击战略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转变、战术上从游击战术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转变、作战形式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形式转变。五是军需保障的转变。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实现了军需保障从以红军保障为主到以地方苏维埃党政保障为主的转变。六是攻防态势的转变。“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应用。”[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20页。]红军向黄陂、小布一带农村地区作战略退却，属于积极的防御，随后，红军以宁都苏区为中心对国民党“围剿”军进行反攻，实现了红军一反“围剿”攻防态势由防御到反攻的转变。七是战争结果的转变。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红军取得的胜利是小胜利。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战争结果发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战争结果从小胜利到大胜利的转变。八是红军无线电的转变。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大胜利后，红军利用缴获的一部半电台在小布设立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成立了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不仅开创了红军无线电技侦事业的先河，而且通信工作从徒步、骑马、有线电话等方式通信逐步转到无线电信号通信。实现了红军无线电从无到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