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木葱茏的黄平县城郊制高点金榜山（俗称架梁坡），树立着一块《中国工农红军金榜山战斗遗址》纪念碑，碑文中镌刻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耿飚和杨成武对黄平战斗的回忆。黄平是红军浴血奋战过的地方，这片红色的土地留下了许多红军将士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们对黄平永不消失的红色记忆，红军将领耿飚的回忆就是其中之一。那是1934年12月，红军长征转战黄平之时，耿飚率领红四团作为红二师的先锋，配合红三军团围攻并取得了黄平之战的胜利。五十多年后的1990年和1991年，年过八旬的耿飚曾先后在他的讲话和回忆录中谈到长征途中在黄平的战斗历程，读之倍感亲切，耿飚等红军将领在黄平指挥战斗的情景历历在目。

    1909年8月26日，耿飚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严家冲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1925年5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湖南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按照党的指示，耿飚同其他同志一道，从敌人的兵工厂秘密运出一批枪支，武装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不久受党派遣回醴陵，组建并率领农民赤卫队参加醴陵暴动和十万农军攻长沙。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后，他几经辗转，于1928年4月回到浏阳，找到党的组织，并担任浏（阳）、醴（陵）游击队队长，开展游击斗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30年9月，奉党的指示，耿飚率领游击队参加红军，历任红一军团第三军九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1933年春，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漳州战役等重大战役。他机智果敢，英勇善战，率领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红军长征中，他率部担任第二师前卫，攻克古陂，激战九峰山，夜渡潇水河，奔袭道州城，血战湘江边，沿途斩关夺隘，屡破强敌，有力地掩护了中央纵队和主力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1934年12月26日，进军至贵州的耿飚奉命率部担任红二师前卫，由施秉挺进黄平，与红三军团一起形成对黄平县城的合围之势，并运用毛泽东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军事策略取得了佯攻贵阳、实取遵义的黄平战役的胜利。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我们红四团攻占老黄平后，军委命令一军团一、二师分别在龙溪、江界两处准备强渡乌江。一师随军团本部，由林彪和聂荣臻政委指挥，杨得志、黎林指挥的红一团受命从龙溪强渡；我们二师则由红四团为前卫，在军委直接指挥下从江界强渡。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一路上大造进攻贵阳的声势。每到一地，便打听到贵阳还有多远，贵阳好不好打。还在山崖城墙上刷大标语，写上：“到贵阳还有xx里”的路标。实际上，我已经派出侦察分队，开始了渡江前的准备工作。

    攻打黄平县城，是中央经过反复思考和周密策划后才确定下来的。红军进入黄平县境后，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避开黄平县城，取道旧州，进入瓮安，北渡乌江，直取遵义。二是拿下黄平县城，然后沿着湘黔公路直捣贵阳，北上遵义。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军事布局来看，这两条路线对红军都不利。因为黄平是湘黔公路上的一个重要县城，是通往黔北地区的重要门户，又是西进贵阳的必经之地。特别是黄平南面的重安江又是一夫当关、万夫难开的军事要地，要强渡重安江并不那么容易。黔北地区临近四川，开发较早，政治、经济、文化较贵州其他地区发达，是贵州最大的产粮区，给养充足，是桐梓系军阀的发祥地。黔北重镇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又位于川黔要塞，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省主席、黔军军长王家烈怕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前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师，早已在遵义老君关至思南塘头间数百里长的乌江各渡口构筑工事，并任命黔军副军长侯之担为“贵州剿匪后备总指挥”，布防于乌江北岸，侯之担调其教导师副师长侯汉佑任“前敌总指挥”，驻防瓮安猪场。王家烈还增派其嫡系第八团万式炯部驻湄潭，加强菁口一带江防，并授意贵州旅粤同乡会向两广军阀求援。桂军廖磊之一部已开进都匀、独山地区。省城贵阳是王家烈的老窝，1934年12月上旬，红军进入贵州，王家烈为了贵阳的安全，急忙纠集东路兵力，布置于重安江至镇远一线，并亲自于12月21日乘车到重安、黄平一线布防，任命其一师师长何知重为全省“剿匪”副总指挥，命令驻锦屏、天柱一线的何知重师的第一旅（杜肇华旅）赶到施秉、黄平一线；驻剑河、台江的第二旅（李成章旅）到重安江一线；驻瓮安、湄潭、旧州的第三旅（侯之担旅）向平越（福泉）、炉山靠拢；驻马场坪的犹国材部三团急驰炉山。命令何知重坐阵施秉，行营主任黄烈侯移驻炉山。指令杜肇华旅和李成章旅在南起炉山县观音山东至施秉县烂桥（新桥）沿湘黔公路构成纵深40余公里、横宽20余公里的三道防线：黄平东坡的茶田坳至施秉的烂桥为第一道防线，着第一旅第五团（李维亚团）加上黄平县部分民团共2000余兵力驻守；黄平县城东的三里湾、尖山坡、赵家营一线为第二道防线，着第一旅第六团（刘鹤鸣团）和十四团（杜兼团长）加上机炮营和骑兵营共5000余兵力驻守，旅部驻县城；城南的五里墩至观音山为第三道防线，由第二旅第三团周相魁部驻守五里墩一带，重安一线由第二旅旅长李成章率其十六、十七两个团防守。同时还命令犹国材部驻马场坪的三团、驻瓮安的特务团、驻福泉的二团左右策应；并派黄平县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刘文钊带团丁赴谷陇作前哨。王家烈亲自坐镇马场坪“督战”，企图阻止红军西进贵阳。

    中央红军的目标是到遵义建立根据地，但黔军对黔北和贵阳防守皆甚严，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如果取道旧州，由瓮安北渡乌江到遵义，将有被乌江守敌合力聚歼的危险；如果由黄平县城沿湘黔公路攻贵阳上遵义，王家烈肯定不会拱手相让，必定死守硬拼，红军伤亡必然很大。因而对遵义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为了迷惑敌人，夺下遵义，毛泽东等人认真分析了敌人在乌江和重安江一线的布防情况后，决定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军事策略围攻黄平县城。一方面，围攻黄平县城，给敌人造成红军要攻打贵阳的错觉。王家烈为了保住贵阳，自然要将乌江南岸的黔军调过来加强重安江至贵阳一线的防卫，从而造成乌江布防空虚，红军便可由瓮安北上，顺利渡过乌江。确如毛泽东等人所料，当国民党“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得知红军“主力进至黄平”的消息后，认为红军“似有转窜贵阳以北模样”，即宥（26日）电请王家烈“保持重点于施秉、黄平之流域，俾适时与本路夹击之”。时任国民党中央军第四军参谋魏鉴贤回忆说：“红军初入黔东时，判断红军向北进攻，与湘西红军合会，红军却西进占据镇远、黄平。红军到镇远、黄平后，判断将西取贵阳，红军却又北渡乌江进取遵义。”另一方面，红军入黔，王家烈有两怕，既怕被红军消灭，又怕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吞掉。因为黔军是有名的“双枪兵”，加上官佐腐败，兵士颓糜，军无斗志，对大股的土匪都不敢打，怎能敌过红军。他为了保存实力，免遭蒋介石吞并，必定不敢与红军恋战。王家烈后来回忆说：“红军从江西出发以来，所过地方，都是长驱直入，锐不可当，他们进贵州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左路纵队由黄平）向北，企图渡过乌江，我又何必同红军硬拼。”

    为了打好黄平这关键的一仗，中央命令右路纵队红二师并由耿飚的红四团担任前锋由施秉向黄平进击，配合彭德怀率领的左路纵队迅速拿下了黄平县城。黄平之战非同寻常，以至事隔几十年后周恩来还记忆犹新。1950年10月，在接见贵州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黄平苗族代表潘学忠的手，得知潘学忠是黄平人后深情地说：“啊，黄平，当年我们长征路过那里，在那里和王家烈的军队打了一仗，我住在你们县城的财神庙里。”曾参加过攻打黄平县城的某团旗手后来回忆说：“这年年底，部队进军贵州，来到黄平城下。驻扎在那里的军阀部队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为了迅速向乌江挺进，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攻占黄平。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冲锋号吹响了，团长一声令下：‘团旗，上！’我跃出战壕，高举红旗，向敌人的阵地冲上去。我听见身后杀声震天。全团战士个个生龙活虎，端着明晃晃的剌刀冲了上来。军阀部队吓得腿都软了。”当驻守黄平县城的敌军按照王家烈“要是第一、二线不支，可退第三线阻击”的授意退至第三道防线重安后，红军要扫清北渡乌江障碍、确保中央和军委安全前进的目的已达到，也就不再向前追杀，只留下少部分警卫部队作警戒，在耿飚、杨成武率领的开路先锋红二师四团的带领下，红军主力立即调转火力，直取旧州，进攻瓮安。

    在奔赴旧州、瓮安、乌江途中，耿飚、杨成武一面派侦察员在前方侦察，一面向部队进行政治动员，继续大造攻打贵阳的声势，以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渡过乌江。

    杨成武因为在湘江战役中负了伤，这时他拄着拐杖，同耿飚站在路口，向过路的老乡试着打听：“老乡，这里到贵阳还有好多路？”

    红军两次经过黄平，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视老百姓为亲人，所以，那些过路的老乡挺友善，对红军将士私毫没有戒心，其中一位停下脚步爽快地答道：“只有一百八十里。”

    耿飚递上一支烟，那老乡接过烟笑了笑，说：“长官你不要客气！”

    耿飚笑笑，给老乡点上烟，又给自己点上烟后继续问：“贵阳好打么？”

    那老乡感到突然，没听明白，吸了一口烟问：“啥子？”

    杨成武凑上一步说：“我们想打贵阳，你看好打么？”

    “这个，”老乡听懂了，想了想，又笑着说：“王家的人都是大烟鬼，又不多，你们红军大队人马去打，那还打不开么，我看，能打开，他们哪里守得住？”

    听了老乡认真而饶有风趣的话，耿飚和杨成武禁不住会心地笑了：“老乡，我们就去打贵阳，消灭王家烈好不好？”

    老乡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地连声说：“好，好！贵阳打开了，打掉了王家兵，我们老百姓就好过了！”

    其实，红军并不是要攻打贵阳，只是想通过乡亲，把这个虚虚实实的消息传给蒋介石、王家烈听听罢了。而红军真正的意图是：声东击西，直奔乌江。

    正当红军指战员乘着黄平之战胜利的东风，准备强渡乌江、北上遵义的时候，担任中央总负责的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却又公然违抗黎平会议的决议，仍然顽固地坚持红军不能过乌江，只能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以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红军应在川黔边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黄平是划分黔北和黔东的分界线，渡乌江北上便进入黔北遵义地区，由黄平折向东方就是黔东铜仁地区，中央红军在黄平又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政治局内的争论再一次激烈起来。对此，满怀强烈革命事业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忧心忡忡。他们觉得，再让博古、李德继续掌控中央红军指挥大权，就很难避免指挥的失误，红军将会陷入敌人新的包围圈。该由谁来指挥红军呢？他们将思维的坐标凝聚到了已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斥出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仅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头衔的毛泽东身上。

    1934年12月30日，军委纵队来到黄平县城至旧州镇之间的一片茂密的橘林中休息。张闻天、王稼祥头靠头躺着忧虑地议论红军的去向。王稼祥历来对张闻天的学问和为人极为敬重，张闻天也很赞赏王稼祥的才干，两人都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革命同志，交谊甚笃，无话不谈。王稼祥当时就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坦然地回答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于是王稼祥就和张闻天一起商议把博古、李德“轰”下去，把毛泽东同志请出来指挥红军。两人商议已定，张闻天立马让王稼祥向部队吹风。当晚，王稼祥就将他俩的动议，用电话首先告诉了在前方指挥作战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彭表示认同。然后又逐一征求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和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参谋长左权以及李富春、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等将领的意见，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湘江战役之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脚化浓了，这时他就坐着担架跟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动。当王稼祥找到他交换意见的时候，他表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马上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聂荣臻当即就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在广大红军将领的一致要求下，12月31日红军队伍进入瓮安县猴场镇后，连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猴场会议），作出了强渡乌江的决定。决定中还作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了限制，同时解除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为毛泽东的复出扫清了障碍。

    在红军强渡乌江前，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为提高士气，分别将张王黄平橘林密谈的内容告诉了担任强渡乌江战役前卫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团长耿飙。耿飚听了左权和刘伯承的传达后，更加坚定了渡江的信心，并同杨成武一道，冒着风雪，连夜深入所属各连队进行渡江前的思想动员，及时将张王秘密商议请毛泽东复出指挥红军的喜讯转达到了全团指战员。当时，耿飚率领的红四团的任务是，担任红二师的前卫，在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为后续部队开好路，扫清前进障碍。江界河有新老两个渡口。新渡口在上游，江面宽约80米；老渡口在下游，江面宽约120米，两个渡口相距约3公里。渡口两岸悬崖绝壁，要想过江必然先从南岸下5公里极陡的石山坡才能到达江边，到北岸又须上5公里的陡峭石山坡，才能到达通往遵义的大道。为此，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对北岸进行了火力侦察，发现北岸渡口大道是敌军防御的重点，工事较多；而敌军在上游新渡口的火力较少，且有一条小路与渡口大道相通。耿飚和杨成武反复衡量，认为老渡口既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兵力必多，防守必严，不如走偏门，从上游新渡口发动攻击。师长陈光和师政委刘亚楼肯定了他们“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的想法。刘亚楼告诫他们：“老渡口的佯攻一定要具有声势，把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住。”担任强渡乌江战役前卫的全体红军指战员听到毛泽东同志就要回到大家中间，领导大家长征的消息后，更加提高了渡江的勇气。在中央根据地时，毛泽东经常教导大家，红军应该制造和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歼敌于运动之中。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此时，大家感到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克敌制胜的战术又回来了，个个精神抖擞，情绪激昂，对胜利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于是，大家克服重重困难，想尽一切办法，在军委工兵营两个连的配合下，胜利完成了在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的任务，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了前进通道，三万红军全部渡过乌江，顺利占领遵义城，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上，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最高“三人团”。会后，成立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三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军事领导小组，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长征途中“张王黄平橘林密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耿飚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十多年后，他对在黄平这个地方发生的这段历史依然记忆犹新。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90寿辰座谈会上，耿飚第一次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这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历史，人们才开始知道在长征路上的黄平苗乡，曾发生过一件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件。耿飚在回忆中清楚地说：

    那时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橘子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