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里，与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并列一起参加遵义会议的有个李卓然。不少参观者都疑问李卓然是何须人？他们不知道，但我知道，是我过去的同事、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李延风的父亲。可惜的是，那是在“左”猖獗的年代，她对她父亲的过往缄口不提，我从别人口中听说他父亲在遵义会议上反对过毛泽东，谁知大错特错，迷茫使我徘徊又徘徊。

    李卓然是我党早期党员。1899年11月10日出生于湘乡县潭市镇九区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他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赴法勤工俭学， 1922年夏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任旅欧支部党小组长。1926年，他与傅钟、邓小平等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任中山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军政学院党总支委员。1929年他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从事兵运训练工作，主持翻译了苏联红军的条例和条令，这是供红军参考的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1930年秋，李卓然调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央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中央红军总政宣传部长、红三军、红四军及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李卓然一到中央苏区就与毛泽东、朱德两位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一起工作。1931年，他任赣县县委书记，毛泽东就问他，你准备怎么开展工作？李卓然态度十分诚恳地说，我刚来，很多情况都不了解，我要从调查研究开始。还举例说，上海的同志来了以后，见过大世面，底下很多同志让他们做报告，他们的报告比较脱离实际，好多话老百姓听不大懂，说斯大林批判托洛斯基，结果下面的老乡就听成兔子草鸡……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这无疑与他的主张不谋而合。

    李卓然奉调到赣县任务主要是领导肃清AB团工作，所谓AB团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为中国国民党中反共者于1926年12月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团体。当时毛泽东信任的李韶九在那儿负责，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都打成AB团。李韶九简单粗暴的方式影响了毛泽东在苏区军民中的威信，怨声载道的老百姓将满腔怒火发泄在了这位刚上任的县委书记身上，大家手拿镐头将县委办公大院围了个水泄不通。李卓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深入到县委就近的村子里去做解释工作，他找来了县委做饭的大师傅给他充当翻译，就在村里的一棵大树底下开起了座谈会，通过细致工作，群众终于理解了，又对原来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行纠正。在县委领导下，赣县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扩大红军成绩显著，边界游击战也屡获战果。直到这年年底，党中央调李卓然回瑞金时，赣县干部群众带了腊肉、茶叶、鸡蛋等放鞭炮送行十几里。

    长征前夕，李卓然出任红五军团政委。红五军团以参加宁都暴动的官兵为主要阵容，董振堂任军团长，是红一方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能打硬仗。长征出发前，中央决定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任务，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李卓然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一直在后面打阻击战，和中央保持着一两天路程的距离。当敌人尾随追来时，首先接触到红五军团。有时候刚到宿营地，敌人就追了上来，甚至冲到了军团部里，情形之险恶可想而知。有一次李卓然临阵指挥，正和彭德怀用步话机通话，敌机飞来一通盲目扫射，由于猝不及防，李卓然身边的几位同志全部牺牲，步话机也毁了，李卓然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打得最为惨烈的恶仗之一，红五军团殿后，付出了巨大牺牲，保证了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队过江。任务完成后，红五军团却迟迟接不到撤退的命令，李卓然果断下令撤退，在军团部已经过江的情况下，他派贴身警卫员骑马冲回湘江桥，传令剩余部队立即过江，能过几个过几个。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4个师的敌军重重包围，阻隔在湘江以东，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

    李卓然是以红五军团政委身份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他发言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摊，拖累的我们一天走不上一、二十里地，老挨敌人袭击，指战员怨声载道……李卓然在会议上毫无顾忌、果敢地、实事求是地讲了部队的实际情况，重点讲了红五军团在“甬道”式的推动中付出巨大牺牲和惨重的代价，和指战员对中央“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李卓然还果断指出，应撤换有关领导！他的发言得到大家赞同，李卓然作为20位遵义会议参加者之一，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有着非比寻常的积极作用。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先后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主任等职。此后，他协助朱德总司令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作了坚决的斗争，赢得四方面军将士的敬重。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并打通国际路线，于1936年10月底，以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组成西路军，渡黄河开始西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由陈昌浩、徐向前担任。此后，西路军在西北的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等地区，同马步青、马步芳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英勇作战，共毙俘马家军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李卓然后来回忆西路军西征这段短暂而残酷的历史时说：“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西路军这支两万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不足千人。”“很多同志早上还在一起，到中午就不在了。”“我们的连长、指导员牺牲最大，我的警卫员经常补上去当连长、指导员，但补上去也很快就牺牲了。”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扩大会议，史称“石窝会议”， 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延安汇报，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工委书记，统一指挥剩余部队，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他带领部队钻进冰封雪冻的祁连山向星星峡挺进。绵亘千里的祁连山寒风呼啸、滴水成冰，李卓然的大胡子上结了冰条，他们饿了吃皮带、草根，困了睡冰洞雪窝，越过每座山头都是对意志、体力、生命力的严峻考验。陈昌浩的夫人生了孩子以后没法带只能埋在雪里了，离好远还听见孩子痛哭的哭声，特别惨。为了鼓舞士气，李卓然不顾自己已经冻得溃烂的双脚，不时地跑前跑后作宣传，教大家认识到能多带走一个红军战士就能为革命多献一份力量。每到宿营地，各个连队的文娱积极分子就指挥大家唱起歌，唱完《国际歌》再唱李卓然新编的《巍巍峨峨祁连山》战歌，低沉而悲壮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鼓舞着战士们战胜困难继续前进。

    石窝会议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他千方百计和电台工作人员在没有汽油、电池的恶劣条件下，经多次试制，最终用手摇发电机接通了中央。1937年4月底，李卓然和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西路军左支队的420多人到达甘肃和新疆边界的星星峡。陈云、滕代远等从迪化(乌鲁木齐)赶到星星峡迎接。在这数百幸存的西路军官兵中，许多人后来当了将军或部长。回延安后，毛泽东主席找他谈话要他承担西路军战败责任，他没有推辞 独自写了检讨，被连降八级，还遭受了同事指责。1989年去世后，《人民日报》刊登的“李卓然生平”这样评价他的这段历史：“(李卓然)在形势危急、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为战胜艰难险阻抵达新疆，保存一批革命骨干，贡献了力量”的公正评价。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卓然历任总政宣传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创办了大众读物社和西北局机关报《边区群众报》，为边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作出了贡献。

    1942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农民讲怪话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要求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带人下去，深入调查农村实际情况，看农民群众是否能够担负起征粮任务。李卓然带着西北局宣传部干事秦川(建国后曾任人民日报社长)、柯华(建国后曾任驻英大使)等人到陕西的固临县（今宝塔区临镇镇）调查。他遍访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晚上挤睡在一个土炕上，把衣服翻过来边用小扫帚扫虱子，边讨论调查心得，用两个月时间，搞了更乐区张家乡调查、临镇区觉德村调查、临镇街调查、临镇区委与一乡支部调查、庆元区赵家村调查，近10万字的调查实录和初步分析，写出了我党在陕北的第一个农村经济社会现状的综合调查《固临调查》，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边区的情况。这个调查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名义印发整个陕甘宁边区，对推动边区生产经济的发展，增加财税收入，打破敌人的封锁，巩固边区建设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为毛泽东研究三农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和数字。

    在主持西北局宣传工作期间，还有力抵制了“左”的做法。1942年的“抢救运动”中，延安各单位都接到了上级下达的指标，必须按指标规定，抓出所谓的“反革命”。《边区群众报》社也不例外，人人被怀疑为特务，个个受审查挨斗，大搞逼供信，弄得人人自危，个个胆战心惊。报社三十几个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怀疑成了“特务”、“反革命”、“红旗党员”，最后只剩下胡绩伟、金照、谭吐三个正副主编了，报纸面临停刊的局面。西北局宣传部派来联系报社工作的代表秦川将情况向李卓然进行了汇报，他采取措施把报社干部保了下来。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由于热爱报社的工作，不论是“坦白”的，还是未“坦白”的，都加班加点工作，报纸得以正常出版。1947年，在土改的时候，有一股极‘左’倾向，有些地方几乎把所有的地主都扫地出门，把富农的土地财产不按政策乱动、乱分，甚至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 “左”风席卷的时候，一些人认为宣传部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提出宣传部门要由工农干部来掌握。李卓然很稳，说先等等再说。工农干部本来很好，但干宣传工作有困难，抵制了这股“左”风。

    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这个评价是比较高的，恢复了李卓然的真实历史面貌。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万里等亲自参加李卓然的追悼大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送了花圈。李卓然去世后，孙毅将军主动上门，为老战友题写了“淡泊名利、襟怀坦白”八个字。这八个字用在李卓然身上，恰如其分。