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大约在黎平会议至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的情绪日益高涨，心情舒畅，在马背上断断续续哼成了《十六字令三首》。山，是这三首小令的主题意象，既是诗人对第一自然状态的所有山的外在形体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又是诗人寄寓了一定情志的审美创造。它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它非常形象，又甚为抽象；它是山的艺术典型，是诗人所创造的第二自然。三首小令从三个不同的审美视阈展现了山的横空接天的高峻、颠连逶迤的磅礴、力擎蓝天的崇高，极典型地显示出山的自然性的外在特征；同时又赋予山以丰富的社会性，使之闪烁着革命者的壮美精神。这三首小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篇章，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山的审美形象，既描绘出了山的最具本质特征的外观形态，又抒写出了山的独特的内在性格和情操。长征能够夺取胜利正是因为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三首词正是反映了在崇山峻岭的贵州，毛泽东复出过程中伟人的兴奋之情。

    第一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描写出了山的高耸和红军奋勇前进的雄姿，展示了革命者的豪情，人与山相互映衬；用“离天三尺三”描写山的高耸，又用“离天三尺三”的高山烘托革命者“快马加鞭未下鞍”的豪情，相得益彰。纵观伟人毛泽东长征前后的不同处境，笔者认为，这首小令讲的应该是中央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向贵州进军，到遵义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毛泽东无比兴奋的心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英雄气概。

    通道会议是在博古一筹莫展的情况下，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打破了自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两年多以来头一回参与军事决策，他坚决反对李德、博古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长征以来，毛泽东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大多数同志的赞同，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了重大影响。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正式建议中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继续西进，向遵义挺进，并在该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博古仍然坚持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政治局正式认可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表达了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重大改变。决议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的地位正在上升。黎平会议后，特别是毛泽东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准确判断以及提出的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行动路线，使中央的大多数同志摆脱了机会主义的枷锁，解放了思想，找到了办法，看到了希望，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长征期间担任毛泽东勤务员、警卫员的陈昌奉在其回忆录《跟随毛主席长征》中说：“从黎平到剑河，从剑河到台拱，从台拱到黄平几乎一天一个县城。翻山越岭已不觉得那么累了。”这段文字说明，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之后，毛泽东的心情愉快，在行军路上“快马加鞭未下鞍”，充分展现了一个革命者势不可挡、勇猛前进的豪情壮志。《毛泽东年谱》记载：“12月（1934年）下旬，中央红军在黔东北击溃黔军侯之担部，连续攻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前进。”陈昌奉所讲的“翻山越岭已不觉得那么累了”和《毛泽东年谱》所述“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前进”与《十六字令三首》的“快马加鞭未下鞍”互为映衬。因为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前进”了，毛泽东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心情当然就好了；心情好了，病情也就有所好转；病情有所好转，行军也就不觉得那么累了，所以才一路上吟咏出脍炙人口的《十六字令三首》。看到毛泽东心情这么愉快，陈昌奉跟随毛泽东翻山越岭也就不觉得那么累了。

    第二首：“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写出了山的雄伟，描绘了红军英勇战斗的雄壮场面。用“倒海翻江”“万马奔腾急”两个极有气势的比喻来描绘群山连绵起伏的威猛气象，使静静的千山万岭突然汹涌澎湃、喧嚣奔腾起来，形成撼天动地、势不可挡的强大巨浪，象征着长征途中的红军将士勇猛前进，节节胜利。

    第一，是黄平之战的胜利。讲的是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议，进行佯攻贵阳、实取遵义的黄平之战那“万马奔腾”的浩大、壮阔的战斗情景。表明党领导红军长征是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也表现出红军在黄平运用毛泽东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军事策略进行战斗的无比欢畅的心情，赞颂了红军高昂的战斗激情和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

    1934年12月25日，红军左路纵队进入黄平县境谷陇，晚上10时，红军分两路围攻黄平，一路经岩英，越冷屏山，下李家院，直抵城南；一路沿谷陇至县城大道前进，26日清晨至黄飘乡，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绕东坡乡的老虎坳、十里桥围攻县城东门，一路进攻县城郊制高点尖山坡。从施秉方向进击的右路纵队红一军团二师的几千人迂回架梁坡、石关、窝田、望城坡，直捣北门和西门，形成对黄平县城的合围之势。两路红军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经过一天的激战，于晚10时胜利拿下尖山坡。随即摆开阵势，扇面包围，数路进攻，于午夜时分占领县城四周所有山头，乘夜向县城守敌发起总攻。城东梅花五角下来的红军迅速攻占玉皇阁，毛栗园下来的红军翻越10多米高的城墙攻进后街，半河过来的红军攻到对角坡，由猫耳头沿河而上的红军攻进下水关，由石关沿百胜台进到龙洞榜山头的红军，架着大炮向城内轰击。仗打得非常激烈，把很少用的六○炮都用上了。曾参加过攻打黄平县城的某团旗手后来回忆说：“这年年底，部队进军贵州，来到黄平城下。驻扎在那里的军阀部队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为了迅速向乌江挺进，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攻占黄平。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冲锋号吹响了。团长一声令下：‘团旗，上！’我跃出战壕，高举红旗，向敌人的阵地冲上去。我听见身后杀声震天。全团战士个个生龙活虎，端着明晃晃的剌刀冲了上来。军阀部队吓得腿都软了。”在红军“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的凌厉攻势下，黔军迅即土崩瓦解。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刘伯承、陈云、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等中央和军委首长“快马加鞭”登上高耸入云的黄飘大山。俯瞰连绵起伏的群山，毛泽东不禁诗兴勃发，一路吟咏着飞奔黄平县城。

    长征途中，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得到了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支持。黄平之战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这些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战略转移，中央领导同志必须一道行军。由于博古、李德的独断专横，实行军事大转移这样重大的事情，被剥夺了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自然就无权参与决策。本来，博古等人并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由于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不带走难以服众，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博古等人还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苏区养伤，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提议：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其他一些同志也提了同样的建议，博古最后也只好同意。在确定留守人员时，博古等人准备把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分散到各个军团去。毛泽东马上就意识到：博古、李德之所以要把王稼祥、张闻天和他都分散到各军团去，名义上是为了安全，实际上是不让他们有接触的机会，以防止他们参与决策圈的活动。毛泽东还意识到，此时红军转移弄不好就会全军覆没。他虽然有自己的正确主张，如果没有人支持也是白费。在这以前，他不便与他人有过从甚密的交往，怕引起博古的猜疑。王稼祥、张闻天对他的主张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但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交换思想。因此，如能在转移中与他俩同行，那便是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最好时机。于是，毛泽东首先找到张闻天，着重强调中央领导同志必须一道行军，以便随时沟通思想，统一认识。他主张把机关集中编队，并形成梯次的行军序列。张闻天认为毛泽东言之成理，于是立即向博古阐发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一再强调：“毛泽东是政府主席，‘三人团’应该尊重他的意见。”经过努力说服，“三人团”同意把中央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在一个纵队。

    避实就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这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调集重兵在湘西绥宁、靖县、武冈一带形成一个包围圈。如果按照博古等人的意见，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就等于把遭到惨重伤亡的红军往虎口里送。在这紧急关头，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因为，在对红军围追堵截的各路敌军中，只有在黔东布防的黔军较为薄弱。当时的贵州，烟毒遍地，黔军官兵普遍吸毒成隐，因而身体虚弱，战斗力极差。又因黔军不属蒋介石的嫡系，给养困难，员额不足，装备低劣，战斗力异常脆弱。为了保存实力，免遭蒋介石吞并，必定不敢与红军恋战。毛泽东正是充分认识了敌人的这一劣势，才提出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它体现了毛泽东避开强敌、打击弱敌、保存自己、争取胜利的战略战术思想，得到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大多数中央首长的肯定。

    占领黄平，到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黎平县召开会议。会上，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主张红军先占领黄平，补充给养后再向黔北发展。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对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揭露和批判，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做出了向黄平地区进军，到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命令。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主张也是完全结合实际的。黄平历来是商贾云集之地，是黔东南地区物产较为丰富的县。这里的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压迫最深，剥削最重，因而参加革命的愿望最大。中央红军进至黄平苗寨时，苗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筹粮、救护伤员，主动掩埋牺牲的红军战士，主动掩护因病掉队的红军战士。红军在黄平期间，给养得到了加强。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红军胜利攻克黄平县城后，将“城市所存布匹购置一空”，“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多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黔北重镇遵义，位于川黔要塞，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更重要的是，这里北有红四方面军，东有红二、六军团。如果中央红军进至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就会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形成三足鼎立、相互呼应、协同作战的有利形势。在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和新的根据地建设方针的鼓舞下，红军士气大振，迅速攻占了镇远、施秉、黄平数城，为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后来未能实现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但却再一次打乱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计划，使久经锻炼的三万多革命精华得以保存下来。

    第二，是与“左”倾路线斗争的胜利。讲的是李德、博古对运用毛泽东军事策略取得的黄平之战的胜利视而不见，仍然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党内、军内又一次产生激烈斗争，势如“倒海翻江”。它显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强大威力，这威力掀起的洪波巨涛汹涌澎湃，而斗争的波澜也正像它那样气势恢弘，一个接一个迅猛涌现，象征着党领导下的红军北上抗日救国，为解放人民进行着波澜壮阔的革命。

    正当红军指战员乘着黄平之战胜利的东风，准备强渡乌江、奔袭遵义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却竭力主张红军不能过乌江，只能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以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企图违抗黎平会议决议。毛泽东则认为，红军应在川黔边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黄平是黔北和黔东的分界线，由黄平北部渡乌江北上便进入黔北遵义地区，由黄平折向东方就是黔东铜仁地区，中央红军在黄平又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政治局内的争论再一次激烈起来。对此，张闻天和王稼祥忧心忡忡。

    12月30日，军委纵队来到黄平县城至旧州镇之间一片茂密的橘林中休息。张闻天、王稼祥头靠头躺着忧虑地议论红军的去向。王稼祥问：“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坦然答道：“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王稼祥忧虑地说：“那，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博古、李德这样搞下去，能行吗？”张闻天愤怒地说：“不行啊，这仗这样打下去不行。博古、李德再指挥部队不行了，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比李德强多了！”王稼祥欣喜地表示同意，张闻天立马让王向部队吹风。当晚，王稼祥就将张闻天的动议和自己的看法，用电话告诉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彭表示认同。消息很快在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等将领中传开了，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聂荣臻也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这个消息传到毛泽东的耳朵前，毛泽东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建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因为张闻天在党内排位第二，又是从苏联回来，由他担任总书记，无论是中共内部还是共产国际都容易接受。12月31日，红军进入瓮安猴场后，中央政治局根据广大红军将领的要求立即召开会议（即猴场会议），决定强渡乌江，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上的组织调整作了重要的人事准备。

    第三首：“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写出了山的陡峭，塑造了山峰高入苍穹的峭拔形象，展示了其砥柱蓝天的伟岸精神，形神兼备，极为壮美，象征着长征途中顶天立地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有了党和红军，中国上空的天是绝不会坍塌的。讲的是遵义会议后，取消了“中央三人团”，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了中央总书记，毛泽东被选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回到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党和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为深刻领会“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这首小令的思想内涵，笔者结合毛泽东1925年9月作的《沁园春·长沙》和1936年2月作的《沁园春·雪》这两首词得到了一些启示。

    1925年9月，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毛泽东站在橘子洲头，看岳麓诸峰，枫林红遍；湘江碧波，片片征帆；仰望苍鹰盘空，俯视锦鳞游泳……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熟悉啊。从1911年春天起，他在长沙生活了十四五年。岳麓山、橘子洲，是他常到的地方，有时攀登，有时露宿，有时在湘江中击水，有时在橘子洲吟诗，更多的时候是与同窗好友，或啸傲岳麓宫，或漫步湘江岸，互看诗文，议论时事，抒发情怀，畅谈理想……岳麓山、橘子洲给他留下了多少富有诗情的美好回忆！今天，他面对这壮丽的景色，置身于这充满生机的山川，心旷神怡，豪情满怀，感物起兴，浮想联翩。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形势高涨，革命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也遍及十几个省，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正风起云涌地开展着。这时候，一方面是革命运动在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反动势力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那么中华民族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是继续维护黑暗衰退的反动统治，还是冲垮黑暗统治走向兴盛进步，谁将成为主宰发展方向的力量，这些问题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眼前的景色与往日的情景相叠映，近来的斗争与深沉的思索相交汇，毛泽东不禁诗兴蔚起，沉吟密咏，遂成《沁园春·长沙》词一首，用反问的形式提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时代强音。是啊，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时代，该由谁来主宰这“苍茫大地”的“沉浮”呢？毫无疑问，毛泽东把读者引向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